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家庭照顧女性化與貧窮女性化
第三節 家務勞動的論證與貧窮女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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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署的統計，在2012 年 4 月底台灣的外籍配偶人數（不含大陸、港澳地區）合 計為151,969 人，男性 13,202 人，女性 138,767 人，其中最多的女性外籍配偶來 自越南，其次為印尼（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2012）。在台灣，婚姻市場跟勞動 市場有著平行的相似性，婚姻市場是社會再生產體系，勞力市場是生產體系，來 自東南亞地區的女性配偶不僅為台灣的生產體系提供廉價的勞動力，正好可同時 進行家務勞動和看護的工作，而生兒育女與照顧老人、病人更是她們被賦予的期 望與責任（王宏仁2001；蔡承儒 2006）。
1980 年代由於台灣勞動力的嚴重不足，1992 年勞委會開始開放外籍勞工，
且來台人數逐年上升。截至2012 年 4 月底，從事製造業的外籍勞工占了整體外 勞的51%，其次是看護工占了 46%（行政院勞委會 2012a），27不僅突顯出台灣 基層勞動力的不足，也顯示台灣的照顧服務並不健全（例如老人安養福利設施缺 乏），這些現象同時也反映出台灣訴諸國際勞力市場來解決勞動力不足與照顧看 護人員的缺乏。而東南亞籍女性配偶與社福外籍勞工的平行輸入，反映了不同社 會階層應付家庭勞務市場化的處理方式。位於社會階層上層的家庭可以聘請幫傭 與看護將家庭勞務外包給其他女性，較底層的家庭則透過跨國通婚將家務勞動與 照顧工作交給外籍配偶來解決（王宏仁 2001），在台灣的女性外籍配偶與社福外 籍勞工除了受全球資本主義父權體系的壓迫外，同時還得面對族群之間的緊張關 係。
第三節 家務勞動的論證與貧窮女性化
家是人的避風港，因為家庭可以提供情感上的關懷和物質上的需求，讓家庭 成員透過彼此得以獲得生理、心理照顧並且延續生活。然而所謂的「家務事」往 往被認為屬於私人領域的性質，阻隔了外界的窺探，也強化了公私領域的分野，
家庭內部的性別問題更因此長期地被輕忽。工業社會劃分出的家庭與市場，由女
27在外籍勞工之中，社福外籍勞工（看護工與家庭幫傭）共有200,820 人，其中女性就有 198,506 人（行政院勞委會 2012），亦即台灣的社福外籍勞工有 99%都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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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義透過「家務勞動」的概念串連起兩者之間的依存關係。
在工業革命後的資本主義社會裡，生產活動於家庭外進行，創造出以性別為 基礎的勞務分工。女性不僅為生產主力（男性）提供服務，同時也要服務不具生 產力的人口（幼兒、長期失能者）。在公私領域分離的意識之下，照顧工作被私 領域化，公領域則得以撤離社會照顧的責任，因此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把公私領域 分離的意識型態視為造成女性次等地位的源頭之一，除了主張解構公私領域的區 別，也要重新建構由此而生的性別勞務分工（黃競涓 2002）。實際上，無論在傳 統或現代社會中，女性早已呈現出兼顧家庭照顧與勞務工作的鮮明角色，而女性 主義者更是透過家務勞動的辯證，將傳統勞動二分為正式／非正式（公／私領域）
與有酬／無酬的界線搬上檯面。
家庭中的勞務工作多由女性承擔，且由於家務工作的無酬性質，讓社會不僅 貶低所謂的女性特質，更貶低了女性勞動的價值。社會上認為由家中女性擔任照 顧者的成本較低，因為女性在職場上的薪資本來就比男性低，也許對一個家庭而 言，把家中女性當作照顧者是最為便宜方便的選擇，卻讓女性照顧者因而喪失了 在外發展機會和經濟上的獨立地位。本小節從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所批判的兩個主 要問題先談起：(1.)家庭的不可分割性，(2.)家務勞動的非市場性質，並將女性主 義對家務勞動的討論連結到「貧窮女性化」現象。
「家庭在階級分析之外」這句話道盡了女性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從階 級概念來分析社會結構，馬克思以生產關係來界定資本家與勞工，資本家是生產 工具（資本）的擁有者，勞工則是在勞動市場上出賣勞力的人，那麼女人的位置 在哪裡呢？女人既不是資本家，也不是無產階級的勞動者，只是資本家和無產階 級勞動者的家人與依賴者（上野千鶴子1997）。也就是說，馬克思把勞動力的再 生產擺在市場以外，將性、生殖和家庭視為人類的「自然過程」，也因此家庭領 域與馬克思的階級分析無關。從女性主義對於家務勞動的論證可以了解，要理解 性別問題，只靠階級分析有其限制。
