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回顧

本論文是首篇探討近視的社會學研究，必須說明如何以社會學的觀點分析這 一主題。既有的研究主要來自眼科醫學和公共衛生學界，主要用華人社會的教育 習慣和用眼習慣來解釋台灣的高近視率。但這些文獻在歷史縱深上較為薄弱，未 能注意到視力保健是個治理問題，需要探討其中蘊含的特定權力關係，以及整體 網絡的變化。視力保健的親職也突顯了特定的健康不平等，有待我們以質性研究 的方式，深入探索家庭的實作過程。

一、眼科醫學的流行病學與實驗研究

流行病學調查發現高達八成的台灣中學學生罹患近視，台灣因而號稱「近視 王國」，是研究近視治理問題的絕佳個案。在 1990 年代，學者透過跨國的數據比 較，發現國高中人口的近視盛行率突破七成，近年一直維持在八成上下（參見表 一）。雖然其他國家的資料庫未必完整，但學者仍推測，台灣的盛行率很可能是 全球最高（林隆光 1996）。¹從此，臺灣的健康政策報告書、研究報告與媒體屢屢 自嘲台灣是「近視王國」，甚至自認為長期的治理可謂失敗：｢教育部最新統計結 果顯示，教育部自民國 69 年以來推動的各種學生視力保健措施，全告失敗，台 灣『近視王國』的地位，愈來愈難撼動｣（聯合報 1995）。

表格 一：｢近視歷年流行病學調查成果」

資料重製自：衛福部國民健康署，2016。資料的近視定義為≧25 屈光度。圖中呈現五次調查得

出的近視盛行率百分比資料，這五次調查統一了標準與測量，是難得一見的歷時性近視盛行率資

料庫。

｢近視王國｣以｢近視｣為名，但一般生物醫學所說的｢近視｣，到底奠基在什麼

1 近視盛行率並沒有完整而可供比較的國際資料庫，學者只能依據各處零散資料來估算(Holden et al 2014)。

樣的生理機制上呢？｢近視｣（myopia）的基本定義是：來自無限遠處的光線沒有 對焦到視網膜上，反而落在視網膜前面，人們因此看不清楚遠處的事物。因為觀 看的機制是由眼球的角膜與水晶體會折射光線，讓光線聚焦在視網膜上。相反的 情況，就是所謂的｢遠視｣。學者一般會將近視再細分為兩大類，首先是｢屈光性 近視｣，這是指角膜的折射出了問題；其次是｢軸性近視｣，這是由於眼睛肌肉調 節和眼睛壓力改變，使得眼軸整體隨之拉長。台灣的視力保健政策主要針對後天 形成的軸性近視，醫生與學者也持續警告眼軸變長以後，可能促發種種併發症，

甚至足以造成失明（林隆光 1997; 施永豐 2008）。

雖然視力惡化確切的生理機制仍有不少文獻爭議，但在解釋上，大致同意長 時間、近距離的用眼有害視力，眼科醫學因此常探討用眼習慣的影響（林隆光 1997; WHO 2017）。學者認為教育與用眼習慣有密切的關係，因為調查發現世界 最高的視力不良盛行率出現在東亞地區（參見表二）（Foster & Jiang 2014; Klein 2010）。歐美地區也自 19 世紀起，發現教育密度最高的醫學院學生視力程度大多 不良（Williams et al. 2015）。而東亞地區和醫學院學生的特徵，恰好是教育競爭 強、用眼時間長。不過，面對視力不良率在地區與教育程度上的差別，1950 年代 的研究傾向基因遺傳的說法，但後續的比較研究與實驗研究並不支持。因此，基 因解釋通常限於出生就有的高度近視（施永豐 2008; WHO 2017: 11-13）。目前，

有鑑於本地的高近視盛行率，臺灣的醫學界較側重環境歸因，而不是在歐美相對 盛行的基因遺傳解釋。甚至，眼科醫生會將晶體暫時痙攣的「假性近視｣稱之為

「學校近視」，在字面上直接扣連教育和生活習慣的影響（林隆光 1997; 林隆光、

洪伯廷、柯良時 1980; 陳政友 2013）。

表格 二：各國近視盛行率統計。

資料來源國 調查人口年齡 該類別盛行率

臺灣 16–18 歲 （2000 年調查） 84%

日本 17 歲 （1999 年調查） 65.6%

（1971-1972 比對 1999-2004 年）

25% （1971-1972）

41.6% （1999-2004）

澳大利亞 40 歲以上 （2000 年調查） 約 20%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既有文獻回顧。東亞數據參考 Su-Kyung Jung et al.（2012）；美國的資料來

自 Susan Vitale et al.（2009） 協助比較了；澳大利亞資料則來自 The Eye Diseases Prevalence Research

Group （2004）。此外，依據既有資料作出的估計，全世界受近視影響的人口可能高達 19 億人口 學生等(Chang, Shih and Lin 1999)。

近視王國｣容許相當多樣的介入選項。基本上，臨床上的共識，是使用睫狀肌麻 醉劑（俗稱｢散瞳劑｣），來放鬆睫狀肌，避免過度收縮（高淑卿、盧雪玉、劉榮 宏 1985）。不過在 1960 年代末期與 1970 年代，眼科醫師那玉（1969, 1979）主 張｢晝盲」或｢視力衰退症」可能混雜在學童近視中，｢晝盲」是種由缺乏維生素 B 所導致的症狀。中醫背景的學者因此嘗試結合中醫與生物醫學，強調葉黃素和 各種維生素等營養的供給與疏通（翁瑞文 2009）。此外，1980 年代起，臺灣的研 究也認為同樣以放鬆眼睛為主的「望遠凝視」也有一定功效（陳正友等 2002; 林 隆光 1997）。自從 1990 年代起，角膜塑型片與近視雷射手術蓬勃發展，但這兩 項新興技術也有其他風險的疑慮。相較於侵入性太強的角膜塑型片和雷射手術，

