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升學主義的健康批判：學校近視的誕生
第一節 「學校近視｣：流行病問題的建構
1980 年，行政院頒布了第一項視力保健措施。視力不良有待流行病學調查 和大規模檢查來指認、界定，才能成為監管醫療思考與談論的問題（Armstrong 1995）。問題指認是長期而漸進的歷程。本文將探討視力保健的問題框架，並說 明這項框架又是如何受到學界與官方承認。首先，本節將說明日治以來的兩種視 力知識生產方式：例行的學校視力檢查，以及學者相對零星、例外而較嚴謹的抽 樣研究。通過抽樣研究，台灣眼科學界於 1959 年提出了｢學校近視｣的問題框架。
其次，回到 1950 年代，當時的惡性補習與教室器材與空間的問題，為｢學校近視
｣提供了論據。眼科學界雖然沒有直接的因果證成，仍能援用其他社會群體已經 承認的問題，來證成與說明｢學校近視｣的判斷。第三，稍後，眼科專業也通過 1960 到 1970 年代的一系列的流行病學調查，正當化｢學校近視｣的問題框架，在眼科 場域內擊倒營養不足等競爭說法。第四，1983 年的全國性流行病學資料庫是個 指標性事件，則在學術上與政策上界定了問題，正式奠定｢升學主義批判｣的治理 基調。
一、例行的學校檢查與例外的學術調查
｢近視｣是現代國家身體檢查的重點對象，漢人社會的傳統醫療雖然發展出一 系列的視力保養法門，但沒有把近視當成集體的健康問題。漢人醫學中的｢能近 怯遠症｣，定義類似今日所謂的｢近視｣，部分醫師也願意援引中醫的說法：｢近視 在中國古醫學稱為『能近怯遠症』，以視遠物模糊不清，視近物仍正常為特徵。」
（教育部國教司 1985：1）。然而，傳統醫學的理論如｢五輪」、｢八廓」，迥異於 生物醫學的解剖與生理光學。｢五輪」是將眼睛分成五個對應心、肝、脾、肺、
腎等｢五臟」的五個部分；相對地，｢八廓」則是以八卦方位分類眼部（林隆光、
劉應溪 1981；鄧鐵濤、程之範 2000）。15面對眼睛困擾，傳統醫家通常會以養生
本本土於 1888 年開始的「關於學生生徒活力檢查」已經包含視力的項目。相對 佩賢，2005：15, 55-56）、「上下課都沒有時間表，除吃中飯以外，整天坐在暗淡的教室裡唸 書，唸到天黑都瞧不見了，才算下課」（許佩賢 2012：66）。由此可見，桌椅空間與照明都有 引發近視的嫌疑，但並未引發｢學校病｣的問題化。
19 張淑卿（2010）指出日治時代的學校衛生已有一定的成果累積，但戰後初期的部分則有待更 多研究。她指出國民政府遷台後，於 1950 年代開始設立衛生教育委員會、衛生督學等衛教組 織，這些都是可以供制度考察的研究對象。
外傷包紮等）、急救技術及衛生歌曲等，如此的健康檢察分為定期與臨時兩大類，
如國小在入學後的一年內接受檢查，之後每兩年一次；國中生以後在入學年同樣 要受檢查，第二次檢查則在畢業時進行。1952 年也訂立了衛生設備的最低標準，
萬國式視力表也在當時規定的診察工具之中（臺灣教育發展史料彙編編輯委員會 編輯小組 1984：1, 122-123）。
但在日後的學術研究中，同樣出身自台大醫師的眼科醫師們，對早期的兒童 身體檢查資料頗有微詞。他們認為這批資料的品質有待加強，只能勉強滿足醫學 認識的需求：｢雖非由眼科專門醫師所做且條件並不劃一[按：，]而其成績自不 可靠，但還可勉強來做比較」（柯良時、劉效蘇、楊燕飛 1959）。因此，雖然例 行的視力檢查是當時校內健康檢查常設的項目，但眼科專業還尚未開始進行較大 規模且統一標準的調查。那麼，｢例外｣的近視流行病調查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出 現呢？
起初，為了了解人種差異對近視的可能影響，台灣的眼科醫療專業也曾經進 行過幾次｢例外｣的近視流行病調查。當時的眼科教育實習已涉及眼底檢查，但主 要仍只是為腎臟等疾病提供參考。在教學方面，當時的醫學院也安排了訓練課程 來檢查今日所謂｢近視」或屈光異常的病人，並以配鏡來治療（陳慕師 2001：69, 233-234）。20該醫院的眼科醫師國友昇助也曾在戰爭期間的 1942 年，為台北市內 12 所國民學校的 1559 人進行兒童視力檢查，並發現其中有 1178 人視力異常；
日本時代的眼科也曾經發起「高砂族眼疾調查」，項目包括視力、視野、光神和 色覺等（陳慕師 2001）。
1959 年出現了戰後首次的大規模學術調查，三位在日治時期受訓的台大眼 科醫師比較各年齡和學年的近視情形，並宣稱｢可以推想惡性補習對於國民學童 之眼屈折狀態不能說全無影響」。該份報告在臺北市的 38 所國民學校隨機抽樣 621 人，經由主觀與客觀檢查後，發現近視者共計 13.53%。其中，隨年齡與學年
增加，近視比例越高而遠視比例減少。就近視比例言，女學生的 14.07%略多於男 生的 12.46%，本省學童的 14.74%也略高於外省學童的 10.91%。但在點眼藥麻醉 後，有 8.2%的輕度近視消失（從 168 人減少到 66 人），而中度和重度近視者則 沒有任何改變。雖然部分文獻相信日本人近視比例較高是遺傳因素使然，但報告 主張這可能是其他文獻中所說的｢假性近視」（｢與近業有密切關係」）（柯良時、
