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所有鉅額資金流動都有洗錢的風險。在跨國公司常用的兩種節稅模 式中，即隱藏這樣的可能，由於其牽涉到稅捐規避的構成要件，但其也可能在 我國被認定為逃稅，而合致洗錢罪要件。
跨國節稅最知名之模式為「雙愛爾蘭模式」（Double Irish），因其透過兩家 在愛爾蘭的公司操作故得名。運作方式為，透過美國母公司授權（license）智 慧財產權，販售至位於愛爾蘭的 B 紙上公司，總部位於某避稅天堂（如 BVI）， 而不需繳稅，另設一家也位於愛爾蘭的 C 公司實際負責銷售。B 公司授權 C 公 司實際執行雇用、行銷，銷售，同時創造在美國（或母國）境內的虧損，並因 B、C 兩家公司都位於愛爾蘭而得名。
但在 B 公司和 C 公司之間進行資產移轉需要課稅，故後來興起了所謂的
「雙愛爾蘭夾荷蘭三明治模式」（Double Irish with a Dutch Sandwich），前開 B 公 司將智慧財產權移轉至設立於荷蘭的 E 公司再移轉回 C 公司，由於荷蘭稅法規 定成員國公司間交易免繳所得稅，因此得以免稅。最後再透過所謂的「倫巴德 融通」讓資金完整回到母國公司手中116。此種跨國節稅模式也能泛用至新加 坡、深圳，盧森堡等區，因此極受歡迎，如下圖所示：
116 Gabriel Zucman（2015），《富稅時代》，詹文碩（譯），臺北：寫樂文化，頁 35。
117
（大型跨國公司資金流向圖說）
然而，合法節稅並不等於避稅（tax avoidance），比較接近是公司在跨國稅 務競爭下，自然衍生出的省稅妙招。然而此舉可能導致極為嚴重的稅基侵蝕，
而可能被認定為逃稅，並且因為涉嫌藏匿而可能被認定為逃稅（tax evasion）， 而該當洗錢罪的構成要件。
2. 我國對於稅法上非常規交易之認定
自納稅人權利保護法通過後，我國之稅捐法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不僅 繁雜的各種稅制得由一概括性的總則統一，對於納稅人之保障以及憲法之尊嚴 維護，更有著非凡的意義。
稅法乃基於人民與國家間之不對等義務關係，而與人民和經濟生活有極強 烈之關聯。稅制的更改往往影響人民未來安排甚巨。因此，透過實地稅務判決 的分析、爭點整理和新概念提出，將是研究稅法和人民互動之良好方式，並適 足以釐清稅法與其他法律之競合或互動模式。
其中，除傳統上對於納稅人權利保護法、相關上位行政法，憲法之分析 外，最重要與特別者，在於本判決牽涉到人民於行政體系中之「地位」，以及行
117 https://www.wired.com/2016/08/apple-rest-silicon-valley-avoids-tax-man/，瀏覽日 2017/12/9。
政機關對於「非常規交易」之判斷。尤其後者向被視為「避稅」的一種形式，
而以「實質課稅原則」處理之，擬制其為稅法上構成要件該當之正常交易後予 以核課稅額，已成為學理和實務上的慣行做法。
其特別之處在於，「非常規交易」之概念，非僅出現於稅法領域，其在金融 與商事法領域所佔之重要性，毫不遜於在稅法上地位，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然而，兩者之間的競合和模糊定義，往往使其同時落入多部法律之管轄，而對 商人徒生困擾。故而，如何正確判斷其為非常規交易，明辨政府在過程中應扮 演之角色，以及區分稅法／行政法上非常規交易與其他法律（如財經刑法，含 洗錢防制法等）上非常規交易之區別，並加以正確認事用法，正確課徵稅收，
保障納稅者權利，乃本部分希望達成之目標。本部分將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 1153 號判決為例討論之，蓋該判決過程簡單，但涉及實質課稅原則、避 稅和逃稅爭議與行政指導之介入性質，實有探討價值。以下簡述之。
（1）避稅與逃稅的雙方攻防：
按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 1153 裁判書之事實，大約為一父子經臺灣北區 國稅局指示，分割以 220 萬最高贈與稅額贈與土地，另 144 萬元以買賣為之。
惟北區國稅局認其並未為任何行政指導或說明，且該原告其目的實為買賣，應 依特種稅法（當時為奢侈稅）課稅、補稅。原告窮盡救濟途徑後，提起上訴。
依本件及原被告雙方之攻防，至少有五爭點需要說明之：
以本件，就是屬於稅法上難以分辨的常規交易／非常規交易之地帶，在稅 法上即屬合法避稅或逃稅之分別。而若落入後者，則需進一步分辨其是否為逃 稅。若為稅捐稽徵法上之「逃稅」，即有刑事責任，後續所生之不法所得之隱 匿，即牽扯到洗錢議題。
其次，實質課稅原則在本件之運用問題。法律漏洞之彌補方式應對原告有 利，惟被告認為此屬貨物稅條例規範，已有法可循，無彌補法律漏洞之空間，
當不需參酌稅捐稽徵法的立法理由及意義。此於本件需要處理。
其三，本件應繳納之稅捐債務為何？究應是用特種貨物稅或遺產及贈與稅 法？則牽涉到事實面的問題。
