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和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內在憂鬱和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

Cohen 與 Wills (1985)整理 1975 至 1984 年間的社會支持相關研究文獻，

發現社會支持不管在直接效果或者間接的緩衝效果上對身心健康均有正面的助 益，增加社會支持，會使得個人在生理及心理適應上，產生較佳的表現，使個體 身心不適狀況減少。許多研究一致性指出社會支持對於青少年生活適應及促進其 福祉十分重要，缺乏社會支持可能會導致憂鬱或產生許多風險的行為(Colarossi

& Eccles, 2003; Hafen & Laursen, 2009; Helsen & Vollebergh, 2000;

Ritakallio et al., 2010；于潄，2007；王齡竟，2008；周玉慧，1997)。

過去文獻在探討青少年的社會支持對其內在憂鬱與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採 取兩種不同研究取向：以「變項為中心」與「個人為中心」。「變項為中心」的 研究取向主要針對整體研究對象探討不同支持面向、來源的影響，而「個人為中 心」的研究取向則考量個別差異性，區分出不同支持變化類型（Scholte et al., 2001）。因此，本節將回顧過去不同取向的相關研究文獻，探討家庭和朋友支持、

支持的改變及支持變化類型影響青少年內在憂鬱與外在偏差行為的研究發現。茲 將主要文獻整理於表 2-2-1。

壹、 家庭和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內在憂鬱之影響

許多研究證實社會支持與青少年憂鬱情緒呈現負相關，即青少年知覺到社會 支持越高，其憂鬱程度越低(Colarossi & Eccles, 2003；蔡嘉慧，1998；簡伶 蓁，2009)。若進一步分別探討家庭和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影響，則先前的研究有 不同的發現。橫斷性研究中，Helsen 與 Vollebergh (2000)發現父母支持與青 少年情緒問題呈現負相關，當父母支持越多時，情緒問題越少，而朋友支持與青 少年情緒問題則無顯著相關。國內相關研究，施雅薇 (2004)以國中生為對象，

探討社會支持對國中生憂鬱情緒之影響也有同樣的發現，當家庭支持愈低，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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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會愈高，但同儕支持則不具影響。Sun、Hui 與 Watkins (2006)以 450 名 11 至 16 歲香港青少年為對象，則發現友伴支持與憂鬱相關，但對憂鬱並無直接 影響而是透過自尊產生影響。郭鴻茹 (2009)則以高中職學生為研究對象，分析 友伴支持對不同性別青少年憂鬱傾向的影響發現，友伴實質協助對女性青少年有 影響，實質協助愈高，憂鬱傾向會愈低，但對男性青少年來說，友伴支持是透過 與生活事件交互作用而影響憂鬱傾向，當發生「學習與考試」、「未來出路」、

「家庭危機」時，友伴支持才發揮作用。

相關長期研究亦發現家庭支持對於憂鬱有預測效果，而朋友支持則出現不一 致的結論。Stice 等人(2004)以 496 名 11 至 15 歲女性青少年為研究對象，第一 年同儕支持、父母支持、憂鬱情形做為基線，縱貫追蹤三年，以邏輯迴歸分析顯 示，父母支持會影響研究對象在追蹤期間憂鬱症狀及預測憂鬱症的初次發作，即 父母支持缺乏會使得憂鬱症狀增加或發生憂鬱症的機率較高，但是，同儕支持則 無預測力。而 Colarossi 與 Eccles (2003)以 217 名 15 至 18 歲青少年為研究 對象，結果指出第一年的母親支持與朋友支持對第二年青少年憂鬱情緒具有預測 力。

不論橫斷性或縱貫性研究都證實家庭支持對憂鬱的影響，因此，即使在青少 年時期，知覺到的家庭支持有所改變，但對青少年仍有其重要性。朋友支持對青 少年憂鬱情緒的影響則有不同的發現。進一步探究國內外關於朋友支持與憂鬱的 關係的研究，不同的研究其研究對象所處的年紀不同，研究對象處於青少年前期

（12 至 15 歲，相對於國內的國中階段）的研究則發現朋友支持對憂鬱不具影響 (Stice et al., 2004；施雅薇，2004)，而研究對象處於青少年後期（15 至 18 歲，相對於國內的高中階段）的研究發現朋友支持對於憂鬱情緒有其影響性 (Colarossi & Eccles, 2003；郭鴻茹，2009)。

Aimin、 Peterson 與 Morphey (2007)回顧過去文獻提到父母和同儕對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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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發展的影響隨著時間而改變，父母的影響在青少年早期較大，同儕的影響則 是在青少年晚期和成年早期較大。過去研究中對於朋友支持的影響有不同的發現，

是否因為朋友的影響在青少年晚期較高的關係？因此，家庭和朋友支持對憂鬱情 緒的影響，需進一步就不同階段進行瞭解與探討。

貳、 家庭和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之關影響

社會支持不僅有協助個人成長的功能，於對青少年的良好的社會化以及外在 行為表現等，都能發揮相當程度的影響(Scholte, 1999；Siyez, 2008)。Brennan 與 Auslander（1979）發現，如果青少年缺乏家庭、同儕與師長的關愛時，往往 會形成強烈的孤獨感，所以就容易與其他被標示為「失敗」或「被拒絕的人」在 一起，而形成犯罪團體。Stern 等人（1984）也認為青少年如果缺乏社會支持或 社會關懷時，便容易出現偏差行為(引自謝毓雯，1998)。

