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就業與貧窮女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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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包含了在正式部門內的工作者與在非正式部門內的工作者，在正式部門內從事 非正式就業如家庭幫傭、臨時工、季節工與兼職工等，在非正式部門從事非正式 就業如自營作業者（own account workers）、無酬家屬工作者（unpaid family worker），非正式部門通常是以個人或家庭經營為基礎的小規模經濟部門，多以 勞力密集方式進行生產（ILO 2002）。因此，非正式就業包含了非典型就業的模 式，但非正式就業的範圍比非典型就業還廣，如此也可以說明為何台灣女性的非 典型就業比例不如日、韓與歐美等國，因為非正式部門中的就業情況更為普遍。

從表4.8可以看出，其實非正式就業與非典型就業有許多重疊之處，若嚴格地從 定義上分析，非典型就業的定義也適用於非正式就業，不過非正式就業常見的定 義其實較非典型就業更為強調非正式部門的存在，例如家庭企業與自營行業等中 小型行業的存在，其中跟非典型就業最大的差別在於雇用關係有時並不明確，薪 資也不見得依循固定標準發放，因為在雇用關係之前的往往是血緣親屬關係或是 地緣等人脈網絡關係的牽連，讓非正式就業較非典型就業多了一層人事上的特殊 性。

因此，從台灣的脈絡來看，非正式就業也許更為適合描述女性與就業之間的 關係。

表4.8 非正式就業之範疇

正式部門中的非正式就業 在正式部門中從事臨時性、約僱性或 兼職性的工作

臨時工、季節工、兼職工、人 力派遣

非正式部門中的就業 非正式部門包含：小型、微型企業，

家庭企業，獨立工作者

自營作業者、無酬家屬工作者

第四節 非正式就業與貧窮女性化

勞動市場與女性的貧窮之間存在著何種關係？本章一開始便探討關於勞動 市場的性別意涵，特別是勞動市場的操作明顯以男性「身體」做為工作規範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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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作類別的標準，使得女性的勞動參與被視為「暫時的身體」，因此雇主對於 女性勞動的待遇、對於她們持續參與的期待和投資就不如男性。根據勞委會

（2012b）統計因性別而遭受不平等待遇的情況，女性受雇者以「調薪幅度」遭 到不平等待遇的比率較高，占5.0%，其次為「求職」、「陞遷」及「工作分配」，

分別有3.8%、3.7%及3.2%，與男性受僱者比較，女性於職場上因性別遭受各項 不平等待遇的比率均高於男性。職場上的不友善對於女性的勞動參與造成負面效 果，而且事實上女性要脫離低薪工作向上發展的機會遠小於男性，若再加上家 庭、婚姻、子女照顧等因素，女性的中斷性就業型態並不稀奇。然而，不管是個 人選擇或是結構限制，女性離開正式職場、轉入非正式就業對女性本身具有更為 嚴重的後果，那便是貧窮和依賴的狀況。Rose和Hartmann（2004）研究發現美國 的長期低所得者（long-term low earners）超過90%是女性，除了勞力市場中的性 別職業隔離讓女性的薪資較低之外，奉獻在家庭照顧的時間也限制了女性個人的 收入，可見性別分工在家庭內外不停地自我強化。張晉芬（2005）的研究也發現 台灣許多女性有收入偏低的現象，造成此結果的原因之一是女性就業的不穩定 性，甚至於長期退出市場勞動。然而，偏低的收入並不是促使女性退出勞動者的 充分條件，女性為了維持工作需要付出相當的個人生理和心理負擔（因無法親自 照顧小孩、料理家務而感到愧疚）並承受家人（先生、先生的爸媽）的壓力，婚 育成為退出市場勞動的臨界點。

台灣有越來越多的女性投入勞動力市場，不論原因是女性教育水準提升，還 是因為服務業的持續發展，女性在職場的人數越來越多之後，有能力擔負起經濟 責任的就不再只是男性而已，這對於傳統的社會性別分工具與性別關係有相當程 度的衝擊。然而女性大量進入就業市場並不代表其職業生涯的發展將一路順遂，

因為女性所面臨的多數是比男性要差的工作條件與工作機會，從前面所討論的性 別職業隔離與性別薪資差距等現象來看，在發展有限的工作職業類別裡，對女性 自然有不利的經濟影響。

對許多女人而言，丈夫的收入通常更為重要，女性缺少了家中男性成員所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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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財產與交易的權利，而且比起男性，女性較無法順利地將勞動力轉換為收 入、並將收入轉換為選擇和個人福祉（Kabeer 1996）。對於已婚女性來說，其丈 夫的收入可以讓她們免於自己的低薪所帶來的影響，因此低收入的家庭通常發生 在以下兩種情況：一是丈夫的薪水過低或沒有就業，二是女性為單親家長。單親 的情況顯示出兩性不同的社會處境，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成為單親。根據2010年的 普查統計，台灣的單親家庭共有56萬2千戶，單親家長為女性就占了其中的74%，

