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討論與研究貢獻

本研究的主要對話議題是健康治理與健康親職。首先，根據第二章的發現，

近視治理的案例特性是源自台灣的特殊教育問題。義務教育的制度集合了特定民 族國家內的兒童與青少年，並以相對一致的方式管理、教導、照護這個年齡層的

人口。這種特定的人口需要相應的權力技術，來加以管控與調節，以便保全與促 進他們的健康。這類特殊的權力技術，起源於日治以來的學校流行病調查與介入，

並在政權轉換後繼續發展。視力健康也不例外，而且依據台灣的視力發展史來說，

眼科醫師也是靠著同時代存在的教育問題（｢惡性補習｣），才成功動員了後續的 一連串調查與政策。由最初幾年的視力保健策略來看，學生近視問題起先只是更 廣大的教育問題與介入的一部分，雙方甚至共享同樣的介入措施，近視流行病與 教育問題｢共同生成｣。因此，我認為教育體系所造成的學校健康議題，可以讓我 們了解監管醫療的另類形成軌跡，並延長我們對於特定疾病治理的歷史觀察縱深。

其次，我在本論文的第三章中，探討了近視治理如何在盛行率持續上升的治 理危機下發展與轉型。治理的績效是治理體制的頭號關切。然而，1980 年代中期 到 1990 年代中期的流行病學調查，顯示學童層次的近視盛行率持續惡化。這項

｢事實｣促使眼科專業團體更積極地尋求新的解釋與介入方案，發展或｢發現｣學齡 前的潛在近視人口以及視聽娛樂的風險。眼科醫師試圖在傳統的｢升學主義批判

｣之外，另尋出路。因此，他們勢必要更強硬地與政府官員溝通，並嘗試將他們 的理解貫徹到基層的教育現場。在一次又一次的績效檢討過程中，近視治理的對 象擴展到義務教育之外、解釋論述更著重居家環境、訴諸的介入技術更加日常化 與個別化，並配合了日益擴大的基層眼科診所以及隨之而來的角膜塑型片等新商 品。總之，視力保健的議程直到 1990 年代後期，才變得更加自主，監管範圍更 加寬廣，而不是教育問題的附屬品。因此，我認為近視治理的研究，有助了解特 定健康治理體制變得更加自主的歷史過程。在這過程中，｢危機就是轉機｣，績效 不佳的危機未必會消滅該體制，反而可能是轉型與發展的契機。

第三，近視的家庭照護案例顯示，｢文化健康資本｣的概念有待拓展，必須在 技能與資源外進一步納入｢照護勞動時間｣這項要素。不少保健實作的採用與否，

不直接地取決於當事人家庭的資源或技能，反而取決於單純的時間有無。借用 Karl Marx 的表達方式，如果資源或技能是｢死的資本｣，那它們仍有待｢活勞動｣來

加以促成。延續曾凡慈等人的研究成果，近視等健康議題需要父母的認同、時間 與心力投入。文化健康資本需要花時間積累與實際運用，而不是固定的既有變項。

比起工作繁忙的高收入、高教育程度的家長，全職的家長或在工作之餘尚有時間 心力的職業父母，更有可能深耕自己的近視照護技能。即便是健康商品也需要實 際的使用，才能真正實現健康方面的｢使用價值｣。尤其近視在台灣長期盛行，近 視的基本病因（用眼過度）與最低限度的處理（配鏡），都是人們的健康常識。

但做不做得到近視相關的保健方法，往往更取決於實際投入照護的時間，而不一 定是對於近視的健康知識是否充足。能否活用健康商品，也取決於家長用於監督 孩童用眼或用藥的勞動時間，否則購買後，也只是｢備而不用｣。因此，我建議文 化健康資本的健康不平等研究，必須更慎重地處理與分析當事人家庭的｢照護勞 動時間｣。原有的界定方式太過強調醫用互動，忽略大多數慢性病共有的居家照 護面，以及照護稟性的動態生成。我們必須重新提問居家的照護勞動，探討照護 勞動｢時間｣本身的重要性。

最後，一旦結合文化健康資本與親職實作，我發現近視照護的案例突顯了當 代親職的內部張力：升學教育（｢競爭流動｣）是部分社會位置的家長奉為圭臬的 理想親職目標，但這種教養風格卻是近視的一大風險來源。在極端情況下，這份 張力形成了矛盾的親職要求：家長或者要犧牲學童視力，以成就學業；或者為了 學童視力，而減緩升學競爭的相關投資。大多數的家長嘗試｢兩全其美｣，發展一 連串的協商策略，嘗試在盡可能保留原有教養風格的前提下，設法減少視力風險 的影響。延伸文化健康資本的意涵，親職實作不是同質的整體，稟性間的各種矛 盾與協商有待探究。近視照護是整體親職的一環，然而它卻可能與其他教養實作 衝突，需要當事人與其家長費心費力調解。本論文的案例凸顯了教育與健康兩方 面稟性的張力，家長不只希望協助子代的社會流動，也需要顧忌教育競爭本身蘊 含的健康風險。健康親職及其稟性是自成一格的社會事實，不能直接化約為該家 庭整體的教養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