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近視王國｣：從學校監管醫療到家庭健康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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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治理｢近視王國｣：從學校監管醫療到家庭健康促進 Governing the “Kingdom of Myopia” in Taiwan:

From Surveillance Medicine in School to Health Promotion at Home

戴定皇 Ting-Huang Tai

指導教授：吳嘉苓博士 Advisor: Chia-Ling Wu, Ph.D.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Decemb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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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治理｢近視王國｣：從學校監管醫療到家庭健康促進 Governing the “Kingdom of Myopia” in Taiwan:

From Surveillance Medicine in School to Health Promotion at Home

本論文係戴定皇君（R03325008）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學系、所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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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辭

每天盯著電腦數十小時，閱讀大批資料、謄打訪談逐字稿、幾乎沒有戶外活動時間－－在書寫階段的最後，我的生活方式和論文題目背道而馳。這本論文探討身體疲勞與傷害，但它來自無盡的幫助與呵護。感謝我的指導老師吳嘉苓，一向熱情洋溢，琢磨論證文字、推敲研究設計、呼籲公共介入。感謝口試老師邱大昕，在研究初期給了我定心丸，讓我有勇氣探索這個未知的領域。曾凡慈老師的研究一直是我的重要參考座標；陳宗文老師和簡妤如老師，也在私下討論和口試等階段，提供許多建設性的提議。從大學部到碩士班，陳東升老師的啟蒙之功不可沒，蔡博方老師的援手不敢忘懷，賴曉黎老師則讓我了解到認真與自律的意義。

這篇論文的部分章節曾經在 2015 年的社會學年會、STS 碩博士年會上發表，在此感謝許宏彬、林文源兩位老師當時的提問與建議。

很感激協助牽線的友人以及陪我討論的同儕。國斌、芷蘭、彥妤、米米、文馨學姊、怡妏，讓我有緣認識文中的受訪者們，探討因近視而生的喜怒哀樂。勤之、新誼、欣樺、昀青、意婷、安琪等同領域的前輩，以過來人的經驗，不斷地鼓舞我並提醒我的各種盲點，也教導我許多進行研究與寫作的技巧。予婷、小寶、

奎彥、硯琳、永昌，聆聽我未成熟的想法，就是最大的幫助。在論文自救會上，

科量和小明總能在評論的環節大顯身手，細心閱讀我枯燥生硬的初稿，還有我冗長無稽的焦慮。耕任、亞晴、大寶、陳霖、ㄓㄏ哥、亭叡、舒晴、宸豪，不只是重要飯友，也是協助論文成型的幫手。雞哥與子壹學姊，不吝提點我許多研究生生活的甘苦，也幫我初探教育社會學的堂奧。捷思、佳臻、郁婷、子鈞，與我相互砥礪，讓我更有勇氣繼續研究生涯。Minako、Marilian、Urielle 與廷碩，私下分享各自國家的現況或關鍵的檔案資料，讓我的視野不那麼狹隘。祥昀與祥昀媽容許我一塊去眼科檢查探訪，彧川從施兆聰那借來的錄音筆也惠我良多。帝宇何繡容女士，一直和藹地服務我們的研究需求，也就印刷問題建議過論文的圖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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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黃鸞鶯女士，在我面臨經濟問題時溫柔地降低房租，不知何以為報。也再次感謝安琪、米米、俊弘、慈一和瑞清，在口試那天不吝捧場，甚至協助錄音。感謝各位的支持和包容。家人一直是幕後功臣，感謝媽媽、爸爸和妹妹從來沒有質疑過我的人生選擇，也很願意協助我的各項決定。社會學研究所這項投資，結果難料，周轉漫長。默默包容我的任性，就是最珍貴的支持。

最後，我也要感謝所有願意閱讀的讀者。在台灣，這本論文的主題稀鬆平常，

可能難以吸引目光。許多受訪者也笑著說，不知道近視要怎麼寫成論文。坦白說，

這個問題當時的我也答不上來，只能靦腆傻笑。但現在，我會說，各位受訪者的慷慨援助，才讓我寫出了這本論文。我希望重新探問台灣人太過熟悉的現象，藉此回報各位的善意，彌補當時的叨擾。這本論文獻給所有苦於近視、慣於近視的人，甚至樂於近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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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台灣的近視盛行率奇高，1990 年代以來號稱｢近視王國｣，激發許多學術調查與政府介入。那麼相應的治理部署究竟何時和如何成形、有什麼結構性轉變、

家長又是如何回應這些措施與訊息呢？我分析期刊、調查報告、政府檔案資料，

進行多元行動者的深度訪談（28 位），以釐清這些研究問題。本文的研究發現與貢獻如下：（1）近視在 1960 年代的問題化，附屬於政府與教育界對｢升學主義｣

的一系列論述與介入，近視治理源於教育問題。醫療專家與官員配合同時代的教育改革，聚焦於國中小學生、以過度升學競爭解釋學生大量近視，並靠改善教室空間和特定眼睛體操介入。眼科醫師對該議題的壟斷也隨 1980 年的近視政策而強化。（2）自 1990 年代起，近視治理在學生近視盛行率逐步攀高的治理危機下，

更著重家庭親職的自我照護，我稱之為｢家庭化轉向｣。治理對象逐漸擴及「學齡前｣的幼童以及電視和電腦等視聽娛樂風險、相關論述越來越著重親職的責任、

措施由特定眼睛體操轉變為日常活動時間的計算、日益擴大的眼科市場也出現了角膜塑型片等新手段。（3）近視照護的親職顯示：文化健康資本必須包含｢照護勞動時間｣這項要素，近視照護的兩難也彰顯不同親職實作之間的張力。一方面，

預防、檢查、處理到度數控制等各環節，都有特定的健康不平等，家長的健康知能、財力與投入照護的勞動時間扮演了關鍵角色。另一方面，家長會以強化眼睛、

差別性排除風險因子、選擇性接受部分風險等方式，來協商相互衝突的要求。最後，我也提出政策建議：視力保健應由國小延伸至國中，並分辨不同的家庭型態，

且在流行病調查中結合教養風格與醫療商品等面向。

關鍵詞：近視、視力保健、治理、升學主義、文化健康資本、親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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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bstract

Known as the “kingdom of myopia” due to its high prevalence rate of myopia since the 1990s, such an epidemic in Taiwan leads to a great deal of investigations and interventions. This thesis analyses how and when the dispositif of myopia governance is developed, whether and how it changes historically, and how the Taiwanese parents respond to such an issue in their care practices. Through the examinations of journals, research papers, policy documents and 28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paper has three major findings. (1) The problematization of myopia during 1960s follows the lead of critique and intervention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gainst “education fanaticism”, the myopia governance is thus originated from the educational concern. Influenced by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forms, the experts and the officers focus on 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nd explain their prevalence rate by the over-competition under education fanaticism. They also strive to improve the spatial environments of school and impose certain forms of eye gymnastics, and strengthen their monopoly of this issue with the help of the creation of the policy of myopia in 1980. (2) Since 1990s, however, under the crisis of the climb of the prevalence rates, the governance of myopia turn to focus on the self-care of family parents, I call it as “the domestic turn”, in which the objet of governance extends to the pre-school children and the risks of audio-video leisure (such as TV and computers), the relevant discourses tend to explo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parents, the eys gymnastics are replaced by the calculation of out-door activities, and Ortho-K emerges in the growing market of ophthalmology. (3) This case shows that the cultural health capital should include the

“care-labor time”, and the dilemma of myopia care embodies the tension between different parental practices and dispositions. On the one hand, from prevention, examination, treatment and control, all these practices show a form of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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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time available for care ; on the other hand, parents interviewed tend to negotiate the pressure of education fanaticism and the health of the eye by strengthening the eyes of their children, discriminating and excluding some risk factors while selectively accepting some other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policy interventions should extend to the secondary schools, distinguish different forms of family and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tyle of childrearing and the use of medical commodity.

