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務有給制」能改變女性的依賴與貧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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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言，貧窮與照顧就像一個硬幣的兩面。」

第四節 「家務有給制」能改變女性的依賴與貧窮嗎？

工作的定義通常是指有酬勞的活動，而酬勞來自於生產過程產出的「成品」

所具有的交易價值，才能對國家的生產毛額（GDP）有直接貢獻。在這樣認定之 下，直接否定了往往由女性所承擔的家務無酬工作，因此女性在家庭內撫養兒 女、提供親情的依賴，都僅算是支持性而非生產性的工作。誠如Folbre（2002）

所言，非市場性的工作之所以被排除於經濟體系外，主要是因為這類工作被視為 道德責任，而不是一種可以計算的交易行為。以愛為名將家務神聖化，同時意味 著「家務工作」仍不被視為一項工作，專職的家務工作者必須忍受無收入與伴隨 而來的低落社會地位，以及較少的協商權力。因此，一些女性主義者討論起家務 有給的可能性，一方面凸顯家務勞動的重要性，一方面設法改善女性因家務而受 到的剝削與歧視。

家務有給的討論始於1960 年代末期的北美地區，隨後蔓延到其他國家，例 如英國和日本。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在1960 年代嘗試將家務勞動「理論化」

（theorize），希望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下為女性的次等地位提供物質

（materialist）分析的基礎，也是在同時，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發現馬克思的理論 普遍地忽略家務勞動，斷定家務勞動與階級剝削之間並無關連。然而進入80 年 代以後，女性主義者的關心脫離了家務勞動本身，轉往「女性與勞動」之間的關 係，例如勞動的性別隔離、女性的雙重勞動問題，部分原因在於此時的全職家務 勞動者迅速減少，女性同時承擔有給勞動和家務勞動的現象普遍了起來（上野千 鶴子1997）。儘管家務是女性生活經驗的核心，在1960 年代以前卻很少以基進、

社會主義式的方式來進行思考。在家務勞動的辯證中，家戶被視為生產場域，並 將家務與育兒視為勞動過程的一部份，然而深入繼續探討家務勞動的本質後，女 性主義者發現家務勞動的意義經常變動，而且獨獨重視無薪的家事勞動，反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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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了女性有薪勞動的重要性，過於關注經濟層面，反而忽略了政治、性別與意識 型態方面的議題（Vogel 2000）。Vogel（2000）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下，

資本累積的邏輯以及資本與生產間的關係，一方面把女性跟男性依照社會再生產 的經濟面向區分開來，另一方面也讓所有女性無法獲得平等權利。家務勞動的討 論堅持把女性受壓迫現象視為再生產過程中的核心，是因為資本主義仍然需要剝 削可靠的勞動力與購買產品的消費者。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所提出的「家務勞動」概念讓我們開始認識到「家務勞動 也是勞動」之外，更引發女性主義者質疑為何家務勞動無法得適當的報酬，進一 步發現家務勞動也是被剝削的的勞動，凸顯出女性被壓迫的物質基礎（Delphy 1984）。透過馬克思主義概念的擴張，勞動概念被引進了家庭內，家務勞動的犧 牲奉獻精神，在馬克思的用語下還原其中的剝削、壓迫本質。同時，透過馬克思 主義概念的應用，女性主義者更理解到馬克思主義在性別問題上的侷限性，除了 批判資本主義，更從性別的角度出發分析性別壓迫的問題。如同女性主義對於「家 庭薪資」的分析，父權社會和資本主義為解決如何利用婦女勞動力，設定出男性 的薪資水準與勞動場域，一方面確保男性的主導地位，另一方面則同時剝削了勞 工以及從事家務的婦女。據此，勞動剝削不只存在於資本家與勞工之間，表面上 未直接受到資本家剝削的家務勞動者，背負著愛和親情的沉重壓力下，被剝削的 現象則一直被隱藏。我們可以很清楚地從家務勞動的討論了解到，社會建構出的 女性依賴角色，來自於男性工作所得的「家庭薪資」刻意的塑造，把女性置於家 庭中從事家庭照顧與再生產，並且否定從事家務所必須付出的勞動與時間，也就 同時否定了家務勞動的價值以及從事家務勞動居多的女性地位。

家務勞動的討論首先點出家務的勞動性質，特別是除去家事、照顧責任的神 聖性，在指出家務勞動者也是被剝削的勞動者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進一步出現 了關於「家務有價」或「家務有給」的主張。「家務有價」指從事家事、育兒等 家庭內勞動之活動，應屬有價，不只是情感上的價值，更強調其與職場勞動同樣 應具有經濟價值，除了要去除家務勞動者「不事生產」的負面印象，更希望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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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家務勞動定位為「勞動」概念，提升家務勞動的重要性。而「家務有給」則進 一步主張從事家務者，應獲得適當報酬，一方面可幫助減少家務勞動者的經濟依 賴與婚姻中的弱勢地位，另一方面則在承認家務勞動為「勞動」的前提下，便可 推動相關律法來保障家務勞動者的權利與義務。

