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防、檢查、處理、防止惡化：近視照護的客觀不平等

近視的風險有待預防、視力不良需要檢查診斷，近視後更需要相應的處理，

以及避免近視惡化的各項保健。然而，近視的照護涉及一系列的因子，並沒有單 純直接的治療方法。因為根據台灣的眼科學術討論，導致近視的後天環境的因素，

包括用眼距離、用眼時間、課業壓力等等因素的作用。但具體的風險項目不只包 括讀書、電視、電腦與手機，更延伸到鋼琴、縫紉乃至一切的室內活動。相對地，

有利因子雖然可以抽象地統稱為｢戶外活動｣，但舉凡踏青、放風箏、各式球類運 動、甚至單純仰望藍天白雲，都曾經出現在眼科醫師的建議項目中（林隆光 1997）。 晚近的研究人員尤其關注戶外活動的近視防治效果，期望能強化這項保護因子

（謝佩玲等 2015）。因此，近視照護的親職可以採取非常多樣的形式，但不同家 庭的照護密集程度仍有一定的差異。為了瞭解近視照護的多樣性或其中的健康不 平等，我將在本節中依序探討預防、檢查、處理、防止惡化等四個方面的照護方 式差異，並指認這些實作在不同社會位置上的分布樣態。

一、預防：健康信念或歸因的差異

在成為一項有待實作介入的疾病以前，｢近視｣首先是一項有待預防的風險，

也是需要靠檢查來確認的身體變化。在近視治理的體制中，預防方面的照護備受 期待，官員與醫師都希望家長能協力促進視力保健。如果人們投入近視預防的工

作，就需要重新分類親子的各種日常活動與生命故事，因為各式各樣的活動都有 可能是近視的風險因子或有利因子。這時，家長對視力風險的知識搜尋能力與興 趣，將反映他們在視力保健方面的親職密集程度。

首先，部分家長在近視後才開始進行近視預防（｢從無到有｣），但他們可能 是整體親職投入較少，而不只是單純不進行近視預防。如前所述，既有的政策論 述經常提及這種情況，公共衛生的健康信念研究也發現社經地位與教育程度愈低 的家長，對近視風險較無警覺，也更可能不加管束兒童的各項用眼活動（彭秀英 2011）。但在本文的受訪者中，這種極端的情況並不多見。只有擔任 Wendy 和 Nicky 看護的花阿姨，可能由於本身沒有近視經驗，年紀也較大，幾乎沒有管過 這對姊妹的看書與看電視｢時間｣，她反倒比較在意電視撥放的｢內容｣好壞。⁴⁵在 本文的案例中，受訪者小潔的例子更有啟發性。目前 34 歲的小潔擔任按摩師，

女兒 12 歲。女兒通常由在家的爺爺奶奶照顧，屬於典型的隔代教養家庭。問及 她曾經實踐過的視力保護措施，小潔只簡單地回答說，自己會提醒女兒的看書和 用電腦的姿勢，但女兒的近視度數仍在距今三年左右的小學三、四年級期間持續 加深。因此，小潔才添購了本來沒有的檯燈，因為他們家裡本來幾乎只靠自然光 和室內的大燈照明：

寫功課加一台檯燈（我：是數量上加了一台？）不，本來沒有。因為本來，

比較小、可能三四年級的時候，就在家裡寫功課，然後那時候放學比較早、

那時候還沒有去安親班。…（我：所以本來想說靠自然光？）對啊，因為本 來他下課比較早，升上高年級以後下課比較晚。

小潔是這種模式的典型例子，因為本來家中根本沒有配備檯燈，等到了近視變得

45 花阿姨舉例說，電影裏頭的擄人勒贖行為可以提醒小孩子人身安全的重要，可以寓教於樂，

嚴重了、放學時間更晚而沒有自然光了，才加以添購。換句話說，這個家庭在小

任教經驗，懷疑兩地學生的近視成因方向不同。對她來說，台北國小的學生有豐 富的資源與密集的親職照護，桃園國小的家長在社經地位上相對低落，沒辦法提 供充分的監督：「他們[按：台北市國小學生]補習太多，然後他們家長要求他們 學得太多。所以他們就讀書，造成那個視力不佳。然後這邊孩子[按：桃園縣的 國小學生]視力不佳是坐姿，玩電腦玩手機，我感覺是這樣。｣換言之，劉老師也 嘗試結合地區間的社經地位差異，用不同的方式解釋學生的近視現象。在她眼中，

都會地區的學生近視主要是家長升學期望的受害者，而桃園縣工業區學生的問題，

則是整體家庭親職的投入不足。

最後，有些具備專業人員身分的受訪者，解釋時往往直接訴諸整體社會室內 生活型態，倡議更直接地強化戶外活動的時間－－｢室內/戶外｣才是關鍵區別，

不論具體的活動項目是讀書學習還是 3C 視聽娛樂。根據張煜麟等人（2014）的 研究，受訪的湘平父親身為驗光業者，但本身並不信任角膜塑型片，在湘平近視 後安排了田徑隊、整個暑假的山間生活、滑板等多重戶外活動。湘平的父母相信，

