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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限制與建議

第二節、 對實務工作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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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都有不同原因的顧慮,宗教反而成為國內記者最無負擔、能夠安心地寄託情 緒的管道,此為國內記者較獨特的現象。

第二節、對實務工作的建議

根據第四章的研究發現與討論,整體而言,現今的國內新聞媒體對於記者 創傷議題的認識並不深;雖有少數的長官懷有這部分的認知,但在實際操作上,

第一線工作人員所實際感受到的情況仍離想像中的有一段差距。然而,少數新聞 組織的確已有一些針對記者創傷的嘗試,這部分讓人相當樂見。本小節將把研究 發現的結果做一個時序性的整理,並參考國外媒體組織針對記者創傷已進行的措 施,挑選部分可能符合國內新聞脈絡的作法,納入研究發現中,以提供國內新聞 組織在面對記者創傷議題時,實際上能夠進行的整體作法。

由於新聞工作的時間常常是持續不斷、採訪任務也不斷地被指派,因此實 際上很難切割出適當的支持應該在何時提供給記者。但為了能兼顧不同時間點新 聞組織所能進行的幫助,接下來仍以重大新聞事件發生的時間點做為基準,區分 為「常態性工作期間、重大新聞發生之採訪期間、重大新聞採訪任務結束後」, 分別來看新聞組織能夠在哪些部分支援第一線的新聞從業人員。此對新聞實務工 作的建議作法圖呈現於圖4。

首先,在一般性的常態性工作期間,新聞組織即應該提供記者全方位的在 職訓練,訓練內容除了可以隨即看到訓練成果的技術性操作外,更應納入(1)

特殊採訪情境之相關知識,例如如何恰如其分的採訪受害者、如何判斷現場情況 並保護自己、如何在資源可能缺乏的第一現場順利完成工作;(2)創傷壓力議題 之相關資訊,例如創傷是怎麼一回事、記者是否也可能有創傷、該如何面對自己 的創傷壓力、有哪些資源可以使用。若現今的新聞組織尚未具備足夠的經驗來舉 辦相關研習課程,研究者認為可以善用國外組織所提供的研討會課程,例如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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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Ochberg 研習(Ochberg Fellowships)」,每年即提供完整的課程于全球 優秀的在職記者;如此一來,資深記者可以將研討會所學得的知識帶回國內新聞 界,更可以將這些知識與自己的經驗結合,找出最適合國內新聞脈絡的適切作 法,他們也將成為組織內推動記者創傷議題的種子,能夠使用所學在同儕有需要 時提供幫助,而由資深新聞從業人員所提供的同儕支持也是學者認為相當具效益 的支持來源(Castle, 1999)。另一方面,考量到各媒體的經費壓縮,而將有限的 經費投資在幾位資深新聞從業人員的身上,或許是在推動創傷議題的初始階段最 能兼顧學習品質與經費侷限的作法。另外,媒體組織也可以善用現有的網路資 源,例如「創傷新聞網(Trauma News Watch)」所提供的記者自學手冊,對工作 時間不固定的記者來說,即能夠提供基本的知識提供;若新聞組織資源足夠,更 是建議能在組織系統內建置一個提供各類相關訊息的資訊網,唯有當這些資訊存 在時,記者才有更大的機會接觸這些資訊。

除了在職訓練,針對第一線新聞從業人員的培養之討論,可以進一步延伸 至更前端的學校教育。現今的學校教育在記者創傷部分亦相當缺乏,研究者認 為,若能在求學時期即讓這些未來的記者對記者的創傷議題有所認識,當他們真 正進入業界時,對創傷議題的資訊、自己的情緒狀況、能尋求的資源等部分將保 持敏感;同時,此議題也是學校教育與工作實務的連結,可以讓年輕學子提早認 識到可能面對的情況,並讓自己盡量做好準備。因此這部分是學術界能夠努力之 處。整體而言,在職訓練與學校教育的效益無法即刻可見,需要組織與學校投入 一定的資源長期、持續、耐心地經營。但相信,這些默默的努力、投入將會於未 來的某個時刻開花結果。

