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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與成長

在文檔中 一個排灣族教師的生命故事 (頁 108-117)

第五章 評阿珍老師的生命故事

第一節 學習與成長

壹、同儕關係

一、刻意與同儕保持距離

阿珍老師高中以前求學歷程,都蒙受漢人同學排斥,也缺乏和同儕良好 互動的學習經驗,除了清楚地知道原住民處於社會的弱勢地位,害怕受歧視 的心仍揮之不去,更不願也不屑和原住民同學來往。她說:「在學校裡、部落 中所看到的原住民同胞,在都在自損、自貶身份,愛抽煙、愛喝酒、不工作,

一點也不看重自身健康、家庭景況,真讓原住民都覺得自己原住民丟臉

(970119/ IV02)」,她企圖擺脫「原住民」的身份,劃地自限,像刺蝟般不 讓人接近。所以如同孫大川(2000:180)提到:「至少在民國七十五年以前,

大部分的原住民都處在一『自我否定』的焦慮中,掩飾自己的民族身份,掩 飾自己的腔調、掩飾自己的語言、掩飾自己的膚色;原住民變得無法面對自 己,更無法將自己向別人敞開。」

和漢人同儕相斥的情況有改善,是到阿珍老師進入高中階段,也許是與 近來的原住民運動有關,原住民社會工作者積極推動正名運動、以及原住民

近年來在各個領域上的積極表現,使得漢人漸漸接受到原住民正面的印象,

而且學業上優異的表現,對自己的肯定與信心足夠,使得她在高中時與漢人 同儕之間,並沒有明顯的界線。阿珍老師並未因外表與身份的特殊性,遭受 到漢人同儕投以異樣眼光,是因為在過去以成績評斷好壞學生的年代,她在 校成績不錯,自然也不會有人因她的身份而去產生能力上的質疑,但她特意 和原住民同學保持距離、劃清界限。

刻意與原住民同學保持距離,免得受了他們影響,況且還認為跟漢人在 一起較能滿足她的優越感。如同社會學家 Cooley 所提出的「鏡我」概念,

他認為「自我」建立的其中一個部分就是,由他人的眼中瞭解自己是什麼模 樣。阿珍老師在他人看待自己的眼光中,得到自我的建立,然而在這樣的過 程中負面壓力與身份的認同,也使自己對自己產生了自我污名的現象。

二、原漢衝突的來源-升學加分政策

升學優待之「加分制度」,對於原住民而言究竟是阻力或是助力?這是 一個很敏感的議題,答案也因人而異,對某些需要人來說,加分制度確實是 有好處,也是政府對原住民的德政,但是阿珍老師說道:「我寧可不要加分、

不想受到他人異樣的眼光看待,因為加分之後好像就表示就比人家低一等、

還不如的樣子,會讓人覺得是有自我的貶低意涵(970119/ IV03)。」但若 懷疑、貶抑不是來自於他人,而是自我對自己產生的質疑,應該又是比較嚴 重的。

在有關原住民學生就學經驗歷程的研究結果顯示,在求學過程中「加分 制度」是造成大多數原住民學生困擾的一個措施,有些原住民學生認為,因 為自己享有加分制度,帶來了許多人際、自信心、師長的眼光、同儕排擠的 壓力,因此甚至有人不想因為享有這個優待,而受到他人的歧視眼光,如邱

怡薇(1998)的研究顯示,在遇到一些利益上的比較與衝突時,原漢族群間 的歧視感又浮現出來,譬如加分會遭到漢人的微詞,但阿珍老師遭遇的情況 卻於研究結果不同。

我並沒有因為國中考高中、高中考大學可以加分或因原住民身份 可參加保送甄試,而受到同學直接輕視與不屑甚至有衝突發生,因為 我本來成績就好,但他們心裡怎麼想我就不知道了。(970119/ IV01)

雖然在求學歷程中,並沒有因加分制度遭來漢人同儕的不平之鳴,嘲諷 與衝突,但是其中還有細部的問題值得我們探討,升學加分政策使阿珍老師 感到些許壓力,因同學心中的想法仍不免令人在意。而升學加分對多數原住 民學生來說的確有不少幫助,但他們心中所承受的壓力卻是一般漢人所無法 想像的,關於這一點,也與先前所做的相關研究(林淑媛,1998;楊淑玲,

2000;蔣嘉媛,1998)發現相同。

因為考試有加分,所以更要把書讀好,才不會被漢人輕視,說 是因為加分才考上的,我要證明我雖然是原住民有加分,但是我是 很厲害的!(970126/ IV02)」

對原住民學生而言,成績表現理想不只是一種榮耀與光榮,更是平反漢 人對升學加分制度下原住民不如人的觀感。蔣嘉媛(1998)研究提到加分透 露出的意念是原住民學生相較於一般學生有不足之處,所以需要加上額外的 分數,欠缺對原住民學生的肯定,也造成學生的自卑感與被歧視感,雖然在 聯考體制之下,加分確實讓更多的原住民學生有機會進昇高等教育,然而加 分也會造成原漢同儕間的齟齬。