Keywords: myopia, the promotion of health of eyes, education fanaticism, governance, cultural health capital, parent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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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導論

第一節前言

教育部長朱匯森在一項會議上指出，目前教育問題有三「癌」──近視、

惡補及青少年問題。這些幾乎可說「無藥可救」的絕症，雖經台北市教育局採取一些「對症下藥」的補救措施，不但抑制不了「癌」細胞的蔓延，還有惡化的趨勢。……追根究柢起來，解決近視問題光靠一些表面功夫，是無法奏效的。一位教育界人士坦承，現在的孩子從小學開始籠罩在升學壓力的陰影下，不斷的考試、唸書，縱有在良好的照明設備、

保健設備，靈魂之窗都會遭致破壞。（聯合報 1984a）

因家長常忙於工作，缺乏時間陪伴學童，隔代教養情形增加，學童長時間上網、玩電玩及看電視時間未受到約束，導致視力不良率持續升高，

根據廣電人 2003 年調查顯示 4-19 歲年齡層平日收看電視達 130.5 分鐘，週末增為 187.8 分鐘，其中戲劇、兒童卡通、綜藝和電影類型節目以七、八月為收視高峰期，而兒童卡通和電影類節目另一波高峰期為一、

二月份，此分布正與學童寒暑假期吻合……國內只有 27％的家長在小孩使用電腦上網時，採取密切監督的做法，為孩子把關的程度明顯偏低。

（教育部體育司 2004: 3-4）

在臺灣，｢近視｣是政府難以根絕的教育痼疾，也是家長無以適從的照護難題。

1980 年代，｢近視｣名列教育部長所謂教育三｢癌｣之一，｢升學壓力｣不除，一切介入都只是教育界人士眼中的｢表面工夫｣。三十年後，教育部體育司引用多方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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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家長管教無方，放任孩童｢上網、玩電玩及看電視｣，導致近視保健政策的績效不良。從國家升學制度的風險，到家庭親職失調的鐵證，這項公共衛生問題經歷治理對象、解釋方式、介入方法等多面向的轉型。本論文透過健康治理與文化健康資本的角度，探討台灣的近視問題究竟如何形成、演變與實踐。

｢近視｣的解釋歧異、評價曖昧：學校教育與家庭教養，誰是主兇？升學成就與視力健康，孰先孰後？政府與醫療專家長期聚焦學校中的近視人口，視之為過度升學競爭的副作用之一。但 1980 年代以來的政策介入沒有明顯成效，官員與專家眼睜睜看著近視盛行率越來越高，台灣淪為｢近視王國｣。他們因此漸漸將焦點轉向家長，懷疑升學心態在家庭中持存、3C 衛教常識不普及，拖累近四十年來的政策介入績效。可見｢近視｣是特定歷史與社會條件下的特定問題。這個現象在台灣極為普遍，卻欠缺人文社會方面的研究。本論文探討台灣的各方專家、政府與家長如何共同形構、治理這項問題。首先，在台灣，近視究竟從何時開始、由哪些行動者形塑為一項特定的公共問題？其次，我們思考與實踐近視保健的方式，

本身又有什麼樣的歷史轉變和社會效應？最後，在這種治理體制下，不同社會位置的家庭，又如何進行視力保健、又有哪些實作異同？

第二節文獻回顧

本論文是首篇探討近視的社會學研究，必須說明如何以社會學的觀點分析這一主題。既有的研究主要來自眼科醫學和公共衛生學界，主要用華人社會的教育習慣和用眼習慣來解釋台灣的高近視率。但這些文獻在歷史縱深上較為薄弱，未能注意到視力保健是個治理問題，需要探討其中蘊含的特定權力關係，以及整體網絡的變化。視力保健的親職也突顯了特定的健康不平等，有待我們以質性研究的方式，深入探索家庭的實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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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科醫學的流行病學與實驗研究

流行病學調查發現高達八成的台灣中學學生罹患近視，台灣因而號稱「近視王國」，是研究近視治理問題的絕佳個案。在 1990 年代，學者透過跨國的數據比較，發現國高中人口的近視盛行率突破七成，近年一直維持在八成上下（參見表一）。雖然其他國家的資料庫未必完整，但學者仍推測，台灣的盛行率很可能是全球最高（林隆光 1996）。¹從此，臺灣的健康政策報告書、研究報告與媒體屢屢自嘲台灣是「近視王國」，甚至自認為長期的治理可謂失敗：｢教育部最新統計結果顯示，教育部自民國 69 年以來推動的各種學生視力保健措施，全告失敗，台灣『近視王國』的地位，愈來愈難撼動｣（聯合報 1995）。

表格一：｢近視歷年流行病學調查成果」

資料重製自：衛福部國民健康署，2016。資料的近視定義為≧25 屈光度。圖中呈現五次調查得

出的近視盛行率百分比資料，這五次調查統一了標準與測量，是難得一見的歷時性近視盛行率資

料庫。

｢近視王國｣以｢近視｣為名，但一般生物醫學所說的｢近視｣，到底奠基在什麼

1 近視盛行率並沒有完整而可供比較的國際資料庫，學者只能依據各處零散資料來估算(Holden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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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生理機制上呢？｢近視｣（myopia）的基本定義是：來自無限遠處的光線沒有對焦到視網膜上，反而落在視網膜前面，人們因此看不清楚遠處的事物。因為觀看的機制是由眼球的角膜與水晶體會折射光線，讓光線聚焦在視網膜上。相反的情況，就是所謂的｢遠視｣。學者一般會將近視再細分為兩大類，首先是｢屈光性近視｣，這是指角膜的折射出了問題；其次是｢軸性近視｣，這是由於眼睛肌肉調節和眼睛壓力改變，使得眼軸整體隨之拉長。台灣的視力保健政策主要針對後天形成的軸性近視，醫生與學者也持續警告眼軸變長以後，可能促發種種併發症，

甚至足以造成失明（林隆光 1997; 施永豐 2008）。

雖然視力惡化確切的生理機制仍有不少文獻爭議，但在解釋上，大致同意長時間、近距離的用眼有害視力，眼科醫學因此常探討用眼習慣的影響（林隆光 1997; WHO 2017）。學者認為教育與用眼習慣有密切的關係，因為調查發現世界最高的視力不良盛行率出現在東亞地區（參見表二）（Foster & Jiang 2014; Klein 2010）。歐美地區也自 19 世紀起，發現教育密度最高的醫學院學生視力程度大多不良（Williams et al. 2015）。而東亞地區和醫學院學生的特徵，恰好是教育競爭強、用眼時間長。不過，面對視力不良率在地區與教育程度上的差別，1950 年代的研究傾向基因遺傳的說法，但後續的比較研究與實驗研究並不支持。因此，基因解釋通常限於出生就有的高度近視（施永豐 2008; WHO 2017: 11-13）。目前，

有鑑於本地的高近視盛行率，臺灣的醫學界較側重環境歸因，而不是在歐美相對盛行的基因遺傳解釋。甚至，眼科醫生會將晶體暫時痙攣的「假性近視｣稱之為

「學校近視」，在字面上直接扣連教育和生活習慣的影響（林隆光 1997; 林隆光、

洪伯廷、柯良時 1980; 陳政友 2013）。

表格二：各國近視盛行率統計。

資料來源國調查人口年齡該類別盛行率

臺灣 16–18 歲（2000 年調查）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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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17 歲（1999 年調查） 65.6%

韓國 19 歲（2012 年調查） 96.5% （首爾大學生）

中國 5–15 歲（2004 年調查） 78.4% （城市地區）

新加坡服兵役男性（2001 年調查） 80%

40 歲以上男性（1996 年調查） 40%

美國 12-54 歲

（1971-1972 比對 1999-2004 年）

25% （1971-1972）

41.6% （1999-2004）

澳大利亞 40 歲以上（2000 年調查）約 20%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既有文獻回顧。東亞數據參考 Su-Kyung Jung et al.（2012）；美國的資料來