家務勞動被排除於市場之外，是其成為無給勞動的原因，然而把勞動分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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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給勞動和無給勞動乃是根據兩性的性別配置，從無給勞動中獲益的，就是市場 與市場中的男性（Delphy 1984）。女性主義利用馬克思的概念指出，馬克思所忽 略的再生產領域（家庭）是一種依照性別與輩份來分配權力的不平等關係，也就 是父權體制，而資本主義市場並非與之對立，因為資本主義正需要家務勞動者的 支持。
將家務認定為勞動，揭露了女性被壓抑的物質基礎，同時也破除了家務以愛 為包裝的神聖性質。「勞動」的概念被引進家庭中，宣告以往公私領域分離和性 別隔離實屬父權體制之下的意識型態。原本被認為不可分割的家庭單位，在家務 勞動的討論中牽引出男、女「個人」（individual）在家庭中的角色與權威。基於 這樣的思維，「貧窮女性化」的概念一方面凸顯女性「個人」的經濟弱勢來自於 再生產活動的非市場化，另一方面揭露了家庭內部資源和權力分配不均的情形。
Jaggar（1983）認為父權思想強調身心的二元對立，身／心對照情感／理智，
男性主導精神領域的開拓，女性負責生殖功能與家務勞動，無疑視心智活動優於 身體勞動。呂寶靜（1999）更指出照顧的無酬性質乃是因為社會視照顧為天生能 力、感情的自然產物，非政治或經濟的產物、不具生產價值，不只讓家庭內的照 顧提供者沒有自己的經濟收入，也讓女性的地位被相對地貶低。當女性擔任照顧 者角色時，必須仰賴家中其他人方能獲得經濟來源。所謂的「長期飯票」透露出 女性只要透過婚姻關係依賴男性，便可獲得經濟上的保障。然而這種透過依賴的 保障顯然確保不了女性在經濟上的安全，更強化了女性在家庭中所受到的父權控 制。一旦脫離了男性，或只靠男性的薪資無法再養活家庭時，女性的貧窮事實便 逐漸顯露出來，前者如離婚、喪偶的單親媽媽獨自一人挑起扶養的重擔，後者的 狀況則是當女性成為職業婦女，在工作的同時仍持續操持家務，為了維持家計而 形成自我剝削（劉梅君 1997）。此外，從事照顧工作不僅阻礙女性參與勞動市場，
更會造成就業的不連貫以及兼職或低薪就業，也無法獲得以工作為基礎而來的各 項保險與社會福利，導致許多婦女進入老年期後面臨經濟困境（呂寶靜 1999）。
例如台灣的社會保險體系，以職業身份為首要考量，過去女性因就業比例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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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女性在保險體系中的福利受益程度也甚低（唐文慧 1999）。
當家庭作為利益共同體的想像被解構，以往用家庭的共同性覆蓋掉的性別支 配和壓抑開始暴露出來，而女性的貧窮情況也是如此。過去把家庭作為貧窮的分 析單位立基於家庭成員共享所得的假設，把「家」視為不可分割的一體，而且是 以愛與關懷為基礎、不求回報、不計付出的自然共同體時，當然無法看見家庭成 員並非互為平等，而是透過父權安排把女性置於從屬地位，家庭內的貧窮狀況也 並非由所有家庭成員平均分擔，顯示家庭內部也存在著階級支配。28因此當我們 回頭看Pearce在 1978 年對於貧窮女性化的觀察時，便可以容易地理解，家庭內 的女性受到男性支配而無法擁有比男性更多的資源，這同時與女性被認為必須承 擔家務責任有關，一方面家務勞動在父權體制的性支配下歸屬於女性，另一方 面，家務勞動被排除於市場之外，不僅貶低了女性的勞動價值，也限縮女性的工 作選擇。不論是家務勞動的無償、無給性質，還是女性與家務勞動之間的密切關 係，在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看來，都是資本主義父權體制所造成，因此對單親媽媽 來說，儘管脫離了家庭內的父權支配，卻仍無法卸下照顧責任，同時又得面臨勞 動市場的歧視與性別分工，使其處境更容易落入貧窮。因此，一些女性主義學者 主張貧窮女性化並非代表女性比過去更窮，而是由於過去父權的家庭結構掩蓋了 真實的狀況，現今隨著女性主義揭露了父權和資本社會對女性的支配，加上家庭 結構變遷、人口老化與女性勞動參與的提升，使得女性的貧窮現象比過去更容易 被看見（李淑容 2006）。即使到了高度現代化的社會，女性扮演的母職角色也沒 有因為參與勞動市場而有太大改變。一如Windebank（1999）對英、法兩國女性 進行跨文化母職經驗的研究指出，國家政府往往是資本主義與父權主義的幫兇，
因為這兩個國家的就業與兒童照顧政策都是建立在「勞動參與以不妨害母職角色 實踐為前提」的意識形態上。
照顧工作的無酬性質注定了女性的經濟依賴，隨著婚姻解組與人口老化的問 題增加，致使女性的貧窮問題被突顯出來，套用Graham（1982）的話語：「對女
28 如同恩格斯（1999）說：『在家庭中，丈夫是資產者，妻子則相當於無產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