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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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
提起「創傷（trauma）」，閃過腦袋的多是站在災難或事件現場的第一線工 作人員（first responders），包括消防人員、警察、搜救隊與緊急醫護人員，他們 的主要工作是在意外或災難的初始，維護受難者的生命財產與環境安全（Prati &
Pietrantoni, 2010）。因為工作性質，第一線工作人員必須頻繁地暴露於災難中、
目睹災難發生以及人員死傷，而造成多型態的身心健康影響（Benedek, Fullerton,
& Ursano, 2007）。因此，在上述工作領域中，除了物質上的安全設備支援，對第 一線工作人員的心理狀況也特別注意（Sibbald, 2002）。例如：面對災難後容易產 生的心理壓力，以至於影響日常生活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為 PTSD），包括其徵狀、成因與治療方式等面向，已在上述領域 中累積了數十年的討論成果（Bennetts, 2008）。
除了PTSD，心理創傷相關的常見概念包括倦怠（burnout）、同情心疲軟
（compassion fatigue）、間接性創傷壓力（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STS）
（Meadors et al., 2009）與急性創傷壓力（Acute Stress Disorder）（新聞與創傷研 究群，2010a）。以上概念多有相似與重疊之處，但仍能在接續的文獻探討中發 現於「成因」、「影響時間」、「影響程度」等面向的細微差異。整體而言，上 述概念所要強調的是，第一線工作人員在經歷工作中所必須面對的災難與死傷 後，對身心層面產生的影響。
然而，同樣必須衝進災難現場、站上前線的新聞從業人員，他們目睹的災 難不比第一線工作人員少，但「記者」與「災難、創傷」的連結卻似乎隱形了（Hight
& Smyth, 2003）。隸屬於波恩特媒體研究組織（Poynter Institute for Media Studies）
的廣播與線上（Broadcasting and Online）之團隊領導人 Al Tompkins 即說道：「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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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攝影、收音人員、田野工作者常與第一線工作人員共同工作；記者的創傷壓 力徵狀也與工作於災難之中的警察、消防員極為相似。但記者在發佈新聞之後，
能得到的支持通常很少。不像第一線工作人員在創傷之後，擁有諮詢、傾吐
（debriefing）的管道，記者只是在一項工作結束後，被指派另一個任務。」（2001；
轉引自Hight & Smyth, 2003）
事實上，幾乎每位記者、編輯、新聞從業人員在工作中，都會碰到令人印 象深刻、甚至影響他們一生的悲劇新聞報導，可能是戰爭、恐怖攻擊、空難、自 然災害、火災或謀殺。這些事件都牽涉到受害者，也影響了整體社會，對記者而 言，更是不可抹滅的記憶（Hight & Smyth, 2003）。
「媒體」與「創傷」的關係可分成三個討論層次，包括（1）對受害者的影 響：受害者的死亡或受傷會激起悲傷的漣漪效應，媒體若不注意其採訪態度及報 導方式，極有可能對受害者、倖存者或其家屬親友造成二度傷害（Spratt, n.d.；
許瓊文，2009）；（2）對社會與社區的影響：研究顯示，記者對事件的報導方式，
會影響整個社會對此悲劇做出如何的反應，呈現愈多的聳動或血腥的畫面，會引 起觀者較強的負面情緒（蕭慧芳，2007），國外調查 911 事件時未在場、僅觀看 電視的民眾發現，所有的受訪者均有壓力症狀，90%的民眾至少有一項較明顯之 症狀，而44%的民眾顯示有嚴重的症狀（Schuster et al., 2001）；（3）對記者的影 響：採訪創傷事件後，對記者本身的影響，尤其強調心理層面的創傷壓力（Hight