劉效蘇、楊燕飛 1959）。因此，三位學者跟隨日本學者，稱之為｢學校近視｣（School Myopia），並推想造就這項生理變化的各種可能因子，呼籲當局要盡快做出相應 的措施來矯正之，以免造成更大的傷害：
所有這些事實皆證明此可能因不適當之近業，包括文字、照明，姿態與讀書 時間等種種問題而所引起來者，特別最近惡性補習之風蔓延甚熾，只想補習 而不考慮環境衛生之作風影響眼睛甚大，不能否定為引起近視增加之一重要 原因（柯良時、劉效蘇、楊燕飛 1959：351-352）。
總之，一方面，今天習以為常的例行學校視力檢查，從日治到戰後都屬於 例行健康檢查的重要項目，是近視監管醫療的基礎建設。不過，當時生產的資 料並沒有系統地匯集起來，遑論後續的累積和比較。另一方面，醫療專業團體 也曾經執行過幾次｢例外的｣抽樣調查，統一標準並由眼科醫師監督，並從 1959 年開始累積起相關的本地文獻，為後續進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礎。這兩種知識生 產的技術，是近視問題化的必要條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學校近視｣的稱謂 已經在 1959 年出現。那麼，這種外來的學術用語，究竟呼應了什麼樣的本地 脈絡呢？
二、匯合既有的教育危機：惡性補習與教室短缺
為什麼臺大醫院的醫生會用「學校近視｣來理解他們觀察到的現象呢？「特
別最近惡性補習之風蔓延甚熾｣又意味著什麼？面對這樣的現象，學界與政府可 能可以如何因應？我在本節還原這些發言的脈絡，說明當時兩項既有的教育問題：
一方面，是由國小升上國中的激烈競爭導致的「惡性補習｣，這項教育問題在當 時深受注目；另一方面，教育界也長期憂慮教室物質設備的供應不足，跟不上戰 後日益高漲的升學人口。本文主張，學生的近視問題，必須從這兩項既有的教育 問題來理解。這兩項脈絡既提供了解釋學生近視的便利，又提示了可能的解決途 徑，共同形塑了「學校近視｣的問題框架。換句話說，｢例外｣的近視調查，也有 其日常的、給定的歷史與社會條件，而不是無中生有的創造。
首先，「惡性補習」這個議題牽連甚廣，教育當局用這個概念來解釋從學童 健康、操行、師道淪喪、交通與行政等多個面向發生的問題。在教育當局眼中，
學生近視起初就是惡性補習的身心傷害之一。該議題深受重視，甚至連蔣介石於 開辦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 1967 年，都曾在國父紀念月會中強調：
…政府只要根據『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原則，結集社會上的力量，
就可以辦好這一保育下一代民族根苗的義務教育，亦就可以根本消除惡 性補習的痼疾病根，以實現三民主義模範省的教育建設。（轉引自司琦 1975）
在 1960 年代的教育單位看來，所謂｢惡性補習」是初中入學考試競爭的結 果。不但基層教師、家長期望學童能升學，而且也有選擇學校的風氣。當時的教 育體系於是形成「填鴨式教學」、把不考試的科目教學時間「改授入學須考」、「補 習時間過長」、「補習材料過多」等現象。教育單位相信這些現象將「影響到兒童
身心的健康」。當時的報刊大量報導這個議題，認為惡性補習的身心壓力讓兒童 不堪其擾，或者害了肝病，或者結伴逃學。這個議題並未止步於國小升國中的階 段，1968 年臺灣省教育廳頒訂了｢防止國民中學發生惡性補習實施要項」，將惡 性補習界定為眾多弊害的匯流之處。21該要項羅列產生惡性補習的可能因素，包 括：高級中學入學競爭激烈、職業學校畢業生的上進之路受限制、學生家長受傳 統觀念之影響、私立中學不按課程標準規定授課、中學忽視四育並重之方針、地 方教育行政機關員額編制太小、教師待遇較低、高中水準參差不齊等。在應對上，
積極而言，我們要促成高中學校發展計畫與革新職業教育制度；消極來說，校方 須防止書商推銷、禁止國民中學學生參加補習班、處罰收費補習的國民中學教師
（臺灣教育發展史料彙編編輯委員會編輯小組 1984a：624）。
事實上，當時由教育部籌畫的方案，要求減輕中小學生各科教材的份量、修 訂每周的教學時數表、並在新竹試辦國小直升初中的學區制度。教育廳主張以免 試入學與劃分學區解決惡性補習問題。進一步，教育廳也認為惡性補習的弊害包 羅萬象，包括：「損害學童之發育成長」、「摧殘學童智慧」、｢偏重於入學考試之
事實上，當時由教育部籌畫的方案，要求減輕中小學生各科教材的份量、修 訂每周的教學時數表、並在新竹試辦國小直升初中的學區制度。教育廳主張以免 試入學與劃分學區解決惡性補習問題。進一步，教育廳也認為惡性補習的弊害包 羅萬象，包括：「損害學童之發育成長」、「摧殘學童智慧」、｢偏重於入學考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