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二節 貧窮的性別屬性：貧窮女性化
三、 貧窮女性化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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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Kabeer 1996）。Orloff（1993）則更精確地指出，把焦點集中在探討貧窮 率的高低將誤導事實，因為在結婚率高的社會中，女性貧窮率與兩性的貧窮差距 會相對較小，而難以看到女性在經濟上的弱勢與貧窮。
近年來由於貧窮概念的擴展，讓貧窮女性化的問題發展出不同面向以及歐美 地區以外的視野角度。如Chant（2006）比較了甘比亞、菲律賓與哥斯大黎加三 個國家中的貧窮女性化，她觀察到除了所得貧窮之外，也要把兩性對於家計的投 入納入考量，因為有越來越多女性在勞力市場中就業的同時仍必須負擔無償的再 生產工作，然而研究同時也發現男性對於家庭經濟並沒有更多的投入，更罔論增 加參與家務工作，再生產的勞動工作還是持續地落在女性肩上。處理貧窮問題已 明顯地成為女性的責任，女性的權利與回報卻沒有相應增加，因此Chant 提出責 任與義務的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obligation）一詞，描述女性 在家庭中面臨到責任與權利脫節的情況。
因此，僅承認窮人有男有女是不夠的，貧窮具有更複雜的性別色彩，因為男 女各自有不同的貧窮原因、貧窮經驗以及處理貧窮的能力，除了性別不平等現象 與性別權力關係，還必須加上其他不平等現象與權力關係交互作用後，才產生出 這些差異（Whitehead 2003）。正如 Cagatay（2001）所說，女人由於所得分配、
生產管道與勞力市場中的性別歧視等種種性別不平等現象而更易陷入貧窮之 中，必須從性別權力關係來理解女性迥異於男性的貧窮體驗，而且女性的貧窮體 驗更強烈於男性。
三、貧窮女性化的成因
一般而言，社會學者從結構觀點探討貧窮問題時，會認為貧窮的發生和個人 與家庭賴以維生的社會環境有很大的關係，亦即貧窮不只是個人或個別家庭的問 題，也是社會結構變遷的產物。個人或家庭受到環境的限制而沒有能力改善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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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因此也沒有脫離貧窮的可能。例如Lewis（1968）所提出的貧窮文化概念，
認為貧窮者有其本身特有的思想、價值觀，而這些都市貧民（urban poor）12所 產生的次文化偏差行為，是這個團體因應其在資本主義社會所處的邊陲地位所採 取的適應方式，貧窮文化在社區與家庭中傳遞，成為支配這個團體的主要價值並 且代代相傳。Wilson（1987）卻認為貧窮文化的論點過度地強調團體的文化傳統 和家庭歷史，反而忽略貧窮群體所處的外在經濟體系的結構變遷才是導致貧窮的 原因。
不過當貧窮的研究焦點加入了性別面向後，許多研究貧窮女性化的文獻便特 別著眼於家庭結構的變化和勞動市場的性別隔離，前者主要是來自於離婚或未婚 單親女性增加所導致的女性戶長家戶大幅成長，女性由於在許多社會結構上處於 弱勢地位，當女性必須靠著工作所得過活卻又同時要扶養小孩，微薄的政府福利 無法從根本解決女性的貧窮處境（Pearce 1978），而後者讓女性的再生產勞動力 無法直接轉換為經濟上的生產力，也因此單親媽媽只能從事兼職、彈性的職業，
而這種現象同時也跟女性在教育、訓練、職場歧視等種種劣勢地位有關。
Moghadam（1997）回顧關於貧窮女性化的原因，指出女性較男性貧窮有三個主 要原因：1.女性的權利與能力處於劣勢，2.女性的工作負擔重且收入低，3.文化、
制度與勞動市場中的各種障礙限制了女性的社會經濟流動。Moghadam 也特別強 調單親媽媽因為缺乏可以負擔家計的另一半而更依賴補助。
McLanahan 與 Kelly（1999）解釋 1960 至 80 年代美國貧窮女性化的現象時，
則將重點放在三個不同的面向。第一個是家庭結構的改變，例如晚婚、離婚的增 加，讓越來越多成年女性獨立於男性、依靠自己過活，然而大部分女性的收入少 於男性，讓單身女性比起單身男性有更高的貧窮風險。此外，非婚生子女的增加 更代表著單親媽媽家戶的成長，因為實際上這些小孩多是由母親負責照顧、扶
12 Lewis（2004）觀察拉丁美洲家庭，認為貧窮文化最容易發生在鄉村人口大量遷移到都市的時 候，這些移居人口為了適應都市生活中的困苦環境，而產生與主流文化不同的思維與行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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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壽命的延長也是一個關鍵因素，因為女性的壽命通常比男性長。第二是經濟 上的變化，包含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提高13，以及女性與男性收入差距的縮小。第 三是公共福利支出的增加確實可以減緩貧窮率的惡化，特別是老年人口以及單親 媽媽。
回顧過去文獻，大致可把貧窮女性化的成因分成以下幾點：
（一）、家庭結構變化
許多研究認為女性戶長家戶的大幅增加是造成貧窮女性化的主因。女性戶長 家庭的形成主要是離婚或未婚女性必須獨自負擔起家庭經濟，並由女性擔任起經 濟戶長的角色。然而單親女性除了比單親男性得到較少社會支持外，更因教育程 度低、收入少而面臨經濟上的難題，使得女性戶長家戶落入貧窮的風險始終比其 他家庭類型為高。除了女性本身在勞力市場上的勞動價值低於男性，女性更必須 面臨工作跟家庭之間的雙重責任，讓單親媽媽只能從事兼職、低薪卻較具彈性的 工作（張清富 1992）。