& Smyth, 2003）。
前述三部分的討論近年逐漸累積。本研究特別關注的，是第三部分記者自身 可能受到的創傷影響。研究顯示，長期的創傷新聞報導的確可能引發記者們的創 傷壓力或PTSD（Pyevich, Newman & Daleiden, 2003）。主要原因在於，當記者 報導暴力或大規模的悲劇時，為了完成工作，記者必須在自己與所採訪的倖存者 /目擊者間，建起一道適當且必須的專業之牆。但當記者與承受痛苦的受訪者談 話過後，這座牆卻阻礙了記者反思自己的機會，使得記者無法察覺、或是選擇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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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自己在工作中面對悲劇後，產生的情緒波動、生理影響、認知影響與人際影響
（Hight & Smyth, 2003；新聞與創傷研究群，2010a）。
過去記者的採訪情緒、創傷壓力與心理狀態被忽略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幾 點：（1）記者必須秉持中立、客觀、理性的新聞傳統，這也被視為是記者專業的 表現；（2）記者若承認因採訪工作，而產生情緒上的影響，常被視為是「弱者」
的表現；（3）整體新聞室文化與工作氛圍多是緊繃，卻缺少鼓勵、支持的氣氛；
（4）若被長官知悉自己需要情緒上的幫助，則會被派遣較不重要的工作，如此 的調派有損記者的專業自尊（Bennetts, 2008）。由此可見，記者常受限於「自我 期許」以及「組織要求」，因此無法坦率、自然地面對自己的負面情緒或創傷壓 力。
直到近年來，一方面世界各地的天災人禍頻傳，例如2004 年的南亞海嘯、
2008 年的中國四川地震以及 2001 年的美國 911 事件，使得記者必須面對的工作 內容愈趨複雜，所承載的悲傷強度亦擴大，但記者能處理自己情緒的時間卻大幅 縮減。以澳洲的媒體環境為例，Green 與 Sykes（2005.07）觀察澳洲的新聞環境 後發現，澳洲新聞室在經歷過兩個事件後，改變了新聞室中「認為自己所向無敵」
的文化氛圍。其一為2002 年印尼峇里島酒吧的爆炸案，202 位的死亡人數中，
澳洲人佔了88 位；當時澳洲的新聞室才開始意識到，恐怖主義並非只會發生在 美國，而是無所不在，這也代表世界各地的記者都有可能遇上恐怖行動的情況。
其二為2004 年的南亞海嘯，此天災提醒了新聞室應正視記者報導此類新聞時的 危險。在此之後，澳洲新聞室開始重視記者在災難現場播報後，可能面對的短期 或長期的生理、精神層面影響。
另一方面，除了報導的主題愈趨慘烈，「記者」這個職業本身的情況也愈顯 危險。國際新聞安全組織（International News Safety Institute, INSI）報導，記者 因工作而造成死傷的人數逐年增加（Bennetts, 2008）。就個案來看，2002 年美國
《華爾街日報》記者Daniel Pearl 在巴基斯坦遭恐怖分子綁架，並被斬首；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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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兩名美籍記者被北韓政府囚禁數月（聯合報，2009/09/02）；2009 年菲律賓當 時的現任省長陣營涉嫌綁架並屠殺競選對手的輔選人員，遇害的57 人中，包括 30 名記者（中央社，2009/12/30）。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最新 報告，2009 年記者遭謀殺的人數為最高紀錄，高達 77 人，UNESCO 並呼籲不應 再忽視新聞專業人員遭受謀殺的事實（Mercier, 2010）。以上數據彰顯的是，記 者的工作情況愈顯嚴峻。