並以45至64歲女性居多，占總單親家庭的40％。⁴⁴而97年內政部的調查發現低收 入戶中女性戶長的有35.18%g是離婚和分居的狀態、32.89%則是喪偶，不同於低 收入戶中男性戶長有48.25%是未婚狀態，⁴⁵顯見女性的低收入情況與男性十分不 同。在貧窮率方面，過去的研究也發現，女性戶長家戶的貧窮率歷年來皆高於男 性戶長的貧窮率，而且女性戶長不論其婚姻狀況、年齡為何，明顯都比男性具有 較高的貧窮機率，換言之，女性戶長家庭相較於男性戶長家庭是較為脆弱的家庭 型態（王永慈 2005; 呂朝賢 1995; 李淑容 2006; 薛承泰 2004）。

收入偏低或是缺乏獨立的經濟來源使得老年、單親或特定族群的女性容易陷 入生活困境，其中女性老年貧窮的問題在高齡化的台灣顯得更為迫切。年紀越大 的女性越容易遭受貧窮侵襲，主要原因在於許多福利保險制度是建立在工作所得 上，如前所述，女性的低薪資、工時與工作年資較短的中斷性就業歷程，對於其 年老退休後的保障極為不利，再加上女性的平均壽命高於男性，使得老年女性對 於子女的依賴程度也比較大。在少子女化和女性離婚、喪偶比例增加的今日，女 性在老年時來自配偶和子女的經濟資源將更為稀少。因此女性勞動待遇的改善不 應該只是從就業與薪資著手，也不能僅以勞動政策的角度解決，因為女性的就業 和薪資水準皆受到其家庭照顧者角色之限制，並且影響到女性的社會地位與經濟 生活之保障，因此勞動待遇和家庭照顧都應被納入國家整體性別政策下進行考 量。

44 見行政院主計總處〈99 年普查重要性別統計指標〉，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30392&ctNode=3273&mp=1。

45 見內政部〈97 年低收入戶生活狀況性別分析〉，http://www.moi.gov.tw/stat/gende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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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五章、結論

從所得面看女性的貧窮處境，不僅過於狹隘，也無助於掌握女性真實的生活 經驗。生育、照顧工作不僅影響了兩性關係，更讓女性權益受到直接的剝奪。由 於女性受到家庭職責的牽絆，即使就業也不易累積個人財產，如同第三至第四章 所討論的原因，女人的私領域角色會影響其公領域角色的「私領域化」，即使女 性在公領域中從事生產的工作，多數仍只能從事跟再生產性質相近的職業，一方 面使得女性無法充分發展，僅能成為職場上的服務者、照顧者，另一方面女性付 出的勞力貢獻更無法獲得跟男性一樣的價值與地位（劉毓秀 1997）。

台灣的制度與傳統習俗在父權國家／社會的自我中心的運作機制之下，呈現 了一致的性別利益。台灣工業化以前，如同恩格斯所描繪的早期家庭型態，生產 與再生產場域都在家庭中，女性也從事著生產與再生產的工作。在60、70 年代，

台灣經濟成長的過程中，父權體系與資本主義透過家庭結構、產業組織和政府政 策，刻意塑造出女性雙重角色，以配合國家發展經濟所需要的勞動力。然而，無 論政府還是企業，都不曾把女性勞動力視為必要的，從照顧女性的政策與制度付 之闕如便可得知。投身職場的女性不僅薪資低於男性，退休後的福利也不如男 性，然而讓女人投入在職場的時間遠少於男人的原因，始終還是女人所背負的社 會性別角色。

面對父權體制資本主義所製造出來的弱勢階級和貧困案例，尤其是女性因制 度性剝奪而致貧的情況，台灣的父權思維下所採取解決方式也被視為父權式的救 濟，以家庭和慈善機構為主的收容和救濟，一方面以殘補式的福利措施加深弱勢 者的依賴，另一方面則耗費大量國家資源以酬勞國家威權的支持者，如公務員與 軍人（劉毓秀 1997）。對女性主義而言，要破除法律、社會規範中的公／私領域，

必須將正義延伸到私領域中，並將既有的平等權利實際地落實在女人身上，因 此，有效促使女性平等就業、參政、參與決定的條件，最重要的癥結點並非國家，

而是父權體制的資本主義國家。在父權體制下，有個一直在運作的策略，就是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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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女人基本上是不相同的，當女人被當作[異己]般地被男人控制，男性支配、

男性認同與男性中心的社會才能維持下去。父權體制過份執著於性別特質，讓父 權式的男女本質，靠著極端化的性別對立賦予男性優越的地位與幻象。對女性主 義而言，性別認同是一種普遍性的意識形態，讓父權得以有效維繫且控制社會。

生活在父權體制中，女人的存在是因為供男人所用才有價值國家必須擺脫父

生活在父權體制中，女人的存在是因為供男人所用才有價值國家必須擺脫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