自 Susan Vitale et al.（2009）協助比較了；澳大利亞資料則來自 The Eye Diseases Prevalence Research

Group （2004）。此外，依據既有資料作出的估計，全世界受近視影響的人口可能高達 19 億人口

之多（Holden et al. 2016）。

台灣的近視研究，針對中小學生與學齡前人口，並時常稱呼他們的問題出自

｢升學主義｣。一般情況下，人出生時眼軸較短，六歲以前的兒童因此常常是遠視。

2但根據前述調查，幼年人口的近視盛行率逐年增加，並持續向更低的年齡層擴大。因此專家自 1970 年代起，持續批評「升學主義」在學校與家長觀念中的危害（台灣省政府公報 1980、1986）。1990 年代以後，學者與官員質疑電子產品使得用眼時間增加，並進一步綜合這兩點，指出電腦、寫作、英文等才藝補習都會增加用眼時間、有惡化視力之虞（施永豐等 1993; 教育部體育司 1999、2007、

2010; 田翠琳 2001; 呂鴻基 1999; 陳正友 2013）。有些研究者也進一步考察學習壓力對近視促進作用（陳政友等 2006），有些研究則強調健康信念的中介作用

（彭秀英、林隆光、吳仁宇 2010）。在教育與生活習慣的大方向下，風險因子仍十分多樣。那麼，我們該如何處理近視或進行視力保健呢？

近視的健康問題如此嚴重而急迫，學術上卻沒有明確而單一的解答，使得｢

2 在學童層次的視力問題之外，臺灣也有少數文獻觸及其他人口。例如顯微鏡工作者、空軍軍校學生等(Chang, Shih and Li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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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視王國｣容許相當多樣的介入選項。基本上，臨床上的共識，是使用睫狀肌麻醉劑（俗稱｢散瞳劑｣），來放鬆睫狀肌，避免過度收縮（高淑卿、盧雪玉、劉榮宏 1985）。不過在 1960 年代末期與 1970 年代，眼科醫師那玉（1969, 1979）主張｢晝盲」或｢視力衰退症」可能混雜在學童近視中，｢晝盲」是種由缺乏維生素 B 所導致的症狀。中醫背景的學者因此嘗試結合中醫與生物醫學，強調葉黃素和各種維生素等營養的供給與疏通（翁瑞文 2009）。此外，1980 年代起，臺灣的研究也認為同樣以放鬆眼睛為主的「望遠凝視」也有一定功效（陳正友等 2002; 林隆光 1997）。自從 1990 年代起，角膜塑型片與近視雷射手術蓬勃發展，但這兩項新興技術也有其他風險的疑慮。相較於侵入性太強的角膜塑型片和雷射手術，

眼科醫師林隆光（1997, 2012）長期主張增加戶外活動時間（尤其如放風箏），才是對抗升學主義的最佳途徑。這項觀察也得到晚近調查的支持，高雄醫學大學的眼科團隊呼應澳洲研究的相關成果，在控制年級等變項後，主張戶外日照的時光長短是統計上更顯著的因子（Rose et al. 2008; Wu et al. 2010）。這些處理措施大多已有一定的實驗證據，眼科醫師同意近視有非常多樣的處理方式（WHO 2017:

3）。

然而，來自實驗室的建議有待落實，許多研究者紛紛探討家庭內的近視保健行為。彭秀英（2010, 2011）針對自理能力較弱的學齡前兒童，探討他們家長的近視防治行為之相關因素。彭秀英發現學齡前兒童的近視變化，與當事人的年齡、

家庭社經地位、社會支持網絡等有高度的相關。張煜麟、倪鳴香與劉影梅（2014）

則嘗試以傳記性歷程的方式，分析兩組都市兒童與家長的近視經驗：一個案例最後以配戴角膜塑型片為處理主軸，另一個案例則靠著強化戶外體能活動來抑制近視。但兩組家庭都受限於當代的都市生活，只能進行有限的改善。這些研究意味不同背景或條件的家庭，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和不等的努力程度，進行兒童的近視保健活動。

進一步，視力保健的研究也由照護建議變成公共政策，如張麗春等人（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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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了臺灣視力保健的歷史演變，可惜該文的歷史分期方式不但完全以政策有無為依歸，也沒有指明整體的發展趨勢。張麗春等人主張台灣的校園視力保健政策可以依據政策分為五個時期，其中三個時期（第一、第三與第五）有密集的政策與調查，另外兩個時期（第二與第四）則形同空窗期。第一個時期從 1980 年到 1988 年，起點是行政院擬定了｢加強學生視力保健重要措施｣，確立校園視力保健制度，並規劃視力保健中心；政府也於 1983 年委託台大醫院，進行每五年一度的兒童近視流行病學調查，並自 1986 年至 1999 年進行三年期的近視實驗研究計畫。第二時期則是 1989 年到 1999 年，｢官方資料中並未見以視力保健議題為主軸的計畫或是政策文件｣，張麗春等人認為這時期仍主要延續前一期留下的工作計畫。第三時期的時間點則和 1999 年開始的｢加強學生視力保健五年計畫｣

重疊，推動前述的｢望遠凝視｣策略，並持續投注經費改善課桌椅與燈光。與第二時期類似，張麗春等人主張在 2005 年到 2007 年 7 月之間，各個相關部門｢並無針對學童視力保健提出特別的政策｣，只好列入 2004 年開始的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的相關部分。最後，第五時期則是 2007 年到 2014 年，特點是｢學幼童視力保健實施計畫｣於 2007 年 8 月出現；2010 年 7 月，政府又制定了｢學幼童視力保健三年計畫｣，推動｢戶外遠眺 120｣等新形式的保健活動。這份研究是視力保健史的初探，因此在歷史溯源、分期與趨勢指認等方面，都還有待後續研究補充。

總之，既有文獻大致同意臺灣的高近視率來自環境因素，這些文獻主要的關懷對象是學童，並允許多重的介入方式。然而，只有張麗春等人的研究描繪台灣視力保健的歷史發展，其他的文獻則未顧及各項知識生產與技術實作的歷史與社會條件。同樣地，也只有張煜麟等人將這些近視處理方式還原到家庭照護的具體情境中，而不是停留在實驗研究或流行病學調查的階段。為了進一步推展既有的研究成果，本論文將引入健康治理以及文化健康資本的概念，嘗試探討近視成為公共問題的過程、指認整體的變遷趨勢，並進一步分析近視照護在各家庭之間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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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康治理部署：從生命權力、監管醫療到健康促進

本文從治理的角度，探討各方行動者｢問題化｣近視的過程、其中動用的知識與權力技術、以及相應的歷史變遷。｢問題化｣不是指特定理念或意識形態，而是我們如何使得某些存有｢能夠且應該思考｣，問題化因此需要相應的實作，才能夠成形（Foucault 1984: 19-20）。本論文探討近視如何在台灣的特定脈絡下，成為一項需要特別關照的問題。

首先，治理觀點嘗試探討多樣的行動者如何共同形構特定的問題或制度，而不是把國家政策當成自成一格的獨立現象，或者只關注眼科醫學的內部知識與技術發展。一方面，治理的觀點質疑政策和醫學的僵硬區分，主張正面探討它們如何｢共同生成｣(co-production)。行動者與各自的問題界定方式，共同形塑出特定的自然與社會秩序。我們的分析取向必須對稱地考慮社會與科學的構成要素，而不是偏重一端的單向分析（Irwin 2008, Jasanoff 2004）。³另一方面，行動者不只涉及國家，還包括產業界、學術界、社會輿論、各種志願團體等等。他們有各自的問題界定方式，同樣一種政策會有多重的問題形構方式，政策的施行有賴多樣行動者的網絡（Bevir 2009; Bevir and Rhodes 2016）。⁴治理觀點引導我們將分析焦點轉向不同行動者之間的張力與合作，包括國家的各個部門、利益團體與相關的知識專家（Chien 2012）。同樣地，治理觀點也不像傳統的醫療化觀點，聚焦醫療專業的支配。Peter Conrad（1992, 2009）後來也強調｢醫療化的引擎｣不必然是醫療