在以下狀況中，較會造成記者創傷壓力，包括：暴露於戰爭中；面對較大 量的創傷事件；面對較緊湊的工作；採訪現場的時間壓力；年輕且資淺的菜鳥記 者；經歷較多創傷事件的資深記者；在過去曾有過創傷經驗；只能尋得少量、低 度的社會支持；對自己、他人與創傷後的事件抱持負面想法；累積負面情緒（憤 怒、敵意）；情緒表達上的困難；承受高度組織壓力；從主管或同事方得到低度 的社會認同（Smith & Newman, 2008）。以上情況可略分為兩類，一為記者的工 作內容，另一為記者能得到的支持與資源。
對照前述研究結果與記者現今面對的工作實況，記者身為災難中第一線工 作人員的事實逐漸受到正視，也漸漸能夠與大眾討論面對創傷事件後可能造成的 情緒波動（Hight & Smyth, 2003）。例如，2001 年的 911 事件後有記者提到，CBS 新聞的資深主播Dan Rather 在那天哭了，這也是改變大部分記者調整工作情緒之 方法的一天（Sibbald, 2002）。但隨後Rather 即向數百萬的觀眾道歉，他解釋「我 的眼淚不能被看見，這是我獲取薪水隨之而來的責任。」（Ricchiardi, 2001）。由 此可見，911 事件讓許多記者面臨一個尖銳但模糊的問題─「人性與情緒訴說」
和「新聞採訪專業」的衝突；其他可能造成類似強度的創傷事件同樣也讓記者們 陷入這樣的兩難。
更進一步，開始有針對記者在生理與心理層面上的安全議題討論。例如，
有學者認為「創傷」應納入記者職業災害的一環（Feinstein, Owen, & Blair, 2002）。 也就是說，創傷經驗在新聞行業中的存在，已不應再被視為個別新聞從業人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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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缺陷或心理脆弱，而應該被當作一項重要且深具意義的議題來進行討論。
事實上，經歷創傷經驗的範圍不限於撰稿記者，凡是在新聞採訪製作流程 中可能接觸新聞事件的工作者，包括文字記者、攝影記者、剪接人員，甚至是主 管，都有可能經歷創傷（Green & Sykes, 2005.07）。回到「記者」的定義來看，
李茂政（1987）認為，記者可分廣義及狹義兩種。就廣義而言，新聞記者可泛指 所有新聞從業人員，即美國所稱的newspaperman 與英國所稱的 journalist。就狹 義而言，新聞記者指專跑外勤路線的記者，以工作性質來說可分為以筆為主要報 導工具的文字記者、以照相或攝影為主的攝影記者及廣播電台的廣播記者，以路 線區分則分為政治、軍事、國會、外交、經濟、社會、體育、影劇等記者。
本文採取對「記者」的廣義定義，凡是從事新聞資訊採集、寫作、編輯、
譯述、播報、攝製與評論之工作者，無論以何種型態表達其訊息，皆視為新聞記 者（McMahon & McLellan, 2008）。為行文方便，文後將交互使用「記者」與「新 聞從業人員」兩名詞，都指在新聞產製過程中，有機會面對新聞事件、新聞原始 資料畫面或受害者與受害者家屬的新聞工作者。
在面對愈來愈嚴峻採訪環境的情況下，有何機制能夠幫助新聞從業人員處 理工作後，可能經歷的創傷壓力？「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是許多學者提出 的重要一點。心理醫學領域期刊指出，在面對創傷事件後，早期的社會支持是減 緩創傷影響的關鍵因素（Bisson et al., 2007）。其所談的支持除了物質、資源上的 援助、專業的諮商協助與持續的訓練外，更強調新聞從業人員心靈層次上的支 持，包括重要他人、同儕，甚至是組織的信任與鼓勵（Bennetts, 2008；Castle, 1999；
在面對愈來愈嚴峻採訪環境的情況下，有何機制能夠幫助新聞從業人員處 理工作後，可能經歷的創傷壓力？「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是許多學者提出 的重要一點。心理醫學領域期刊指出，在面對創傷事件後，早期的社會支持是減 緩創傷影響的關鍵因素（Bisson et al., 2007）。其所談的支持除了物質、資源上的 援助、專業的諮商協助與持續的訓練外，更強調新聞從業人員心靈層次上的支 持，包括重要他人、同儕，甚至是組織的信任與鼓勵（Bennetts, 2008；Castle,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