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何謂營業常規，我國權威學者與實務間有不同之解釋。但大體而言，
皆以反面解釋之，以不合營業常規來判斷行為人是否已該當本罪，而非以符合 營業常規來排除行為人的可能罪責。此種解釋方式，確實符合文義解釋，但同 時間也模糊了此不確定法律概念，使其變得有彈性，但也容易誤觸之。
在著名的最高法院 98 台上 6782 號判決 (即博達案) 中，法院對於其不合常 規交易的因果關係，有精彩而詳細的描述，且依本文觀察，似有避免刑事訴訟
108 或者可能以民法角度討論之，詳見最高法院 57 年台上字 1663 號判決、42 台上字 1224 號判 決。
法法理介入之傾向109。由於此段足以表明我國實務上對於非常規交易的判斷機 制，試摘錄如下：
「……證券交易法有關「非常規交易」之立法目的，在禁止董監事之利益輸送 行為導致公司受重大損害，不包括原判決事實欄六至八所載之虛偽交易……
「……犯罪事實之認定，證據之取捨及其證明力如何，乃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 之職權，如其取捨不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即不得指為違法，而據為上訴 第三審之理由。且經驗與論理法則等證據法則，俱屬客觀存在之法則，非當事 人主觀之推測……
……為使博達公司相關帳冊所載獲利能力達到股票上市標準，期股票能在證券 市場上市，乃與國內多家知情廠商之負責人共同基於製作內容不實之業務文 書、會計憑證、帳冊、財務報告及為不利且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概括犯意聯 絡，與配合廠商於國內從事「假」交易，以虛增公司營業額及獲利能力……」
其掏空手段，如該判決書所述，主要以衍生性金融商品虛設博達公司之負 債，進行掏空。因此，法院得出以下結論：
「……將博達公司之資金六十萬美元、一千二百萬美元匯給謝喜銘之
DUNMORE 公司及 MARSHALL 所屬之 CBA ASIA LIMITED，作為此項操作之佣 金，使博達公司實質上遭受重大損害。以上不利益且不合常規之交易，均導致 博達公司遭受重大損失，且財務報表、報告等嚴重失真，無法真實呈現博達公 司之資產狀況，終致博達公司發生財務危機，無法繼續經營等情，已說明本於 調查所得心證，分別定其取捨而為事實判斷之理由。所為論斷，核無違背客觀 存在之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自屬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不容任意 指為違法。」
故罕見的110，在本號判決中，最高法院給予營業常規彈性的定義，列舉許 多反面的定義以界定營業常規：
109 一般而言，最高法院在此必有引用，但本判決例外僅以經驗法則一筆帶過。參註 108。
110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所謂「營業常規」之意涵，自應本於立法初衷，參酌時空環境變遷及社 會發展情況而定，不能拘泥於立法前社會上已知之犯罪模式，或常見之利益輸 送、掏空公司資產等行為態樣。該規範之目的既在保障已依法發行有價證券公 司股東、債權人及社會金融秩序，則除有法令依據外，舉凡公司交易之目的、
價格、條件，或交易之發生，交易之實質或形式，交易之處理程序等一切與交 易有關之事項，從客觀上觀察，倘與一般正常交易顯不相當、顯欠合理、顯不 符商業判斷者，即係不合營業常規，如因而致公司發生損害或致生不利益，自 與本罪之構成要件該當。』
對於所謂損害，最高法院同時亦抱持「彈性認定」的角度：