3 共同生成的概念強調科學與科技並未存在於社會活動之外，而是同時生產出來的安排。Shelia Jasanoff 認為 Foucault 的研究已經有這種想法的雛型。但相較於常見的 ANT 觀點，Jasanoff 進一步主張更明確地探討人類之間的權力課題。例如，誰通過網絡的構成而獲勝或失敗、又如何在分配與再分配中得利或受害、參與者在受徵召時願不願意改變其行為或態度等等(Jasanoff 2004 : 17-20, 23)。Yves Gingras(1999: 9, 13)也認為 ANT 的貢獻是強調：在解釋上，政治的、經濟的與科學的元素並沒有一定的階序，元素之間的關係取決於情境。這些分析著重特定科學的歷史發展過程，但這並不代表科學或眼科醫學的研究成果缺乏｢客觀性｣。總之，｢反身性｣的分析釐清知識的歷史形構，讓人明白其中的特定侷限進而設想改進方案(Bourdieu 2001)。

4 Mark Bevir(2009)指出，在 1980 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後，治理這個概念更適合分析日益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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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也可能是藥商或醫療器材廠商等市場上的行動者，甚至有賴其他身分的行動者支援。在本研究的範圍內，行動者主要指國家教育機關官員、眼科醫師、公共衛生學者、教育界人士、第一線的衛教與護理人員、以及不同社會位置的家長。

近視的治理研究旨在探討各方行動者如何形構出｢近視｣這項特定的問題，又如何環繞著這項議題，發展出各項知識調查與實作介入？

其次，我將聚焦近視治理中的知識與權力技術，以及這些｢部署｣（dispositif）

的歷史演變。⁵依據 Michel Foucault（2008: 1-2），廣義的治理（govern）是指各種引導、指引與制約人的行動和回應的可能方式。因此，治理是旨在引導人們行為

（conduire la conduite des hommes）的程序與技術，這種權力預設了受治理者的 自由或說多樣的行動可能，因此重點是如何將人們的行為引向特定的方向

（Dardot and Laval 2009: 14-15）。在治理健康的脈絡下，這種權力需要配合流行病學等研究調查，才能了解可能的行動與回應。Foucault（2007）發現十八世紀的統計學展現了人口的特殊規律和效果，統治者或專家需要參考這些知識，適當地引導人口。其中，「安全的部署｣就是針對人口的特殊權力機制。十八世紀的城鎮興起，人們開始把環境（milieu）視為各種事件發生的給定條件；安全部署也關切廣義上的種種流通（人員和穀物進出、流行病傳播等），期待用流通固有的效果，來抵銷負面的效果，此即調控（regulation）；安全部署也嘗試計算出常態的分配，再讓現有的趨勢向常態靠攏，也就是常態化（normalization）。⁶這些工作需要對特定的人口現象有充分的統計知識，以便在了解可能的行為模式後，對受治理的人口加以引導。在近視的案例中，早期的政策與醫學報告確認問題出自台北市與高雄市等現代都會地區；官員與醫生也要探討探討眼睛與教學空間中的物

5 依據 Paul Rabinow(2001: 50-55)的見解，Foucault 並未明確界定何謂部署(dispositif)。但從概念用法可以推知，Foucault 不僅用了該字在法語中工具或設施的意涵，更用來指稱界定、匯聚成共同網絡的異質元素，包括各種知識論述、權力技術與制度。由於部署的局內人與局外分析者未必清楚認識特定部署的效果與反效果，因此值得研究、分析該部署的歷史形成過程和運作邏輯。

6 Michel Foucault(1980)認為十八世紀起，歐洲出現了｢生命權力(bio-power) ｣這種特殊的權力樣態，特徵是把人類的生理特徵當成反思與介入的對象：一方面，是針對個別身體的規訓或解剖政治；另一方面，是針對人口層次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陳宗文(2012)進一步在台灣疫苗的研究中主張，規訓權力與生命政治能形成迴圈般的反饋關係，雙方相輔相成，只是分析上仍可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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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條件如何互動，如同廣義的流通；視力流行病調查也分析了各地的近視程度和盛行率，這點構成了常態化的條件。我將在後文中具體探討近視治理涉及的各項知識與權力技術，並描繪它們的運作方式以及歷史演變。

第三，現代國家治理人口，而教育部門是整個部署的重要節點，是｢監管醫 療｣（surveillance medicine）施力之處。在工業化與都市化的過程中，公共衛生 在十九世紀逐漸變成國家的責任（Porter 1999: 7, 24）。David Armstrong（1995）

指出，在｢床邊醫療｣和｢醫院醫療｣之後，二十世紀進一步出現了｢監管醫療｣的模式。監管醫療即通過大規模的健康篩檢，將所有人口都視為潛在的病人。因為監管醫療以風險因子（risk factors）的方式重新理解疾病，強調疾病有特定發展歷程、並取決於社群的生活風格，正常與病態的界線從此不再固定。其中，最明顯的監管對象即兒童的發展（development）歷程。類似的醫學模式拓及近現代的東亞社會，現代化菁英與國家也在這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羅芙芸 2007：20- 21；梁其姿 2009: 14）。現代國民教育制度在這過程中發揮了樞紐作用，而監管的主要對象恰是尚處發展階段的兒童與青少年。黃金麟（2001：228-229）指出，

民國初年的國民改造運動也落實到學校體系的層次，其中的鐘點時間逐漸取代了傳統的時辰觀，呼應近代中國的身體國家化發展。呂紹理（1998：67-79）與許佩賢（2005）也都注意到日本殖民時期的國小教育，推行標準化的時間表以及運動會、體操課，設法轉變台灣人國小學童的時間習慣和身體行為模式。張淑卿（2010）

進一步主張，戰後臺灣 1950 到 1960 年代的學校衛生體制，是國民政府塑造兒童身體與衛生習慣的場所。在本論文的案例中，近視問題也來自兒童與青少年的大規模篩檢。尤其流行病學調查指認出種種風險因子，致力探討升學教育下的特定生活風格與近視發展歷程的關聯。

進一步，監管醫療稍後發展為健康促進（health promotion）的潮流，監管內 在化，需要當事人自我治理或自我照護（David Armstrong 1995: 399-400）。1970 年代以來，世界衛生組織提出了｢健康促進｣的議程，強調預防的面向，主張透過

(21)

轉變生活風格與社經、生態環境，來促進健康的生命（Bunton, Burrows and Nettleton 1995）。大致同時，文化上的健康主義（healthism）也把健康本身當成有價值的活動，生活風格的選擇成為關鍵。但這些潮寮也可能因為相關知識的擴張，讓人益發為風險而焦慮（Cheek 2008; Crawford 2006）。這些趨勢讓本來與健康沒有直接關連的物品或技術，變得與維持健康、預防疾病息息相關，甚至出現了更積極的增能（enhancement）意涵（Conrad and Porter 2004）。在當代健康促進的場景中，通過調查可能的風險因子，風險責任也悄悄轉移，為自我治理奠定可能（O’Malley 2008; Rose 1992）。例如，1970 年代的調查發現都市與鄉村的盛行率差距懸殊，學者因此認為鄉間、山區與海濱的生活有助於視力健康；都市內的生活習慣以狹窄為特徵，室內活動與電子產品的使用量大，充斥著視力風險因子。這些發現使得家庭的生活風格越來越受重視，並在 2000 年後成為近視保健的主要議程。家長甚至近視的當事人都將在近視治理體制下，發展出自己的視力保健之道。稍後，我將在近視保健的案例中，具體探討台灣的類似歷史轉變、並追問轉型的具體過程究竟如何可能？

