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近視治理多重軸線的家庭轉向
第一節 治理對象逐步擴張－－家庭空間風險的構成
從 1980 年代中後期開始，為了回應盛行率居高不下的問題，學者漸漸質疑
起 1960 年代以來的｢學校近視｣框架，他們認為家庭空間中的風險扮演了關鍵的 角色。在這一波反思與重新調查的浪潮中，近視治理的對象逐步向學齡前幼童擴 張，不再局限於學齡內的兒童；針對的風險因子也不再只是正式的升學教育，而 擴及家庭內的早期教養模式。一方面，在｢近視｣保健績效不良的 1980 年代後期，
眼科醫師基於學術認知的旨趣，鼓吹｢近視幼齡化｣並投入｢斜弱視｣的研究與調查。
另一方面，隨著親職論述與物質生活的變化，基於道德規範的旨趣，越來越多的
官員與學者注意到教養模式差異。｢升學主義｣是政策長期關注的教養模式，但沉 迷視聽娛樂的兒童和失職的家長，也隨著｢學齡前｣介入計畫，更明確地進入視力 保健計畫的視野中。除此之外，行為風險的流行病學與實驗室研究，也不局限在 升學主義的框架中，開始嚴肅探討家庭內的各項行為姿勢與電視等風險因子。
一、延伸監管種類與年齡：｢近視幼齡化｣與｢學齡前斜弱視｣篩檢
在 1980 年代末與 1990 年代初，視力保健的對象逐漸向學齡前人口轉移－
－走出義務教育，邁向幼兒教育的領地。張麗春等人（2016）的政策回顧認為 1989 年到 1999 年主要是延續既有政策，而沒有新的政策文件或計畫。相對地，本文 認為，這段時間視力保健的新發展就是｢近視幼齡化｣。眼科醫師與學者們基於科 學認知的旨趣，開始質疑起原有的升學主義框架。這個發展出自防治挫敗的失望，
但也是開啟新可能的希望。這個發展的意義是放棄了｢學校近視｣的框架，問題不 只在學校，更在家庭以及幼兒園。
｢視力保健的幼齡化｣來自幾項發展。首先，官方的流行病學調查發現近視有
｢幼齡化｣的趨勢：發生近視的年齡層逐漸下移，低年級人口的近視盛行率慢慢上 揚；但幼童的近視比例相對低，而且不容易檢查，因此醫生的治療重心放在斜視 和弱視上。31衛生署保健處期望可以讓視力保健的工作向下扎根，由過去設立的 視力保健中心配合轉介，找出斜視與弱視的孩童，協助以近視為主的視力保健計 畫（聯合報，1990）。醫生們也希望可以仿效美國和日本的經驗，需要｢急起直追
｣（林隆光、吳淑芬 1991）。幼兒視力篩檢的先驅計畫在 1991 年開始推動，由婦 幼研究院與台大眼科合作，強調斜視與弱視都需要及早治療。小學一年級才開始 診療，早已錯過黃金治療時機；學校受限於設備與人力，往往只能測驗遠方視力 這一個項目，未必能發現斜視與弱視。一般眼科門診的作法是｢視力、立體感圖、
Hirschberg 試驗、遮蓋試驗、睫狀肌麻痺網膜屈光檢影或電腦驗光檢查、眼底檢 查全套皆做｣，但大規模研究還是只能限於近視、遠視、Titmus 與立體圖篩檢法，
這些基準也成為日後的主要篩檢程序（林隆光、吳穗華、顏秋花、黃春雄、吳淑 芬 1992）。
其次，視力研究的學者將希望寄託在幼童身體的｢可塑性｣上，以幼童身體為 支點，治理所有年齡層的近視併發症風險。一方面，林隆光等人在會議中報告委 託研究成果，指出｢七歲學童眼球屈折狀況的可變性仍很大｣，眼球在十歲左右會 逐步定型，32因此建議把視力保健的重心｢放在小學低年級，甚至年齡更小的幼稚 園學童｣（聯合報 1992a）。另一方面，在 1990 年代前後，眼鏡商業和眼科研究 都先後在臨床上注意到學齡人口之外的視力不良，但眼科醫師還是會希望能從小 開始防治。對眼鏡商業來說，這是市場的擴大，是不同廠商或連鎖店所要爭奪的 市占率（經濟日報 1989）。對眼科研究者而言，老年人的白內障等眼疾，往往是 近視併發症的體現。當時老人人口增多的情況已經漸漸引起醫療研究者的注意，
金山鄉的調查發現約有四成以上的老年人視力介於 0.1 到 0.4 之間，更有 15%的 老年人視力低於 0.1（林隆光 1993）。研究者也公開發表因果推論，提醒中老年 眼疾與少年時期近視的關聯：｢就調查金山地區的視網膜症中，大多由近視引起，
正好與台灣地區學童普遍近視形成因果關係｣（聯合報 1994b）。
不過，低齡化不意味問題一定就出在家庭，起先還是有堅持｢學校近視｣框架 的處理，稍後才出現更加以家庭為中心的宣導與歸因。如吳仁宇（1993）在教育 部的學校衛生報導中，介紹了學生視力保健：這份 1993 年的公告談到了照明與 黑板設備需要納入中央政府補助教育經費，鼓勵眺望遠處、嚴禁課間時間考試，
也談到委請師範學院設計視力保健墊板。尤其，寫字方面的計畫更有代表性：｢
針對近視逐年趨向低齡化，為輔導國小新生養成良好的用眼姿勢，特別委請學者 專家研擬正確執筆方法與寫字姿勢要領乙種｣，供新生導師與學生家長參考。在