橫斷性研究中，Siyez (2008)針對 1734 位 9 至 11 年級土耳其學生進行調查，

瞭解自尊、問題行為和知覺到社會支持的關係，結果發現父母支持與同儕支持和 問題行為有顯著相關，父母和同儕的支持對於青少年行為有正向的影響，青少年 沒有獲得足夠的支持，容易有風險性的行為或可能感到孤獨。Stice 與 Barrera (1995)運用長期追蹤資料，探討知覺到父母支持與青少年物質使用（酒精及藥物 濫用等）和外顯行為（偷東西、打架等）之相互關係，研究對象為 441 位 10.5 至 15.5 歲青少年，結果發現父母支持與物質使用有著相互影響的關係，先前知 覺到父母支持與後來物質使用呈現負向關係，先前的物質使用與後來的父母支持 亦呈現負向關係。在外顯行為部分，僅先前的外顯行為與後來的父母支持則呈現 負相關，先前知覺到父母支持與後來的外顯行為無顯著相關。國外研究顯示家庭 和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偏差行為在的影響在橫斷性研究中有被證實，然而在長期研 究中僅發現父母支持對於部分偏差行為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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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國內探討社會支持與青少年偏差行為關係的研究，主要可分為兩個面向：

不同社會支持內容與偏差行為之關係(董旭英，2009；蔡美雪，2005)和社會支持 的緩衝作用（周淑如，2006）。蔡美雪 (2005)發現社會支持層面之情感性支持 與整體性偏差行為、外向性偏差行為、內向性偏差行為、學業適應問題存在負向 關係即情感性支持越高，越少偏差行為；工具性支持與各類型之偏差行為則不具 相關性。董旭英 (2009)在「生活壓迫事件、社會支持、社會心理特質」研究中 也提到國中生獲得情感性社會支持愈多者，其偏差行為的發生次數則愈少；相反 地，接受物質性社會支持愈多者，其偏差行為的發生次數則愈多。研究者提出如 果只提供物質性的支援，缺乏關心和愛護作為基礎，儘管有豐富的物質支持，不 但無法有效降低偏差行為的發生，更可能助長其出現（董旭英，2009）。雖然，

兩篇研究同時發現情感性支持對偏差行為的影響，但並未從不同支持來源探究其 影響。另一方面，國內社會支持與偏差行為的研究，則是著重探討社會支持對處 於危機情境的青少年是否能揮發其緩衝作用(周淑如，2006)。周淑如（2006）試 圖瞭解重要他人的支持是否能緩衝家庭暴力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結果發現，

父親支持、母親支持與師長支持能降低手足精神虐待對國中生內向性問題行為

（即無法有效解決內在衝突、緊張或挫折所產生的心理困擾問題，包括焦慮反應、

自殘、精神緊張、憂鬱悲觀、敵意、恐懼等情緒）之影響力，而手足支持與同儕 支持對國中生遭受家庭暴力並無法發揮緩衝的作用，而國中生即使日常生活中有 重要他人的支持，一旦目睹父母婚姻暴力或遭受父母暴力對待，其產生的負面影 響並不會有所減緩。整體而言，國內研究缺乏探討不同社會支持來源對青少年偏 差行為直接影響之研究。

參、 家庭和朋友支持的改變對青少年之影響

多數研究都將社會支持視為穩定的狀態，探討某一時間點個人所接收到的社 會支持的高或低與個人身心發展之關係。上一節在探討社會支持時曾討論社會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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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並非是一個靜止的狀態，而是一個變動的過程。研究也指出，在青少年時期，

其主要兩大社會支持來源：家庭和朋友支持，隨年紀增長有所變化，而這些變化 對青少年的憂鬱與偏差行為又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社會支持改變對於身心的影響在長期研究中已證實，社會支持會隨著時間而 改變，而支持改變會影響個人心理健康(Metts, Manns, & Kruzic, 1996; Turner, Hays, & Coates, 1993)。Cornwell (2003)運用青少年健康長期研究資料，針對 11,835 名七至十二年級青少年進行研究，將支持變化情形分為增加、減少、穩 定。結果發現不論父母支持或朋友支持，支持的減少及增加對於青少年憂鬱皆有 影響，支持減少青少年的憂鬱會增加，而支持增加青少年的憂鬱會減少。支持的 減少比起支持增加對青少年的影響更大，尤其歷經父母支持或朋友支持減少的青 少年比起支持不變或增加者有較高程度的憂鬱。進一步比較父母支持與朋友支持 對青少年憂鬱的影響則發現父母支持改變的影響又比朋友支持改變的影響大。

Hafen 與 Laursen (2009)運用成長曲線模型探討青少年調適與知覺到父母支持 的相互關係，並針對 313 位 11 至 13 歲中學生三波調查資料進行分析，結果發現，

父母支持變化趨勢與內在症狀（沮喪、焦慮等狀況）變化趨勢也呈現負相關，父 母支持下降速度越快，內在症狀的上升速度越快，外顯症狀（侵略性、偏差行為）

亦有同樣之發現。

亦有同樣之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