大幅減少近距離生活的時間，才有可能有力地控制近視發展。類似地，居住在桃 園山邊的謝護理師，她的子女放學後習慣在學校附近與友伴嬉戲。不過，她的子 女仍在國小低年級罹患近視。謝護理師起初也坦承，自己不知道為什麼這樣的生 活還會造成近視，只好訴諸抽象層次更高的解釋－－訴諸「社會型態｣層次的行 為與技術變遷：

功課寫完也是到處去玩啊。呵呵，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近視，沒辦法啦，近 距離的事情太多了，因為這個社會型態。看書、寫功課、看電視，然後，現 在發現所謂近距離是你只要在室內，都是近距離。你不是看書是近距離喔，

我們的家庭裡面的活動都是近距離，所以你一定要走出戶外。

更廣義的近距離用眼活動，包括了一切室內行為。在這種情況下，除非家長或近

視當事人能夠大幅增加戶外活動的時間比重，否則不太可能逃脫近視的命運。

事實上，官方的解釋也有室內與戶外的對比，這個區別來自視力不良之｢城 鄉差距｣。1983 年起的全國性調查曾經納入過城市與鄉村的區別，研究團隊的領 導者林隆光也注意到都市人生活型態的侷限，並認為這點可以佐證近視的環境因 子說（林隆光 1990: 59）。林隆光也嘗試比較｢平地鄉鎮｣、｢純山地生｣與｢北高大 都會同年齡學童｣，發現都會學童的近視盛行率高於鄉鎮學童，而這兩者的近視 盛行率也都高過所謂的｢純山地生｣（林隆光 1997: 26-27）。｢純山地生｣並不是換 個說法來指稱原住民各族群，而是依據居住環境進行的人群分別。林隆光強調：

｢在青山綠水為伴的山地鄉長大的小孩，無論是山地學生或平地學生，大多有很 好的視力（二･0 或以上），亦很少近視眼｣（林隆光 1997: 216）。進一步，施永豐 在為政府撰寫的文獻回顧報告中廣納各國的調查資訊，推測：｢因為鄉村有較多 時間可以看遠方，而且有較強的光線。…城市的近視率遠高於鄉村。｣（施永豐 2005: 35）。雖然城市與鄉村的操作性定義與其中的因果機制都不明朗，但施永豐 仍強調，鄉村人的戶外工作與生活量大致上仍多過都市人（施永豐 2005: 36），

因此雙方的視力不良比率有一定的差距。

總之，我認為預防上的投入程度，可以區辨出各家長的文化健康資本差異。

第一類家長低度投入近視預防的實作，他人以及政府常斥責他們疏於親職，以 3C 為保母，通常在子女開始近視後才｢從無到有｣地設法補救。第二類家長自信自己 已經投入許多心力，降低 3C 產品的使用，因此主張自己的孩子是因為升學競爭 而近視，其他人才可能是濫用視聽娛樂所致。對這類家長來說，具體的歸因項目 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藉由貶低假想中的疏忽家長，來突顯自己的親職投入努力。

第三類家長則訴諸抽象層次更高的｢室內｣與｢戶外｣的活動時數區別，重心不再只 限於讀書學習或視聽娛樂等具體項目。也因此，我們可以發現這三類型的家庭，

在整體親職的投入時間上也有高低多寡的區別：第一類家長最少，後兩類家長較 多，否則無法監看和引導子女在家中的用眼行為。

二、視力檢查的健康不平等

圖 四：眼科檢查的實作難題。

部分眼科醫師也注意到檢查兒童的難處，有些學童會把視力檢查當成競賽或遊戲的場合，偷看並

背誦｢答案｣（｢我可以背到 2.0 了!｣、｢跟去年的視力表又一樣喔!｣），甚至向同儕炫耀（｢我不戴

眼鏡也看得到!｣）（圖片引用自林隆光 1997: 20）。⁴⁹

然而，首先，仍然有部分家長抽不出最低限度的金錢與時間，使得視力檢查 的複檢窒礙難行。政府在 1999 年頒布的「加強學生視力保健五年計畫｣，期待提 高學童轉介與矯正的比例，要求各校的護理師達到百分之九十的回條回收率。在 學期終了前，部分縣市的教育局會密集地向國小發布公文，提醒護理師完成這項 要求。如果沒有達到這個標準，教育局將要求護理師撰寫報告，以公文回覆教育 局。在社經地位相對優渥的都市地區，護理人員可以順利達標。例如，擔任北市 大安區國小護理師的受訪者曾太太便表示，在她實際打電話催收以前，就已經有 超過九成的回收率。最後，｢全校｣也只有一個同學沒有繳交回條，回收率達到 99.9%。相對地，在桃園鄉間擔任國小護理師的謝小姐則指出，該地區家庭的社 經地位相對劣勢，也有許多單親或隔代家庭，家長相對難以配合視力的複檢。受 訪的謝護理師認為七到八成的回收率就已經算很高了。謝護理師甚至乾脆建議校

49 筆者推測，由於作者力倡使用萬國制視力表，所以書中漫畫也以 C 字表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