最後，臺灣長年號稱｢近視王國｣，健康治理的績效長期不彰，我們必須探問治理體制如何回應與吸納各項不利治理的｢事實｣。一方面，部分研究傾向描繪治理體制何等有力，而忽略了抵抗與競逐等可能。如 Deborah Lupton（1994: 102）

批評早期的｢監管醫療｣過度強調柔順的身體（docile body），以為病患受制於無所不能的監管醫療。然而，在特定治理體制下，受治理的當事人仍能主動積極地改造自己，自我技術的面向值得探討。⁷另一方面，有些治理研究則太過執著治理體制的失敗，未能有機地整合被治理方的回應。Thomas Lemke（2011: 92-93）認為治理研究必須探索行動者如何回應治理失敗與非預期後果，並如何策略性地重新

7 由於 Foucault 的權力觀念是非物理地引導他人行為的能力，權力關係同時蘊含了治理方的支配以及受治理方的自由。這裡的｢自由｣特指受治理方以不同於治理方預期的方式反應，因此，抵抗是權力關係的內生要素(Paul Veyne, 2008: 142-144)。在這個意義下，Foucault 得以宣稱｢哪裡有權力，哪裡就有抵抗｣－－並緊接著補充，抵抗永遠不會處在權力之外(Foucault 1980: 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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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這類現象，形塑稍後的治理⁸。甚至，許多治理性研究太過看重治理本身的藍圖，忽略實際治理過程中的種種未竟之處；又或者直接將治理性當成包容一切的解釋架構，濫用｢主權－規訓－治理｣的線性發展模型，未能發揮實質的分析力道

（Bröckling, Krasmann and Lemke 2011: 15-20）。Nicolas Rose 與 Peter Miller 更認為，治理方案必然會產生各式各樣的非預期問題，碰上種種爭議與障礙（轉引自曾凡慈 2008: 205）。因此，治理理性總是個尚未完成的過程，不斷地在新問題或新解決方案前轉變（Rose, O’Malley and Valverde 2006: 98）。台灣的近視保健直到 2000 年代末期，近視盛行率才稍稍得到初步改善。｢近視王國｣的稱號更暗示了近視治理的侷限，治理權力在學校、眼鏡行與家庭中長期碰上了一系列預期之外的實作困難。近視的案例不是柔順的身體如何受治理權力馴服的故事。我們必須討論受治理者這一端的各種對策以及專業團體之間的角力，以便了解近視治理的危機與局限到底是什麼、又如何反饋治理部署的下一步發展？

三、健康促進下的親職難題：由升學主義、教養風格到文化健康資本

學校固然是監管醫療的重要環節，但既有的政策檔案與研究調查經常以｢升學主義｣一語，主張東亞華人社會特有的教育狀況阻礙了視力保健計劃。｢升學主義｣一詞在相關政策檔案與研究調查中頻繁出現。這個詞是指教育機關｢或｣家長

｢為升學而升學，不顧包括視力健康在內的任何負面後果｣。⁹1950 年代的政府文書已開始用這個詞彙批評教育體系中的激烈升學競爭，但意涵浮動：｢一般所見，

8 例如 Michel Foucault 認為監獄體系製造了｢輕犯｣，形成新的社會問題；但當時的行動者仍藉此重新組織了性產業－－Lemke 將這個過程稱之為｢策略性填補｣(strategic completion)(Lemke 2011: 93)。

9 ｢升學主義｣不是學術上的｢構念｣（construct），而是政府文書與新聞報導的措辭。因此，這個詞彙並不是定義明確的分析概念，而是隨情境與脈絡而異的實作詞彙。由於語意浮動，研究者也沒有統一的英文譯名。黃春木採用”the education rush”，顏學誠採用”academic elitism”，王震武等本土心理學研究者與歷史學者陳君愷稱之為”education fanaticism”。然而，上述作者都沒有明確解釋翻譯選擇。此外，如果運用資料庫瀏覽，我們也能找到”diplomaism”或”credent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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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升學主義』的批評，不外乎集中於『不顧自己的性向、興趣或能力而熱衷升學』，『以填鴨式教學、能力分班、無數的考試等反教育手段進行競爭』，或者

『政府限制某級某類升學機會』等論點。這些論點各有指涉，對象（｢禍首｣）則由個人、學校到政府都有。｣（黃春木 2013：7-8）。論者主張隋唐以來的科舉制度，讓漢人社會期待｢靠教育進行社會流動｣，最終形成當代東亞社會的｢升學主義｣集體心理（楊國樞、葉啟政 1978；王震武 2002；顏學誠 2014；陳君愷 2010）。

10升學主義有眾多負面效果，學生近視是其中之一。在近視治理的特定脈絡中，

視力保健與｢升學主義｣相互交織，並具體表現在近視治理與自我治理的解釋和介入方式上。本論文處理教育制度的健康風險，在台灣，｢近視｣是這兩種關切共存與衝突的重要案例。

｢升學主義｣涉及教育制度與家庭教養的層次，指涉了特定的教養風格，未必是全體國民家庭的一致做法。Annette Lareau（2003）發現，中產階級家庭傾向採取｢規劃栽培｣（concerted cultivation）的方式，協助安排兒童的學習與休閒時光、

傾向講道理、且有能力介入學校教師的事務。勞工階級則著重｢成就自然長大｣

（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兒童通常和同儕相處、父母傾向直接下命令卻又畏懼老師與學校。藍佩嘉（2014: 134-135）更依據父母資本總合與追求益品差異（｢競爭流動｣或｢自然發展｣），建構出四個象限的｢階級化的親職場域｣。

同樣追求競爭，資本總和高的家庭傾向｢培養國際競爭力｣，他們在教養上更加｢

雜食｣，以便為子女準備進入未來的跨國勞動市場；資本總和低的父母，也動用有限的經濟與社會資本，來培育國內學校體制提供的｢階級流動力｣。同樣追求自然發展，勞工階級的自然成長是｢順其自然造化｣，相對沒有干預；資本總和高的

10 王震武（2002：8-9）區分了｢升學主義｣與｢升學主義現象｣，並採取｢以古喻今｣的溯源方法，

認為古代漢人社會也有升學主義現象。他認為｢升學主義｣的意思僅限於｢不是為了獲得『合理的教育』而要求升學｣，這是一項無法直接觀察的集體心理機制；｢升學主義現象｣則可以觀察，包括當事人、社會與學校為此付出的沉重代價，如人才與社會風氣的敗壞。顏學誠（2014）則在文明比較的架構下，對比較無社會流動的印度種姓社會與歐洲封建社會，認為科舉制度為漢人社會帶來｢尚賢｣的社會流動階梯，甚至協助中華帝國整合地方社會。陳君愷（2010）則探討日治時期台灣人的｢習醫偏執｣，主張傳統科舉文化結合｢重商趨利｣的傳統，再加上台灣人家長的專制，才讓許多優秀人才或自願、或受迫地進入醫科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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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階級父母則是｢規劃自然成長｣，尤其由母親精細打理與營造兒童的教育，甚至取道另類教育，以圖｢適性發展｣。因此，同樣是｢密集母職｣（Hays 1996），也會依照社會位置（由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的總量以及佔有比重界定）的差異而有更細緻的分化。依據藍佩嘉的分類，本論文探討的家庭大多屬於｢競爭流動｣的親職風格，這也是健康與教育最富緊張的狀況。