『再本罪所稱之「公司重大損害」，通常雖指金錢等財物損失，且以損失 金額與公司規模等衡量損失是否重大，然法無明文限於金錢等有形之財物損 失，如對公司之商業信譽、營運、智慧財產等造成重大傷害者，雖未能證明其 具體金額，仍應屬對公司之損害。』
換言之，最高法院於知名知博達案中，將非常規交易進行二分，除常規交 易之定義不應有固定看法，而得與時俱進外，虛假交易應採納經驗法則，而德 認為非法，並非常規交易。
學者間則不乏相同之聲。學說有力說111指出，法院對不合營業常規之解釋 頗具彈性。按學說推論，可能意在兩種目的：(1)避免正面定義營業常規構成要 件，而使商業運作綁手綁腳 (2)正面定義營業常規，在理論上無法窮盡。本文 則認為，反面定義營業常規，使構成要件模糊化，反能給予商業界彈性，並且 嚇阻不法之徒藉由法律漏洞脫免刑責，實為可採。
從地方法院之角度觀之，則略有不同。台北地方法院 93 矚重訴 2 號為大名 鼎鼎之太電掏空案。被告利用不知情之會計人員，將光電公司帳務上列為應收 帳款，並實質轉移到外處，致使公司損失慘重。內容簡約介紹如下：
「……超隆公司未付款，光電公司帳務上做成應收帳款：超隆公司『製品業務 部帳款-PC 業務』。(三)為隱藏虛偽交易所產生帳務上之應收帳款，癸○○決定 以將應收帳款轉換為股權投資（應收帳款收現期間多為一年以下，若未能期間
111 余雪明（2015），《證券交易法-比較證券法》，五版，臺北: 證基會，頁 818。
內收回，必須提列備抵呆帳損失；但長期投資之境外子公司或孫公司，若其財 務報表僅有自結財務報表，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時，母公司將依境外子公司自 結之財務報表認列投資價值，亦即若境外子公司或孫公司未於財務報表揭露損 失，母公司之財務報表將不會立即提列投資損失），於是先由庚○○擬具虛偽 增資 Tarran 公司美金 840 萬元之簽呈……
「……之後由超隆公司將實際上不存在之五艘廢船，以作價美金 900 餘萬 元虛偽出售給宏昌拆船鋼鐵公司（以下簡稱宏昌公司），再約定該筆價款由嘉 怡公司代墊。但因嘉怡公司並無現金可以支付以做成金流記錄，於是子○安排 於 90 年 7 月 14 日由嘉怡公司向高隆田村公司借款，於 90 年 7 月 24 日自高隆 田村公司撥款美金 2,999,993.58 元至嘉怡公司於香港上海匯豐銀行之銀行帳 戶。」
「因此，光電公司原本對超隆公司之應收帳款：超隆公司『製品業務部帳款-PC 業務』，變成光電公司對 Tarran 公司之增資款項，並有形式上符合之金流記錄 及會計憑證可以入帳。換言之，就光電公司而言，其購買及出售螢幕顯示器與 購買及出售廢船之虛偽不實文件交易，共支付美金 10,361,775.6 元向金庫公司及 格瑞公司購買顯示器（以不實文件向銀行申請信用狀 L/C 方式借款後付款……
……依照上揭虛偽交易，光電公司將對超隆公司之應收帳款轉換為對 Tarran 公 司之股權投資……另 L/C 係由太電公司所擔保，因光電公司無力支付，實際上 乃由太電支付……」
同最高法院前開見解，在此判決中，地院似認為「詐欺」等虛假交易行 為，必為不合營業常規之行徑：
「……其次，光電公司從購買螢幕顯示器及廢船到出售之期間甚為短暫（詳如 附表六、十之對照表），而且該交易對象之金庫公司、格瑞公司、嘉博公司、
Multiflying、PTA 公司、超隆公司均為證人癸○○、子○所掌控之公司，如果真 有交易之必要，大可直接由持有螢幕顯示器、廢船之公司出售即可，並無先出 售予光電公司，再由光電公司提高售價後，出售給癸○○、子○所掌控之其他 公司之必要。且進行該不必要之交易，光電公司尚須額外負擔營業稅、營利事 業所得稅以及其他費用，由此可見該交易並非真實交易甚明……」
學者則有不同之看法。有力說112似乎反對限縮非常規交易之範圍，而主張擴大 或保持彈性認定。因此，給予一明確構成要件，雖能符合罪刑法定原則之要 求，但可能導致入罪困難或扼殺商業進行之可能性，實為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