但從本研究中得知,阿珍老師因為在學業上優異的表現,並未因「加分

制度」遭受到同儕間的鄙視。然而其他原住民朋友在求學歷程因「加分制度」

遭受到嘲弄揶揄,提高她對原住民學生有更大的期許。

我知道我其他原住民的朋友以前讀書時,因為加分制度,而受到 其他同學言語上嘲弄的,所以我們原住民自己要加油,不要只依靠加 分(970126/ IV03)。

無法否認「加分制度」為自己帶來的部份壓力,但整體而言,面對困境 的阿珍老師,在自我轉化與調適的過程中,將阻力視為的一種助力,化身邊 危機為成長的契機,是一種值得學習的精神,環境的壓迫如何在她身上粹練 出力量,更是清楚易見的。

貳、師生互動

原住民因身分歷經口語或行為上的歧視,甚或有著不愉快的學校回憶,

當這些點滴成為回憶時,是家庭與學業成就的力量讓她們繼續求學之路。尤 其是在學業成就上的表現,好成績可以賦予一個人自信,對女性學子而言是 無庸置疑的(謝小芩,1993),而且對原住民學生更是如此(徐玫綺,1998;

黃約伯,1999),而之所以有好成績表現大多和老師所扮演的角色非常相關。

老師的角色,對所有孩子學習路上影響很大,也是轉向成功或失敗重要的關 鍵,不論正向的成長或是負面的剌激,老師的角色具有舉足輕重的力量。老 師一句話、刻意或不經意小動作,都具有,也成為未來學業、事業行動力的 動機來源之一。

對阿珍老師而言,她所遇過的老師,有因為原住民身份歧視她的;有因 她原住民身份鼓勵她的;有的老師是她族群意識啟蒙者;有的老師是讓她更 自我認同的,不管這些老師在她生命中劃下什麼痕跡,不置可否的,「老師」

的角色對一個人的生命歷程發展,的確是一個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國中老 師不斷地鼓勵她要奮發向上,期勉阿珍老師要在學業上努力用功,考上理想 的學校,將來更能改善原住民族的困境。

進入了高中時期,也是因為身份的特殊性,反而受到老師們特別的關愛,

按照教育部在1995 年的台灣省原住民籍高中學生保送甄試國立師範學院的 要點中,保送甄試係分縣、分類別報名,考試科目比照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 科能力測驗,先考試後分發,至1998 年時又特別明定在填志願時,只限戶籍 地鄉鎮之保送科系(教育部技職司,1999),當時老師因為對原住民保送師 範學院的認知,認為原住民保送甄試方式可以提早知道結果,又不至於離家 太遠符合其父母的要求,且只要經保送甄試錄取者可享公費,畢業後又能返 鄉服務,按照阿珍老師的實力一定沒問題,因此極鼓勵阿珍老師報考師範學 院,阿珍老師說她能考上師範學院,除了是自身的努力外,師長們的慇慇詢 問、關心之情,更是促使她繼續努力的動力。

而喚起她對族群的使命感是大學的老師,在課堂上藉著講述原住民社會 傳統文化,對班上原住民同學說:「對自己的文化了解,文化傳承要靠你們 原住民的知識份子(970202/ IV02)」,鼓舞她肩負起身為原住民要傳承文 化的責任,如同孫大川(1998: 71)在面對原住民族的未來時,深刻而殷切 的呼籲一般:「不知道自己的過去、不認識自己是誰,如何去延續、發展自 己的文化?」,於是觸動了瞭解本身文化的心意,輾轉地認識了自己族群的 處境與位置,並且為她帶來行動意志。

台灣的教育體制長久以來都是升學導向,因此在學校裡,教師對於成績 好的學生會給予較多關注以及較高的期望, 儘管曾經有老師對原住民的態度 比較偏頗,但阿珍老師過去的求學階段中,仍有對她正面鼓勵的良師,而這 些教師對阿珍老師的求學,或是生涯選擇具有相當影響,也是她夢想起飛的

翅膀。本研究也發現學習路上教師扮演著學術上經師、以及人格培養的人師 角色,不論是經師或是人師,這些都是影響阿珍老師在學習過程中的核心。

教師如果關心原住民教育,學生是感受的到,倘若教師缺乏對弱勢族群的認 識與尊重,則教師的族群偏見態度時確是會傷及學生的自尊。

謝小芩與阿女烏(1994)提到懷著文化偏見的教師會強化教學內容的歧 視效果,而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所流露的誠如黑人女性主義所述:壓迫的空間 亦是抵抗的所在(hooks,1990),在阿珍老師早期的學習經驗,或許真的因 為原住民身份而感到壓迫與受歧視,因教師的偏見而承受很多痛苦的回憶,

還好在學習歷程的後期,因阿珍老師是屬於原住民學生中的佼佼者,而受到 教師的鼓勵與較高的期望,尤其更以原住民之名鼓舞她奮發向上,賦予她對 原住民的使命感,要求她努力讀書,將來好為原住民族貢獻心力,這些鼓舞 對她日後的發展也產生了極大影響。

還好在學習歷程的後期,因阿珍老師是屬於原住民學生中的佼佼者,而受到 教師的鼓勵與較高的期望,尤其更以原住民之名鼓舞她奮發向上,賦予她對 原住民的使命感,要求她努力讀書,將來好為原住民族貢獻心力,這些鼓舞 對她日後的發展也產生了極大影響。

在文檔中 一個排灣族教師的生命故事 (頁 108-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