然而，世代經驗、當事人認同與投入親職照護的程度、收集資訊的能力與意願等因素，又比單純的社會階級更適合分析近視治理的家庭間差異。曾凡慈研究發展遲緩的家庭照護，她發現：｢中間教育程度（高中職）的受訪者，有些對於各門各派的育兒知識如數家珍，有些仍相信孩子就是『自己會長大』，不認為自己有引導孩子發展的必要性｣（曾凡慈 2008 : 142）。不僅如此，主要是較不具文化資本的父母也會｢下重本｣，購買昂貴的教具以處理發展遲緩的風險（曾凡慈 2010 : 153）。因此，曾凡慈認為單靠教育程度，難以區分家長對於專家知識的掌握。在網路資訊發得的今天，受訪者的年紀反而可能更能區辨差異。謝新誼也注意到新生代父母普遍了解塵蟎相關的風險知識，我們只能說：｢擁有資源種類較多、數量較高的家長的確較有選擇作法的彈性｣（謝新誼 2014 : 135）。謝新誼主張塵蟎治理的策略差異，不只取決於社會位置，更要同時考慮到世代、性別（如由父親主管家電採買）等因素，而這些差別都無法直接化約為資本總量與資本比重的不同。

因此，本論文將借用文化健康資本（cultural health capital, CHC）的概念，以綜合前述的經濟條件、資訊收集與判斷能力、照護時間與資源等因素。Janet Shim

（2010: 1-3）認為有些社會傳遞的、不平等分配的技能與資源，讓人有能力與臨床照護提供者有效互動與溝通。首先，這些技能與資源可以定義為文化健康資本，

它在醫用互動中，可以操作化為多種表現形式：包括對醫學主題和詞彙的知識、

知道哪些訊息對健康照護人員有意義、與照護提供者溝通健康相關資訊的技巧、

在健康事務上有種企業家的傾向和進取的立場、會對身體採取工具性態度、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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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規訓的價值並有資源實踐之、傾向靠計算與行動掌控未來、敏於人際動態並有能力調整互動風格等等。其次，該資本在與健康相關的實作中促發與累積，變成當事人的稟性（dispositions）¹¹，而不必然是當事人有意追求的結果。這些實作包括採用生物醫學方面的知識、執行計算未來的決策、降低風險與自我監管的實踐等等（Janet Shim 2010 : 3-4）。¹²

在健康促進的潮流下，健康面的文化資本所產生的社會不平等，益發值得有系統的個案研究（Abel 2007）。畢竟，如果當今的醫療體系更加以病人為中心，

那當事人具備的文化健康資本就更加值得注意，因為各階級自行照護的條件並不相同（Dubbin, Chang and Shim 2013）。深深依靠家庭保健實作的慢性病更是如此

（Strauss 1988），家庭成員的文化健康資本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前述的台灣健康信念研究，也已經觸及家長的社經地位、教育程度、社會網絡、近視相關的健康信念等變項（彭秀英 2010、2011）。然而，健康信念研究多集中在量化研究，

未能有力扣合近視案例中的教養模式與照護方式之間的關係，其中的實作差異仍有待質性資料來深入檢討。

文化健康資本是健康促進中的關鍵因素，近視的案例更進一步凸顯了教育流

動與健康｢稟性｣之間的緊張關係。許多有助社會流動的教養活動，恰好是視力健康的主要風險；追求升學流動的教養風格，本身即眼科醫師大力批判的對象。在這種典型的兩難下，這類家長必須設法找出妥協兩種互斥要求的照護方案。因此，

近視照護的情境突顯了稟性之間的不和諧或衝突，家庭中的行動者深受複數種不同的社會化原則影響，而不必然只受單一場域所形塑（Lahire 2011: 31, 36-37）。

11 根據 Emmanuel Bourdieu（1998: 39, 61）的語意研究，｢使用稟性的陳述｣指涉一切可能的同類事件，而不只取決於可觀察的規律。稟性因此不等於實際存在的實體。因此，稟性式的條件句陳述了｢常態性的律則｣：正常狀況下，我們所描述的事件將會實現。在社會科學上的用法中，稟性因此指某類行動者在某種情境下傾向做某種行動，而不是說當事人已經做出了這些行動。

12 Missinne、Neels 與 Bracke（2014）以乳房檢影的實作為例，探討健康文化資本與生命歷程的共同作用。在控制其它變項後，他們發現從童年開始累積的文化健康資本，與當事人進行乳房檢影的可能性有關連。從童年延續下來的效應，可以理解成文化健康資本的積累結果，或者健康方面的稟性。

(26)

在本研究的案例中，涉及的場域至少包括教育與醫療。事實上，身為多層次且動態的稟性系統，習氣（habitus）的整合與張力程度並不固定，同類習氣的不同稟性本來就可能衝突（Wacquant 2016 : 68-69）。因此，比起聚焦特定場域中的習氣，

Elizabeth B. Silva（2016: 179）進一步提議探索同時屬於多個場域的行動者，以便了解分裂了的習氣（fragmented habitus）。由於近視照護的情境結合了主流的升學式教育體制，以及特屬於視力健康的健康部署，我嘗試探索哪些家長最容易遭受兩種不同稟性（教育流動與身體健康）的衝突，並描繪這批家長又如何具體協商這份張力。

第三節、研究問題與章節安排

總之，我結合了健康治理以及文化健康資本，以發展本論文的分析架構。首 先，我探討近視治理部署（dispositif）的運作方式以及歷史發展；另一方面，借 助文化健康資本的啟發，我也分析並拓展健康稟性（dispositions）的客觀社會差 異以及其中蘊含的主觀張力。特定治理部署的提問有別於既有的政策回顧，著眼問題化的歷程、多樣的行動者競逐、特定的權力技術運用。延伸這種傅柯式的探究方式，監管醫療和後來的健康促進也提供了啟發性的參照，協助定位近視治理的運作特徵與歷史脈絡。由於健康促進的潮流影響了台灣的近視治理，我們勢必要注意各個家庭自行治理近視問題的處境，因此我也配合運用了文化健康資本的概念。健康稟性即延伸自文化健康資本，這方面的提問著重視力保健實作的客觀不平等，以及家長主觀體驗到的親職張力（教育流動與身體健康）。教育與健康的張力是近視治理的特色，我在本論文的第二、三章說明這份張力的歷史演變，

在第四章進一步探討家長如何協商這份張力。

本論文後續的三章，分別探討以下三大組研究問題。首先，我在本論文的第二章中，探詢視力保健的歷史形成，重新探問公共衛生與眼科文獻沒有深究的問

(27)

題化初期階段。因為既有的政策回顧局限於成文的政策檔案，留下許多謎團：時間上只上溯至全國型政策開始的 1980 年、行動者以政府和醫師為中心、強調這些視力保健政策之間的關聯，相對忽略其他的社會群體與該政策面對的各項侷限。

相對地，我在第二章追溯近視到底從何時起成為問題、在哪些特定的歷史與社會條件下得到關注、又由哪些行動者來加以提倡？

其次，近視治理稍後由眼科醫師主持，但仍然持續經歷各式變動與挑戰，我在第三章中進一步探討台灣的近視治理所發生的歷史轉型。一方面，如前所述，

既有的政策回顧以三期政策為主軸，不免有特定時段的空缺，有待我們以另一種分期方式，來勾勒近視治理的轉變趨勢。另一方面，由於近視治理長期缺乏有力的成效，正好可以描繪治理危機的案例，探討近視治理權力如何面對長期不良的績效問題。我在第三章針對近視治理的權力部署的轉型，分析對象、解釋、介入方式等面向上，到底朝向什麼方向演變？

最後，在第四章中，我轉向自我治理的層次，探討近視照護的社會不平等，

並以質性研究了解近視照護的實作張力。前述張煜麟等人雖然採取質性的歷程分析，可惜只有兩組對比案例，未能完整探索近視照護實作的不平等分配狀況。此外，既有的政策與研究雖然經常探討與批判家長的教育理念，但他們未能有系統地結合親職風格的研究成果，以便探索特定教養風格的家長如何與視力保健之要求協商。因此，我在第四章探索近視的照護實作如何展現了特定形式的健康不平等，以及家長如何協商教育與健康親職的特殊張力？