從家庭結構來看，女性的婚姻狀態與女性的經濟情況之間存在著直接關連。
對女人而言，婚姻要比勞力市場更能確保經濟上的健全，也突顯出單親女性家 庭、離婚或未婚女性的增加往往與貧窮問題直接相關，正如一項1970 年代晚期 的研究指出，女性在離婚後的第一年生活品質下降了73%，而她們的前夫則增加 了42%（Stallard, Ehrenreich and Sklar 1983），可見得家庭結構的變動也是女性貧 窮問題的原因之一。薛承泰（2004）探討 1990 年代台灣的貧窮女性化，發現女 性戶長家戶相對於男性戶長家戶有較高的機會落入貧窮，然是否為單親家戶對於 貧窮的解釋力在統計上並不顯著，反而戶中是否有依賴子女才具有更穩定的解釋 力。進一步瞭解則可發現，女性戶長家戶的增加在台灣與在西方國家的背景因素
13 從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傳統馬克思主義（恩格斯）認為解放婦女只要靠著讓女性 參與勞力市場就可以達成，其實並不實際，因為家務勞動並未社會化，女性投入勞力市場反而讓 女性在家中和在職場中都位居從屬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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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相同，就西方而言，女性戶長的增加主要是在單親與未婚媽媽家庭數量的增 加，但台灣地區女性戶長的成因則可能是未婚人口增加與高齡婦女喪偶所致（呂 朝賢 1996）。從台灣人口老化的趨勢來看，老年女性的貧窮問題也將更加嚴重。
（二）、家庭依賴處境與照顧責任
長期以來，女性在經濟上必須面臨的是依賴父權的處境：年輕時依賴婚姻，
年老時依賴子女或依賴國家。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認為國家應該用立法來保障女性 與男性的個人自由，女性的發展不如男性是因為性別角色的社會化以及機會不均 的緣故，國家對於基本權利的保障一直忽略了女性。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則將資本 主義與父權體制視為女性壓迫的來源，女性在勞力市場上被剝削，在家庭中還必 須提供無償家務與照顧工作，男外女內的家庭分工制使女性在性別階級中居於從 屬地位。因此，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出發，社會中的體制早已存在性別不平等的問 題，父權在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等各種領域之中佔據支配地位，讓女性無論 在個人層面或制度層面都受到男性壓抑與宰制。
由於傳統的性別意識型態與性別分工的交互作用，強化了男性負責家庭主要 生計的責任，同時也強化了女性庭照顧角色和經濟依賴者的印象，不僅影響了女 性的勞動參與率，更阻礙了女性在勞力市場中的發展（可見圖1.1）。當家庭照顧 責任落在女性的身上，而國家又未能提供適時的介入，女性因此必須付出的照顧 成本與機會成本更影響其生理上與經濟上的資產累積，增加其暴露於貧窮的風 險。而且就家務勞動而言，職業婦女的另一半並不會承擔更多的家務，Chant（2006;
2008）在甘比亞等地的研究也指出：儘管女性的個人資產有所增加，相對應的權 利與回報卻沒有跟著增提升，家務內的勞動和家庭照顧仍然是屬於女性的重擔，
貧窮女性化在這些地方已轉化為責任、義務的女性化。
女性的照顧責任回歸到父權體制之下的女性角色，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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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婦女的家務勞動不僅對個別男性提供服務，也以廉價的方式替資本主義維持 再生產勞動力。育幼也被視為有利於資本主義意識型態，由於育幼多由女性負 責，而女性被貶抑的情形也讓在孩童的成長過程中學得性別意識與自己的性別認 同，男性與女性的刻板行為也在社會化的過程中被建立。由於資本主義使許多現 在母親處於孤立狀態，女人地位低、經濟弱，因而負責回饋慢且報酬少的照顧工 作，因此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主張婦女解放必須重新建構生產模式，特別是女性再 生產的自由，擴大婦女的選擇，要求母職的經濟安全如育嬰假、有給產假與社區 托育，使女性不必因母職而放棄或限制其他工作，也不需在經濟上依賴男性。然
同意婦女的家務勞動不僅對個別男性提供服務，也以廉價的方式替資本主義維持 再生產勞動力。育幼也被視為有利於資本主義意識型態，由於育幼多由女性負 責，而女性被貶抑的情形也讓在孩童的成長過程中學得性別意識與自己的性別認 同，男性與女性的刻板行為也在社會化的過程中被建立。由於資本主義使許多現 在母親處於孤立狀態，女人地位低、經濟弱，因而負責回饋慢且報酬少的照顧工 作，因此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主張婦女解放必須重新建構生產模式，特別是女性再 生產的自由，擴大婦女的選擇，要求母職的經濟安全如育嬰假、有給產假與社區 托育，使女性不必因母職而放棄或限制其他工作，也不需在經濟上依賴男性。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