另一方面,研究者亦認為,以捍衛記者工作權利為目標的非營利性組織更 需要對記者創傷議題多一分關注(台灣的媒體環境中,台灣記者協會可謂一代表 性機構);事實上,這些非營利組織在記者創傷議題的討論中,能擔任起重要的 橋梁角色,作為學術界與實務界的聯繫人。在一方面能讓學術界能較清楚線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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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實際需求與困難,一方面則能傳遞既有資訊給線上記者使用,甚至可舉辦研 討會或在職訓練,將兩方聚集於一室,資訊交流的同時,也就眼前情況討論出最 可行的解決方式。而關注記者權利的非營利組織在行有餘力的情況下,也可建置 記者創傷議題的資料庫,在有相關需求的記者在無法得到組織幫助時,成為他們 強而有力的後盾。

第二,在重大新聞發生之採訪期間,所有的新聞現場、新聞室調動大多相 當混亂,長官與第一線記者間也很難有機會進行深入的談話,多是用最簡單的語 言、做最快速的溝通,重點在如何把這段時間的採訪任務完成;受訪者I 即說到,

即使大家都已經很習慣這樣的互動模式,但這樣的溝通模式「對於人的溝通跟感 情上的培養是沒有幫助的」。因此,在此時間點新聞組織中長官的角色格外重要,

除了關注記者是否能如期趕上截稿期限外,也必須用最細緻、敏感的態度觀察第 一線記者同仁的反應與情緒壓力,視個別記者的狀況做最恰當的調度;而若有記 者主動反應自己的情況不好,也絕對不應該忽視記者的求助訊息,以免在記者最 需要幫助的時刻卻悖離他的信任,長期來說,這對長官與記者的信任關係絕對有 一定的殺傷力。同時,長官在觀察到記者的情緒壓力過大時,可以給予即時的口 頭關懷與詢問,以免任務結束後在採訪當下的壓力已造成不可挽回的結果;因為 過去文獻也指出,新聞組織或主管的鼓勵與讚賞,對記者來說即是一種很重要的 酬賞,也是讓他們能夠順利完成工作並提升成就感的激勵(Bennetts, 2008)。

第三,在重大新聞採訪任務結束後,新聞組織可利用部分時間舉行記者討 論會。從文獻探討可得知,國外的記者討論會強調同儕支持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期待能以同儕間的親密性來拉進距離、達成記者間的情感交流。相對的,國內現 有的記者討論會則不太強調同儕支持,反而是以「檢討會」的形式進行,將重點 放在工作層面的檢討,尚不注重同儕間的情感交流。

然而,再次思考到上述同儕支持的討論,國內記者對於同儕支持並非全然 地敞開心胸接受,不同電視台的記者對同儕支持抱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是否能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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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多端,新聞現場的情況大多很混亂,媒體主管只能將記者派至最前線,讓記者 自行摸索。因此很難產生結構化的SOP,以供後續採訪參考。也因為如此,亦缺 乏相關議題的行前採訪訓練,多以平日靠資深記者的經驗傳承,若時間緊迫,則 將記者直接推上火線,讓記者自己看著辦。另外,記者的工時長,每個人的上班 時間亦不固定,臨時發生緊急狀況時,可能又是1.2 天不間斷的出勤。因此,在 思考提供于記者的支持時,也必須考量到多數記者的休息時間難配合,必須保持 時間、進行方式、參與人數規模等方面的彈性,讓真正有需要的人得以接觸。就 如Frank 與 Perigoe(2009)所談的,顧及新聞工作機動性高的特性,新聞組織 提供的支持必須保持兩大原則:(1)可得性(availability),讓真正有需要的人可 以使用;(2)靈活性(flexibility),注意整體新聞變化,視不同員工的需求來做 調整。而媒體組織即可以在掌握此兩大原則的前提下,逐步調整、嘗試,找出自 家組織最能實行、記者同仁最能接受且最有效的作法。

最後,研究者認為記者創傷的確是因人而異,在國內媒體環境下,並非大 部分的記者對此議題都相當熟悉,因此研究者認為應採循序漸進的方式,逐漸讓 更多人接觸此議題的訊息,才能逐漸形成一股正向討論的氛圍。而新聞組織的基 本責任應該是讓這方面的資訊與資源存在,畢竟記者創傷壓力所帶來的反撲常常 都是來得又突然又強烈,唯有提前準備,以備不時之需。最終,仍希望以上所建 議作法、概念,能讓新聞組織中逐漸產生正向的溝通氣氛,而非總是緊湊地針鋒 相對,新聞組織對於自己應該擔負的企業責任也有多一分的體認,對於自己員工 的各方面照顧也能更加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