第四節、研究方法

為了回答近視治理的歷史發展以及家庭實作，本論文一方面運用檔案資料研究，一方面配合深度訪談。首先，本論文將通過政策與期刊檔案，勾勒出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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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誰、如何、又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特定對象的問題化。¹³本論文處理的檔案資料可以分為三大類。首先，是行政條例方面的主要政策，這批資料可以界定治理實作的法規層次。這批資料包括：〈加強學生視力保健重要措施〉（1980）、〈加強學生視力保健重點措施〉（1986）、〈加強學生視力保健五年計畫〉（1999）、〈學（幼）

童視力保健實施計畫〉（2007）、〈教育部學幼童視力保健三年計畫〉（2010）。其次，我也檢視了與政府合作的重要醫學或流行病學研究計畫。我們可以藉此理解相關的知識生產與流通，並比對特定知識論述是否得到其他行動者的支援，在更廣的範圍內起作用。如 1983 年《全國性學生視力調查研究計畫報告》、《近視防治研究報告》以來的一系列研究，以及師範大學衛生教育研究所在 1960 與 1970 年代的盛行率調查報告（多刊載於《健康教育通訊》）。第三，為了分析當時在這些政策與研究之外的背景，本論文也運用了某些教育史料和醫學史料。例如臺灣教育發展史料彙編編輯委員會編輯小組收錄的資料、陳慕師編纂的《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眼科百年史》和許紋銘編的《臺灣當代眼科發展紀實》等醫師之二手文獻。第四組資料則是專家團體的專業期刊和廣告文宣，協助我們掌握眼科與公共衛生學界的動態。這方面採用的資料包括台灣大學醫學院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收錄的各種期刊，例如：《健康教育》、《健康世界》、《常春月刊》、《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雜誌》、《臺灣醫學會雜誌》、《學校衛生》、《臺灣醫學》、《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臺灣醫誌》、《眼科醫學會會刊》、《當代醫學》、《當代眼鏡》

等等。此外也旁及相關的研討會論文集、會議的紀錄報告、專家撰寫的科普讀物，

以便更生動地掌握當時專家的思考歷程。

其次，在深度訪談方面，本論文也探討了常民家庭的保健實作，並包含部分專家與關鍵行動者的訪談。就常民家庭來說，本論文以滾雪球抽樣起步，稍後輔

13在發想研究之初，我利用聯合知識庫來對近視相關的詞彙最初步的搜尋，找到了｢視力保健｣

這個官方文書的用詞。並進一步以既有的官方文書為中心，擴散出去蒐羅相關的政策檔案。因為社會科學界並沒有直接以近視為題目的研究，研究者也不應該完全依賴醫學專業的既有說法，因此本研究計畫先從比較寬泛的資料庫開始，期待能｢建構研究對象｣。當然，這個資料庫

(29)

以立意抽樣，目的是最大化受訪者之間的變異。主要的訪談對象是負責孩童健康事務的家長，配合訪談有視力問題的學童。這部分設計的訪談大綱，請參見附錄

（一）。滾雪球抽樣從認識的家長、PPT 的學齡前兒童版（Preschool）與媽寶版

（Babymother）入手。立意抽樣的部分，則是在初步的訪談後，設法延伸與拓展盡可能多的差異，以便最大化樣本之間的階級、性別與年齡或年代等變異。近視保健的相關實作，深深取決於當時的病況以及年齡，甚至可能出現部分世代差異。

因此，身為探索性研究，本論文嘗試擴大抽樣的年齡層，以便加強相互比對的可能性，並探索整個近視患病歷程的種種可能實作，拉長所觀察的時間區段。本論文因而沒有限定特定的視力或度數，重點是要設法包容可能出現的種種近視保健實作，以便了解這項慢性病的居家保健。

最終，本論文一共訪談 28 位報導人，主要訪談於 2016 年夏季進行，2017 年 7-8 月再補充三組訪談。在家庭方面，最後的受訪年齡層如下：年紀較大的家長超過 60 歲，年紀最小的家長只有 34 歲；年紀最大的近視青年達 25 歲，年紀最小的近視學童則是 12 歲。受訪的家長與近視兒童或青年一共有 27 人，17 人為家長，10 人為近視兒童或青年。這部分的訪談旨在了解家長如何投入近視治理，

以及了解近視當事人如何回應一系列的治理與處理實作。17 位家長中有 3 位是學校護理師，因為護理師同時是治理體制中的關鍵行動者，可以協助本論文釐清視力保健政策如何在學校中施行；她們又同時有家長的身分，可以協助本論文拓展親職比較的可能，了解專業人員自己如何進行家中的視力保健。此外，家長中還有 3 位國小老師，由於職權之便，他們能夠廣泛地觀察大量學童的視力保健概況，甚至直接介入指揮。在專家訪談方面，本論文訪談了長期任職於教育部體育司的吳仁宇先生，吳先生長期主管視力保健事務，直到 2004 年才因退休而離開崗位。這個訪談是為了配合既有的一系列檔案資料，深入了解視力保健的始末因果。本論文受訪者的主要資料整理如下表三：

(30)

表格三：受訪者基本資料一覽（除退休官員外，全數受訪者皆以匿名呈現）。

受訪者（年齡）視力概況收入與職業學歷金先生（約 60）、金太

太（約 55）與小彬（24）

兩人都沒近視 ; 小彬 600 度

父親是警察；母親為家庭主婦。

金太太幼師專，金先生警專。

小英（24）約 400 度父親中油管理人員；

母親為家庭主婦。

碩士

小心（20）約 700 度本人為大學生。大學伊小姐（53），女兒小思

（24）

女兒先天散光 ; 近視 400-500 度。

但是雙親都沒有近視

郵局任職，月收約七萬元。

伊小姐碩士學歷，

其父親專科其母親國中

暖暖（22）及母親劉老師（約 55）

兩個女兒約 500 度。

劉老師是桃園縣某國小教師，配偶是中華電信主管

暖暖雙親都有大學學歷。

阿忠（56），兒子（14）兒子散光 150 近視 225；本人高度近視且視網膜剝離。

任職郵局，月收約五萬元。

阿忠到大學，其雙親國中職業為家管和農民。

唐老師（52）（鄭老師丈夫）

同下欄。國小教師（1993-2016 退休），月收約九萬元。

碩士，其父親有專科學歷並為公務員，母親家管。

鄭老師（53）（唐老師配偶）和小莉（15）

三位女兒分別是：

400、900、650 度。

北市某國小教師

（2017 將退休）月收約七萬元；雙親為花蓮老師和裁縫師。

碩士，其父專科其母高中職

(31)

阿芬（50）左右眼 450 度（大女兒） / 兩眼都 800 度（小女兒）

北市某國小護理師

（2015 年退休）

師大衛教碩士在職班；雙親都到國中

小華（25）約 700 度學生並有助理職（20K 以內），父母為東吳大學教授，月收約八萬。

碩士生，父親有博士母親有碩士

謝護理師（53） 25 歲兒子兩眼分別是 325/425；本人約 600。

桃園縣某國小護理師；父母工人

大學；父母皆國中及以下

花阿姨（62）本人只有老花眼。 Wendy 和 Nicky 保母，

曾經任職於貿易公司和摩門教會。

閩南商工

Wendy （ 24 ） & Nicky

（17）

妹妹 L400 尾， R500

妹妹是北市明星女中學生，姊姊是碩士生。

雙親為自營設計師，

月收超過十五萬。

高中，雙親都有大學學歷

曾護理師（42），女兒分別 4 歲和 1 歲

女兒們年紀小沒近視，本人 500 度

北市某國小護理師，

收入六萬。

台北護理學院; 雙親商人

文文（45），兩位女兒 16 與 14 歲。

兩位皆約 500 度左右。

水果攤老闆娘；雙親在嘉義務農兼雜貨。

高中職

阿珍（56），女兒約 25 歲。

先天散光且剖腹產

早餐店店長。高中

小潔（34），女兒 12 歲女兒 200 度，自己 700 度做過雷射

目前是按摩師。大學

盧先生（54）與彥庭彥庭左右眼分別盧先生是電子業老祖父母分別是警

(32)