眼科醫師林隆光（1997, 2012）長期主張增加戶外活動時間（尤其如放風箏），才 是對抗升學主義的最佳途徑。這項觀察也得到晚近調查的支持，高雄醫學大學的 眼科團隊呼應澳洲研究的相關成果，在控制年級等變項後，主張戶外日照的時光 長短是統計上更顯著的因子（Rose et al. 2008; Wu et al. 2010）。這些處理措施大 多已有一定的實驗證據，眼科醫師同意近視有非常多樣的處理方式（WHO 2017:

3）。

然而，來自實驗室的建議有待落實，許多研究者紛紛探討家庭內的近視保健 行為。彭秀英（2010, 2011）針對自理能力較弱的學齡前兒童，探討他們家長的 近視防治行為之相關因素。彭秀英發現學齡前兒童的近視變化，與當事人的年齡、

家庭社經地位、社會支持網絡等有高度的相關。張煜麟、倪鳴香與劉影梅（2014）

則嘗試以傳記性歷程的方式，分析兩組都市兒童與家長的近視經驗：一個案例最 後以配戴角膜塑型片為處理主軸，另一個案例則靠著強化戶外體能活動來抑制近 視。但兩組家庭都受限於當代的都市生活，只能進行有限的改善。這些研究意味 不同背景或條件的家庭，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和不等的努力程度，進行兒童的近視 保健活動。

進一步，視力保健的研究也由照護建議變成公共政策，如張麗春等人（2016）

探討了臺灣視力保健的歷史演變，可惜該文的歷史分期方式不但完全以政策有無 為依歸，也沒有指明整體的發展趨勢。張麗春等人主張台灣的校園視力保健政策 可以依據政策分為五個時期，其中三個時期（第一、第三與第五）有密集的政策 與調查，另外兩個時期（第二與第四）則形同空窗期。第一個時期從 1980 年到 1988 年，起點是行政院擬定了｢加強學生視力保健重要措施｣，確立校園視力保 健制度，並規劃視力保健中心；政府也於 1983 年委託台大醫院，進行每五年一 度的兒童近視流行病學調查，並自 1986 年至 1999 年進行三年期的近視實驗研 究計畫。第二時期則是 1989 年到 1999 年，｢官方資料中並未見以視力保健議題 為主軸的計畫或是政策文件｣，張麗春等人認為這時期仍主要延續前一期留下的 工作計畫。第三時期的時間點則和 1999 年開始的｢加強學生視力保健五年計畫｣

重疊，推動前述的｢望遠凝視｣策略，並持續投注經費改善課桌椅與燈光。與第二 時期類似，張麗春等人主張在 2005 年到 2007 年 7 月之間，各個相關部門｢並無 針對學童視力保健提出特別的政策｣，只好列入 2004 年開始的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的相關部分。最後，第五時期則是 2007 年到 2014 年，特點是｢學幼童視力保健 實施計畫｣於 2007 年 8 月出現；2010 年 7 月，政府又制定了｢學幼童視力保健三 年計畫｣，推動｢戶外遠眺 120｣等新形式的保健活動。這份研究是視力保健史的 初探，因此在歷史溯源、分期與趨勢指認等方面，都還有待後續研究補充。

總之，既有文獻大致同意臺灣的高近視率來自環境因素，這些文獻主要的關 懷對象是學童，並允許多重的介入方式。然而，只有張麗春等人的研究描繪台灣 視力保健的歷史發展，其他的文獻則未顧及各項知識生產與技術實作的歷史與社 會條件。同樣地，也只有張煜麟等人將這些近視處理方式還原到家庭照護的具體 情境中，而不是停留在實驗研究或流行病學調查的階段。為了進一步推展既有的 研究成果，本論文將引入健康治理以及文化健康資本的概念，嘗試探討近視成為 公共問題的過程、指認整體的變遷趨勢，並進一步分析近視照護在各家庭之間的 異同。

二、健康治理部署：從生命權力、監管醫療到健康促進

本文從治理的角度，探討各方行動者｢問題化｣近視的過程、其中動用的知識 與權力技術、以及相應的歷史變遷。｢問題化｣不是指特定理念或意識形態，而是 我們如何使得某些存有｢能夠且應該思考｣，問題化因此需要相應的實作，才能夠 成形（Foucault 1984: 19-20）。本論文探討近視如何在台灣的特定脈絡下，成為一 項需要特別關照的問題。

首先，治理觀點嘗試探討多樣的行動者如何共同形構特定的問題或制度，而 不是把國家政策當成自成一格的獨立現象，或者只關注眼科醫學的內部知識與技 術發展。一方面，治理的觀點質疑政策和醫學的僵硬區分，主張正面探討它們如 何｢共同生成｣(co-production)。行動者與各自的問題界定方式，共同形塑出特定 的自然與社會秩序。我們的分析取向必須對稱地考慮社會與科學的構成要素，而

首先，治理觀點嘗試探討多樣的行動者如何共同形構特定的問題或制度，而 不是把國家政策當成自成一格的獨立現象，或者只關注眼科醫學的內部知識與技 術發展。一方面，治理的觀點質疑政策和醫學的僵硬區分，主張正面探討它們如 何｢共同生成｣(co-production)。行動者與各自的問題界定方式，共同形塑出特定 的自然與社會秩序。我們的分析取向必須對稱地考慮社會與科學的構成要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