存有與此有

海德格認為，存有學必須藉由對每個事實性地在此、屬於「我們」自己的生 命進行詮釋來回答對存有的意義。這並不是一種對於某個對象的認知活動，從該 對象上獲取某些「知識」，而始終是一種「存在式的認識」（existential knowing, existenzielle Erkennen）。換句話說，這個追問始終是在此有的生命中開始並回到自 身（1999: 14）。這個進路在 1927 年所出版的《存有與時間》獲得了更為全面的闡 明。

《存有與時間》與 1923 年的〈存有學〉課程具有兩個共通的立基點，首先是 對於「存有」探索之範圍（要追問的存有是何者的存有？是某個個別存有者的存 有還是所有存有者的存有？），其次是如何獲得存有的意義（也就是進路問題）。

他在《存有與時間》的導論（第二至四節）中明確的說明，該書所要探討的是存 有的意義。這個探討比實證科學的研究更為優先。後者談論的是作為不同對象的

「存有者」（entity, Seiende）。生物學研究的是作為生物的存有者，歷史學則探討那 些已成過去的存有者。但是這些研究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我們先行把握了什麼「是」

生物以及歷史之物。這意味著我們先行確立了各個學科中存有者之存有，方能規 定我們正在研究的「就是」生物、歷史。因此，對各個學科的存有之研究，要比 存有者來的更原初。但是海德格又更進一步的表示，他在此關心的存有，不是「區 域」的存有，而是所有存有者的存有，即一般之存有（Being in General）。換句話 說，那些圍繞著我們而「可能」成為研究對象的存有者，是如何首先被我們理解 為在此顯現且能延續下去的存有者。要回答這個問題，相當於回答那個最為一般

的存有之意義。因此，海德格心目中的存有學研究，是最為基本一門學問。這也 是為什麼他會做出以下之結論：

因此對存有的問題不僅旨在確定一種使科學之為可能的先驗的條件（科學對 存有者之為如此進行考察，因此科學早已在瞭解存有之中運作），同時也要確 保那些先於研究存有者之科學並提供其基礎的存有學的可能條件（1962: 31）。

從海德格先前對存有學的研究可以看出，他認為通往存有的關鍵道路在於我 們屬己的事實性生命。在《存有與時間》時間中，海德格已經不再使用「事實性」、

「生命」這兩組詞彙來代表那個直觀的存有者及其體驗。這可能是出於他愈來愈 嚴格且明確地將自己的研究限制在存有的領域，而不是對於具體的生命進行的對 象性分析。¹¹我們當前的目的是要釐清存有的意義，並且，這個存有是一般存有。

因此我們不能從任何一個存有者開始研究其存有，因為這樣我們很可能又回到了 區域的存有學。換言之，在諸多存有者中，我們必須選擇一個恰當的存有者來回 答一般存有的問題。對於這個選擇上的優先順序，海德格認為在一般的「存有問 題」被提出之際，其實早就有一個存有者與其有所牽涉，這就是那個詢問一般存 有的「我們」。「存有是什麼？」，當我們提出這個問題時，我們早就瞭解（無論這 個瞭解是清晰或是模糊）著我們所要追問的事物。如果不在某種模糊但仍然有所 瞭解的前提之引導下，我們便無法提出對某個事物的追問。「詢問這個問題之本身 即是一個存有者的存有方式（mode of Being, Seinsmodus）。這個存有者是從其所追 問的，也就是從存有獲得其本質上的特徵」（Heidegger, 1962: 27）。換言之，在我 們的存有當中，我們總是瞭解著存有。海德格在我們與存有的關係的這層意義上 使用「此有」（Dasein），表示「存有在此」，來代替「我們」以及「生命」。這一點 較之早先的存有學研究，相形之下又更加清楚的把「存有」的意涵顯現出來。存

11 可參考何衛平在海德格著作 Ontology－The Hermeneutics of Facticity 的中譯本所做的導論，2009:

14-15。

有不是固定下來的東西、生命形式、具體的事物，而是具有可能性發展、延續下 去的「如何」。如果我們要釐清存有的意義，那麼首先就得對此有的存有整體進行 分析，因為此有之存有與一般之存有是互相歸屬的。此有理解著存有，存有展現 在此有之存有當中。

對於此有的這種理解著存有（無論是一般存有或是區域特定存有者之存有）

的存有方式，海德格名之為「存在」（existence, Existenz）。海德格在此拆解了「存 在」一詞的結構，將其視為“ex-sistence”，也就是作為「超出」（ex）並且前往著的 形式。因此「存在」一詞在《存有與時間》中的意義就有別於傳統的“existentia”。

海德格認為後者依其在過去哲學傳統中的意義來看，幾乎等同於某種「手前之物」

（present-at-hand, vorhanden），也就放置在我們之前的實體。存在則不然，它所描 述的是「去存有」（to be, Zu-sein），也就是指我們的存有是一種不斷「前往下去」

的狀態、過程，而不是已經固定下來的客體、對象。此外，海德格主張，這種向 這自己的存有的存在，構成了存有對此有的「屬我」（in each case mineness, Jemeinigkeit）性格。對此有來說，其存有永遠是與它自己產生關連的，而它也是 不斷地到向（也就是理解）它的存有。它可以關切他人或是他物的存有，但是在 此之外總有一個「議題」（issue）與它關連，即他自身的存有。同時，存有又是一 種持續下去的可能性。因此，對此有來說，它總是關心著自己作為可能性之存有。

而既然存有是關於可能如此或可能不為如此的問題，那麼此有便面臨了兩種情 形，也就是正視存有的屬我性格，面對這種可能性進行打理、決定如何延續下去 的出路；或是在一種不願正視、迷惑或是逃避之中遠離屬我之存有。對此海德格 做出兩種存有學層次（而非倫理學）上的區分：本真以及非本真的存有方式（“As modes of Being, authenticity and inauthenticity are both grounded in the fact that that any Dasein whatsoever is characterized by mineness.”）（1962: 67-68）。值得注意的 是，雖然海德格十分嚴格的在存有學（以及讓事物自行顯現自身之現象學方法）

之上來描述此有的存在狀態，而不涉及某種價值上的肯定與貶低，但是既然此有 的本質是通往存有之存在，加以我們的目的又是要瞭解存有的意義，那麼我們所 要採取的進路就不是那個非本真的存在，而是真正能夠通往存有意義的本真存在 狀態。這一點深刻地影響了《存有與時間》的寫作方向，同時也提供了一條線索，

讓我們去把握與對照之後海德格從「存有問題」跨到「政治問題」時，他所採取 的立場與進路之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