（14）為 125 與 100 度。

盧先生 300 度。

闆。專大學和國中家管

岑女士（43）與小君

（14）

男孩 400 度父親工程師，母親岑女士為台北某醫學大學副教授。

母親有博士學位，

祖父母分別是碩士和專科出身的國中老師

Andy（約 45），兒子 14 歲

男孩 300 度。 Andy 是光電所碩士出來的行銷業者。兒子就讀於新竹某明星國中。

祖父母分別是高中職與國中之中藥店與家管

吳仁宇（退休官員） - 前教育部體育司司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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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升學主義的健康批判：學校近視的誕生

在學生升學考試的體格檢查統計數字中，教育廳發現患視力不佳的學生，年有增加。據分析除了遺傳或因病外，主要原因是由於教室低矮，光線不足，

日積月累，當然要影響視力。因此，教育廳準備下年度起編列改善教室光線的經費，而且還要請眼科專家作近視的檢查與病源的統計分析。（聯合報 1959a）

據台大醫學院教授柯良時的研究報告，在全省調查過的卅八所國校中，發現三分之一的學童視力衰退。他說：在不久的將來，中國[按：指中華民國]將成為「近視王國」。眼科名醫那玉透露，在調查了台中嘉義高雄三地的四十八所國校，一萬三千六百九十六名六年級的學童之後，發現視力不良的佔百分之四十四點八，此種視力不良之程度佔世界第一位，但是視力不良與各校升學率是成正比的。陸軍總醫院耳鼻喉科主任榮寶峰最近指出，國校學童的聽力，也一年比一年衰退，他要求趕快減輕填鴨式的繁重課業，消滅惡補[按：

惡性補習]。（聯合報 1966）

對今天的我們來說，近視是一項稀鬆平常的小障礙，遍布台灣人口的所有年齡層；晚近五花八門的 3C 產品很可能是主要風險因子；而身為健康議題，近視更應該由行政院衛福部主管。然而，如同上述的引文，在距今大約六十年的 1960 年代前後，｢學生近視｣是新興的社會問題，當時的政府甚至歸因到教室的空間設計和｢填鴨式的繁重課業｣，並由台灣省教育廳擔負主管機關的重責大任。醫師甚至緊張地與日本的近視人口比例比較，深怕台灣取代日本，成為新一代的｢近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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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事實上，自從 1980 年以來，政府推動了一系列的學生視力保健政策，期望能緩解盛行率居高不下的「近視｣問題。然而，｢學校近視｣如何逐步發展成一個公認的公共健康問題？「學生視力保健政策｣又是如何走向制度化之路？這項政策又有怎麼樣的演變與發展？

我在本章探索近視在台灣成為公共流行病問題的複雜歷史過程，以釐清既有文獻的預設。既有文獻預設｢學校近視｣的問題框架，未能檢討這項框架如何成形。

既有的近視流行病回顧相信：幾項都會地區的學生視力調查報告，顯示出 1970 年代日益廣泛的學童與青少年近視現象，「近視｣因此成為教育部擔憂的流行病問題。1984 年的紀載宣稱：「近數十年來，近視問題已是我國青年學生除了考試問題之外的重大問題之一｣（台灣教育發展史料彙編 1984: 92）。然而，跟隨 Foucault 的建議，我們可以重新提問特定制度或問題的構成過程，而不是直接接受既有觀點。¹⁴我們可以重新提問：為什麼一定要把「近視｣和「學生｣扣連在一塊呢？近視從一開始就只有這種論述嗎？這些論述呼應了當時的那些既有的社會條件？

換句話說，在什麼樣的歷史過程中，這兩者的連結能夠由專斷、任意走向了必然？

換言之，本論文第二章將探討該問題框架的生成，研究｢創造中的科學｣，而不是視｢創造好的科學｣為必然（Latour 1987: 4）。依據治理觀點，本章將分為兩個部分，探索近視之問題究竟如何由各方行動者建構。我在第一節探討眼科學界的活動與呼籲，說明多元的專業行動者如何界定問題。至於第二節，我將處理國家、教育單位與眼鏡市場等非醫療專業的行動者，以便突顯醫療專業所界定的問題，如何得到相應的配合或挑戰。本章將從治理的角度，說明｢學校近視｣的問題，

如何在人們批判升學主義的過程中逐步形成。

14 Foucault(2007: 116-118)將這種方法精神稱之為｢向外位移｣：首先，我們可以探討特定制度之外的更廣的權力技術網絡；其次，我們不只要探討特定制度的既有功能，還必須進一步考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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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學校近視｣：流行病問題的建構

1980 年，行政院頒布了第一項視力保健措施。視力不良有待流行病學調查和大規模檢查來指認、界定，才能成為監管醫療思考與談論的問題（Armstrong 1995）。問題指認是長期而漸進的歷程。本文將探討視力保健的問題框架，並說明這項框架又是如何受到學界與官方承認。首先，本節將說明日治以來的兩種視力知識生產方式：例行的學校視力檢查，以及學者相對零星、例外而較嚴謹的抽樣研究。通過抽樣研究，台灣眼科學界於 1959 年提出了｢學校近視｣的問題框架。

其次，回到 1950 年代，當時的惡性補習與教室器材與空間的問題，為｢學校近視

｣提供了論據。眼科學界雖然沒有直接的因果證成，仍能援用其他社會群體已經承認的問題，來證成與說明｢學校近視｣的判斷。第三，稍後，眼科專業也通過 1960 到 1970 年代的一系列的流行病學調查，正當化｢學校近視｣的問題框架，在眼科場域內擊倒營養不足等競爭說法。第四，1983 年的全國性流行病學資料庫是個指標性事件，則在學術上與政策上界定了問題，正式奠定｢升學主義批判｣的治理基調。

一、例行的學校檢查與例外的學術調查

｢近視｣是現代國家身體檢查的重點對象，漢人社會的傳統醫療雖然發展出一系列的視力保養法門，但沒有把近視當成集體的健康問題。漢人醫學中的｢能近怯遠症｣，定義類似今日所謂的｢近視｣，部分醫師也願意援引中醫的說法：｢近視在中國古醫學稱為『能近怯遠症』，以視遠物模糊不清，視近物仍正常為特徵。」

（教育部國教司 1985：1）。然而，傳統醫學的理論如｢五輪」、｢八廓」，迥異於生物醫學的解剖與生理光學。｢五輪」是將眼睛分成五個對應心、肝、脾、肺、

腎等｢五臟」的五個部分；相對地，｢八廓」則是以八卦方位分類眼部（林隆光、

治理｢近視王國｣：從學校監管醫療到家庭健康促進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 碩士論文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治理｢近視王國｣：從學校監管醫療到家庭健康促進 Governing the “Kingdom of Myopia” in Taiwan:

From Surveillance Medicine in School to Health Promotion at Home

戴定皇 Ting-Huang Tai

指導教授：吳嘉苓 博士 Advisor: Chia-Ling Wu, Ph.D.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December 2017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治理｢近視王國｣：從學校監管醫療到家庭健康促進 Governing the “Kingdom of Myopia” in Taiwan:

From Surveillance Medicine in School to Health Promotion at Home

本論文係戴定皇君（R03325008）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 學系、所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二月十 八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目錄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升學主義的健康批判：學校近視的誕生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吳嘉苓博士 Advisor: Chia-Ling Wu, Ph.D.

本論文係戴定皇君（R03325008）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學系、所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第一章導論

第二章升學主義的健康批判：學校近視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