其四，在本件論爭激烈之處在於，稅捐繳納之方式及行政指導所扮演之地 位？而納稅者對於稅法被期待了解到什麼程度？而在此一事實的判斷上是否輔 導申報（行政指導）之舉證責任，由誰負擔？如何負擔？
其五，行政機關有沒有禁反言118之問題？
準此以觀，本件爭點多端，且同時牽涉到法律面和事實面的爭議。
（2）避稅與逃稅的雙方攻防：雙方主張
a. 原告主張
於本件，原告為應繳稅款人，因交易而對於國家負一不明之稅捐債務。其 對於應繳納之稅捐與罰款不服，提起訴訟。其提出四主張：
一、原告之行為並非買賣，而是贈與行為。縱使為買賣，也是受國稅局
（行政機關）之行政指導所致，不應該被認定為非常規交易。故其不應繳納系 爭稅捐。
「⋯⋯原計畫採分年贈與方式辦理，但經洽詢國稅局有關人員建議，可採用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5 條第 6 款但書規定辦理，以資金證明方式免課徵贈與稅，
亦可免隔年再辦理贈與手續之麻煩。原告本意就是贈與行為，為一般合理正常 之移轉，絕無炒作之嫌⋯⋯」
除此之外，原告另主張，稅捐稽徵法及其他稅捐有關法律，於本部分有法 律漏洞。因此應嚴守保障納稅人之觀點進行解釋119。故稅捐機關之行政處分，
實有障礙。
其三，原告主張其徹底信賴行政機關，並依照行政機關之建議行事。但被 告並不考慮此一部分，堅依形式判斷，致使原告之交易，從常規交易被打為非 常規交易，致被認為逃稅。其完全不考慮實質經濟內容與原告之自願揭露，實 有違實質課稅原則與行政機關所應遵循之客觀性原則。節判決書中簡要二段說
118 此即著名普通法法官 Lord Denning 所做出的 High Trees 案，向為普通法學生所必讀。見 Central london property Trust Ltd. V. High Trees House Ltd., (1947)K.B. 130.
119 陳清秀(2014)，《稅法總論》，八版，臺北：元照，頁 167。
明：
「⋯⋯被告不以實質內容認定只以契約形式作認定並課以重稅，原告亦無逃稅行 為，又處以罰鍰，實有違實質課稅原則⋯⋯」
「⋯⋯地政機關在贈與或買賣移轉不動產土地時，規定契約價格不得低於公告現 值，原告遂以土地公告現值移轉系爭土地。系爭土地乃祖傳土地，本於世代傳 承之意移轉予兒子，契約形式雖為買賣，實質內涵為贈與⋯⋯」
故而，系爭案件內容，因行政機關出爾反爾，已陷不明。基於原告未諳法 律，苦於法律風險與行政機關之不對等強大地位，而不欲進行爭訟，望被告考 法律保障人民之意旨，與原告和解，以平糾紛。如該判決中原告之主張：
「⋯⋯握有絕對裁量權之行政機關，在課稅公平原則下，稅捐的課徵應以實 質內涵認定，不應只以契約形式作認定。原告移轉系爭土地之實質內涵為贈 與，若有奢侈稅之適用，也應就實際收取之代價 144 萬元課稅，方不違納稅義 務人權利保護之立法意旨⋯⋯」
b. 被告機關主張
於本訴訟中，被告則提出四抗辯，以為反擊。首先，被告認其所查獲者乃 虛假交易，屬非常規交易。其適用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相關規定，尚無不 妥，亦無法律漏洞填補之必要性。如判決書中段之摘要：
「⋯⋯租稅法律主義、具政策目的之租稅優惠應明定實施年限並符合比例原則、
落實稅捐調查正當程序、故意以不正當方法取得之自白不具證據力及暢通徵納 雙方溝通管道等。」準此，上開條款立法意旨，係為適切保護納稅義務人，並 確保依法公平納稅及實現法治國家之課稅程序，以增進徵納雙方之互信及和 諧，爰衡酌我國現行稅法、稅制及稽徵實務情況，並參考韓國國稅基本法第 7 章之 2 「納稅者權利」專章之立法例而增訂，針對租稅法律主義、公開解釋函 令及財政資料、租稅優惠不得過度及課稅調查之正當程序等事項予以規範。」
其次，被告抗辯原告自被告發函調查後，始匆匆補稅，其逃漏稅捐之心昭 然若揭，應負相關責任。如判決書中段所示：
基於上述證據，被告抗辯依其所發現之事實，原告之行為顯為虛假之交 易，而非常規交易，亦未提供其他可供重新評價可罰性之基礎，故尚無和原告 輕易進行和解之必要：
最後，被告抗辯，被告機關是否有與原告資訊與指導事宜，已難以知悉。
要無依此卸除原告全部責任之理由。如判決書中後段所提及：
「⋯⋯惟是否告知使用「部分贈與」或「部分買賣」可適用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5 條第 1 款及第 6 款但書方式辦理，可省卻隔年需再辦理 1 次贈與手續等相關 稅務問題乙節，因年代久遠人員更迭已不可查⋯⋯」
「⋯⋯次查原告申報該贈與稅案時，申報書內容已填載主張「部分買賣」「部分贈 與」，且未詢問承辦人員相關稅務問題。況該案申報時距今時間久遠，稅務人員
「⋯⋯次查原告申報該贈與稅案時，申報書內容已填載主張「部分買賣」「部分贈 與」，且未詢問承辦人員相關稅務問題。況該案申報時距今時間久遠，稅務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