常見反對「家務有給」之理由，是擔心經濟市場原則滲透入家庭之後，計價 的家務將使得家人之間的感情變調，為了「家務量化與對價」讓家庭關係變得「斤 斤計較」。然而，認為市場邏輯不應該運用在家務勞動，不但忽略了勞動價值的 評估是透過性別與權力的意識型態所運作，也簡化了家務勞動的複雜性。從傳統 的家庭倫理來看，家務是為了讓整個家庭能夠存續而必須付出的勞動，然而當家 務勞動涉及了報酬，難道就會使得家務勞動變質嗎？以愛為名，家務勞動被高高 地揚起，在實質回報上卻輕如鴻毛。家務有給並非基於對未外出工作的那一方而 給予的補償，而是從兩性平等的角度發想，破除賺錢養家者就不需再為家務付出 勞動的想法，希望重新評估職場勞動與家務勞動的價值，肯定家務勞動之一方並 非附屬於外出工作的配偶，家務勞動也並非毫無技術、毫無生產能力，而是跟職 場勞動一樣，付出勞力的同時也需要獲得回饋和肯定，因為不論哪一種勞動都對 家庭和社會有同等重要的貢獻，主外或主內並非以性別決定，而是建立在兩性對 彼此的尊重和對家務勞動的肯定之上，女性更不應該因家務勞動而時常淪落至貧 窮的處境。²⁹以性別來認定適合從事何種勞動力時，不僅限縮了兩性的發展空 間，同時也令婦女的勞動付出無法獲得跟男性平等的生活保障，造成女性晚年時 所面臨的經濟處境更為險峻。回歸到問題的最初：為何女性主義要探討家務勞動 的議題？因為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藉助於馬克思理論，發現女性受壓迫的物質基 礎，來自於家務勞動也是「被剝削的勞動」，卻長期不受重視，更讓女性因家務 勞動的付出而面臨了經濟不安全的處境，可以說，女性主義對家務勞動的分析，

讓我們體認到貧窮女性化的更基本的成因之一，是父權和資本主義相互建構出家

29 根據內政部（2012c）統計，自己有收入的婦女有 36.57%沒有可自由使用的零用金，而有可自 由使用零用金的婦女，其平均每個月零用金之額度未超過一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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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勞動的女性化與無酬性質，也使得女性無法從家務勞動中獲取薪資以及工作福 利，必須依賴男性與家庭的經濟庇護。

雖然家務有給制雖可凸顯家務工作的重要性，卻對於提高婦女地位沒有多大 的助益，也不會消除婦女在家庭中的孤立情形，而且對於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追求 的目標──打破傳統性別分工、去除資本主義和父權體系的剝削，反而造成反效 果（Jaggar 1983）。此外，人們透過職場勞動換取薪資，受到法律的保障，「家務 勞動」若同樣交由法律定出價碼與權利義務，要真正達到兩性共同分擔家務並減 輕女性的貧窮問題，恐怕還有一大段距離，因為家務有給或家庭照顧津貼無法切 斷照顧工作與女性從屬地位之間的關連，女性將更固著於家務勞動，延長了女性 的依賴及附屬，也因為如此，早期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主張照顧責任應該完全 社會化，以免女性再因家務勞動而受到歧視（葉美華 1996）。

2002 年 5 月中旬，台灣立法院通過民法親屬篇夫妻財產制修正草案，其中 自由處分金條款引起一時的討論風潮。該條款為：「夫妻於家庭生活費用外，得 協議一定數額之金錢，供夫或妻自由處分。」嚴格說來，台灣民法親屬篇的自由 處分金並非國際上所討論的家務有給制，自由處分金是在扣除了家庭生活費之 後，由夫妻雙方「協議」一定數額供夫或妻自由處分，即使為雙薪家庭亦可透過 雙方協議自由處分之金額，顯示自由處分金必須是在家用之外有剩餘財產，方能 由夫妻雙方協議如何處分，同時，請求自由處分金的前提在於夫妻雙方必須達成 協議，若夫妻未為協議或未能達成協議，並不能向法院起訴請求或調解。³⁰法條 的規定反映出立法者擔心若家務勞動之一方享有請求權，等於貶損夫妻一體互助 之精神，使得丈夫成為雇主並延伸出雇庸關係相關之權利義務，也顯示台灣的立 法體制認為夫妻之間的家務勞動與相當之零用金，不應有過多的公益性，因此唯 有夫妻協議之情況下才可請求自由處分金（王曉丹 2006）。雖然當初修法用意是

2002 年 5 月中旬，台灣立法院通過民法親屬篇夫妻財產制修正草案，其中 自由處分金條款引起一時的討論風潮。該條款為：「夫妻於家庭生活費用外，得 協議一定數額之金錢，供夫或妻自由處分。」嚴格說來，台灣民法親屬篇的自由 處分金並非國際上所討論的家務有給制，自由處分金是在扣除了家庭生活費之 後，由夫妻雙方「協議」一定數額供夫或妻自由處分，即使為雙薪家庭亦可透過 雙方協議自由處分之金額，顯示自由處分金必須是在家用之外有剩餘財產，方能 由夫妻雙方協議如何處分，同時，請求自由處分金的前提在於夫妻雙方必須達成 協議，若夫妻未為協議或未能達成協議，並不能向法院起訴請求或調解。³⁰法條 的規定反映出立法者擔心若家務勞動之一方享有請求權，等於貶損夫妻一體互助 之精神，使得丈夫成為雇主並延伸出雇庸關係相關之權利義務，也顯示台灣的立 法體制認為夫妻之間的家務勞動與相當之零用金，不應有過多的公益性，因此唯 有夫妻協議之情況下才可請求自由處分金（王曉丹 2006）。雖然當初修法用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