32 該報告歷時觀察約 800 名學童，目標是找出近視進展的敏感時期（臺大醫院眼科，1991）。
教育部的法規轉載中，也確實出現了｢正確執筆法與寫字姿勢要領｣，嘗試界定和 推廣這種特定的｢身體技術｣。例如，和本文討論較相關的姿勢要求｢雙腳平放與 肩齊｣、｢椅子坐三分之二｣、｢腰幹挺直、不靠背、不靠桌｣、｢兩肩平行、頭部扶 正｣、｢眼與簿面距離保持三十公分以上｣等等（吳仁宇 1993; 學校衛生編輯部 1993）。這些都還是以學校活動為中心的考量，尚未直接觸及家庭教養。
隨著統計數據上的盛行率節節高升，對於｢近視王國｣的焦慮也日漸強烈；兒 童眼球的可塑性是視力保健的希望所冀，家長對幼兒的管教是失望的來源。1988 年，衛生署曾在報刊上宣稱｢台灣地區兒童及青少年近視比率已達驚人程度，高 中生約 79％至 89％，不但在亞洲地區名列第一，比歐美各國也過之而無不及｣
（聯合報，1988）。衛生署在 1992 年的宣導更加聳動，指出｢台灣的近視盛行率 已超過素有『近視王國』之稱的日本……八十年衛生署的一項研究顯示，國小學 童最關心的健康問題為視力問題，學童或家長最希望得到的衛教項目也是視力保 健｣（聯合報 1992b）。同樣地，教育部體育司的專門委員吳仁宇也承認教育部 1986 年以來雖然一直有推出計畫，｢但從統計數據來看，學生視力還是在緩慢地 惡化中｣。體育司司長簡耀暉也呼籲：｢希望家長改變價值觀，不要讓孩子花太多 時間在以視力為主的學習活動上，例如寫字、讀書、打電腦、看電視、玩電動玩 具等｣（聯合報 1995b）。隔年教育廳官員更在報上公開抱怨：
最近十年來，教育廳投在改善教室照明及學生視力保健的心力及經費難以計 數，但學生視力不良率不減反增，問題顯然不只是教室照明問題而已，學生 不良的看書習慣、長時間看電視等也許更有關係，教育廳因此呼籲家長注意 孩子的生活起居，隨時糾正錯誤的用眼方式。（聯合報 1996）
可見，家庭生活與教養也有嫌疑，學校的視力保健工作失敗顯得情有可原。33換
句話說，政府與眼科學界已經大大改善了學校環境，可是家長卻忽視家中的各項 風險因子，使得視力保健的成績如此低落。
｢近視幼齡化｣、幼童身體的可塑性與家長教養的疏漏，是學齡前視力篩檢的 基本關懷。這份計畫的制度化，為｢學生｣視力保健帶來一絲曙光。先驅性計畫發 現了大批人口，這些學齡前人口的｢早發性近視｣有待醫學專業介入，並在 1999 年列入正式計畫。幼童視力篩檢計畫發現了大約七萬之多的斜弱視與不等視幼兒，
衛生署長詹啟賢天呼籲父母要「正視」孩子的視力問題（聯合晚報 1998）。衛生 署也協調教育部，要求督導幼稚園，要減少有費眼力的學習課程（不管那是寫字 還是學習電腦）（聯合報，1999a）。眼科醫師也繼續研究先天性近視，發現睫狀 肌麻痺劑對於先天性近視沒有影響。醫師認為先天性近視可能自有其自然歷程，
不能直接等同於學童近視這一｢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江怡慧等 2000）。
然而，家長以及幼教老師能否協助這項工程，就成了新的問題。首先，這項 計畫要求家長能夠積極配合篩檢工作。一方面，在先驅計畫階段，會選擇都市化 程度較高的地區寄發視力保健函，請家長在家中先為小孩做初步篩檢（聯合報 1995a）；另一方面，主事者也不放心家長複診的意願與能力（聯合晚報 1997）。 其次，過去視力保健的工作並未有力地觸及幼教老師的層次，因此幼教老師的衛 生教育也有待重新推展。例如，衛生署委託公立醫院辦理的學生視力保健中心，
在針對幼教老師舉辦的講習中，發現幼教老師相當重視這個問題，卻不知如何進 行（聯合晚報 1990）。由此可見，新計畫的網絡尚未建構完成，有待更進一步的 介入。
總之，自 1992 年起推行的｢學齡前｣視力篩檢計畫，針對近視幼齡化、幼童 身體的可塑性與家長教養的疏漏。這一波新計畫意味著視力保健工作不再侷限於
｢學校近視｣的框架中，也代表學校介入之所以績效不彰，是因為家庭面的支援太
顯。…如果家長沒有適當管教，兒童很容易長時間坐在電玩機器前｣（聯合報 1993a）。類似的 報導層出不窮：｢升學競爭壓力持續加大，電視遊樂器、電腦遊戲軟體更是精采得教人廢寢忘食
｣（聯合報 1994b）。
過薄弱。因此，這個計畫期望從幼兒教育的面向，補充與協助學生的視力保健工 作。但是在 1999 年以前，這些篩檢計畫還沒有充分的制度化。1999 年成為學生
過薄弱。因此，這個計畫期望從幼兒教育的面向，補充與協助學生的視力保健工 作。但是在 1999 年以前，這些篩檢計畫還沒有充分的制度化。1999 年成為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