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務貢獻

2013 馬賽之文化規劃中有許多關於文化與社會影響之措施，由此可知官方並 非希望文化節慶僅帶來觀光效益和經濟成長，而是帶動整體社會之共進，由其規劃 與官方文件可以感受 2013 馬賽被塑造為在地長期文化再生展現之舞台。然而，再 經過筆者爬梳各學者評論和實際訪談等田野調查後發現，2013 馬賽仍較偏向文化 主導再生之模式，不若官方所預期之文化再生。大興土木的蓋出許多嶄新建物，以 文化之名進行整體都市之改造，企圖改造並提升原本老舊且衰敗之意象。因此，當 本論文以文化再生框架檢驗 2013 馬賽之文化規劃時，便顯露出其在文化與社會影 響上之不足。本論文以 2013 馬賽為例，在經過上一節分別就 Smith（2004）提出 的文化再生四要素作分析，並逐一檢驗其中之文化與社會內涵後，導出以下可供 2013 馬賽文化規劃參考之實務建議：

一、廣納在地文化團體之見並增加與私部門之合作

由在地文化團體群起發起之馬賽 2013 Off，以及當地饒舌歌手為抨擊官方文化 規劃所錄製之專輯與音樂錄影帶，可窺見當地文化仍有相當蓬勃之活力，只是在於 民間與官方之願景落差分歧過大，始終無法達成和諧共進的雙贏局面。馬賽從 1995 年開始的歐洲地中海等都市再生計畫以致 2013 的歐洲文化之都，整體再生過程亟 欲恢復馬賽在法國與歐洲中的地位，但整體計畫卻欠缺和當地人的對話，且沒有符 合經濟與社會弱勢居民需求的規劃（Andres, 2011b）。

文化規劃不單單是為了促進城市意象和發展觀光而已，也應同時致力於提升 在地居民自信與認同，以及加速工業轉型的過程（Paris & Baert, 2011）。2013 馬賽 於籌辦前即曾與同樣辦過歐洲文化之都的法國城市-里爾（Lille）取經，然而，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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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過去了，依舊是 2004 年里爾的舉辦經驗能夠給予 2013 馬賽檢討與補強的建議。

2004 里爾運用長達二十多年之規劃，籌畫了各階段之展演，以此成功地提升自身 於歐洲中的地位。里爾過去和馬賽一樣，都屬於重工業城市，同樣面臨社會與經濟 問題，整體環境缺乏吸引力、創造力，文化便成為了都市發展中的主軸。但和 2013 馬賽不同之處在於 2004 里爾於建立文化發展策略時即納入了文化工作者、公部門、

私部門和志工的代表，以確保文化內涵的全面性，並用文化來強化分離社群中的再 生，以促進社群凝聚。2004 里爾藉由文化活動以喚起當地居民對文化的熱愛和參 與，使居民認為這是一場屬於他們的文化展演，並產生認同感。能有此等成就須歸 功於政府於籌劃時即廣納各方意見，使得最後之展演能夠符合多數在地文化團體 與居民之期待，將其文化規劃奠基於過往光輝之工業歷史，並促成當地社會的深度 文化轉變，而非創造出一個完全新穎的文化節慶，因此能達成永續之影響。

二、改變公共文化設施之角色

馬賽新建之歐洲文明博物館和馬賽劇院之展演與內涵多是以地中海文物或艱 深劇目為主，因此許多居民無法與之產生連結，而對踏入博物館感到興趣缺缺。因 此，若能重新定位公眾設施的角色，使博物館與圖書館等傳統機構具備新功能，將 能更有效率的處理文化多樣性的議題（Ghilardi, 2001），亦能提升居民的文化參與 率。2013 馬賽規劃中所定位的博物館角色讓居民感到高不可攀，表示官方仍未將 在地的經濟、社會以致文化參與低落的問題考量進博物館規劃中。近來，博物館已 成為社會與文化再生中的要角，蔚為新博物館學（Tait, 2008）。新博物館被視為是 提升文化認同以及促進兩方理解與整合的中心，並主動地尋求社群互動，且能敏感 地回應和鼓勵多元族群成為博物館中的論述，而非僅為傳達知識的殿堂（Simpson, 1996；Ross, 2004）。學者提出博物館應順應當代社會的需求，從主要關注文物和標 本至側重創造者和館藏文物使用者的機構等傳統角色都必須要改變，才能真正地 落實文化民主化。尤在馬賽如此經濟與文化落後之地，居民的文化資本均不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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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參與文化活動之習慣，在此背景之下，惟有新博物館學內涵之場館有機會喚起 居民對文化參與的興趣。期許當地之文化場館能打破過往被動等待觀眾上門之習 慣，改以主動出擊，並用文化活動或各式社區培育等方式，創造居民與文化場館間 的連結，將有助於一地的文化發展。

其中，位於英國的利物浦博物館（Museum of Liverpool）即是一個成功體現新 博物館學之案例。尤以利物浦過去和馬賽同為貧窮且治安動盪之地，於類似的發展 條件下，使得利物浦更適合作為馬賽之參考。Tait（2008）為利物浦博物館下了標 語為：「一個城市，許多聲音（one city, many voices）。」利物浦博物館開放於 2011 年，以取代之前的利物浦生活博物館，變革之後的博物館變得更易親近，也更靠近 當地社群。博物館長 Janet Dugdale 亦曾描述到，現代社會已無法再擁有僅關於歷 史而不在乎社會責任之博物館（Tait, 2008）。策展人的主要任務即是創造與利物浦 當地社群的連結、主動與當地居民進行交流與溝通，並賦予居民述說城市故事之權 利，例如關於過往碼頭工人之敘述等，可謂是一個以市民為概念主題之博物館，且 博物館內更設有為兒童開放的展示專區。對當地居民而言，利物浦博物館給予他們 擁有者之感，且提升了對城市之認同。更重要的是，博物館扮演了寓教於樂的角色，

不再有過往高不可攀之架子，提升居民踏入博物館之意願與次數。

法國普遍對於後工業和勞動階級的城市懷有偏見，認為後工業化都市總是骯 髒、貧窮以及擁有較差的生活和健康條件。這也是文化規劃在提升吸引力之外，更 應擔起提升在地居民認同與自信的責任，尤其是地方上受社會或文化排擠的勞動 階級。2013 馬賽的官方規劃並未有改造法國舊有偏見之意涵，官方僅透過各式文 化展演和規劃告訴世人馬賽是擁有文化底蘊的都市，並非外在所想之落後。然而，

當地真實存在的貧窮與弱勢全被官方刻意營造出來的文化外衣給遮掩起來。馬賽 的窮困與動盪，誕生出許多具社會意涵的創作者，也造就馬賽人獨特之個性，這些 不是需要遮遮掩掩的形象。相反地，這些特質反倒是塑造獨特文化展演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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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立長期發展文化活動之常設機關

馬賽為啟動都市再生而於 1995 年成立了歐洲地中海計畫，但此計畫多為硬體 設施之更新或興建文化場館等措施，並未有長期推動文化活動等規劃。於第四章所 提及之 Quartiers Créatifs 計畫止於 2013 年，加上居民對於節慶並無帶來永續影響 之失落，顯示 2013 馬賽缺乏持續推廣文化活動之機關。馬賽居民多屬於勞動階級，

平日並無文化消費之習慣，因此如欲提升當地居民之文化參與，僅此一年的大型節 慶能帶來的效果著實有限，若為培養居民之文化資本，亦需要有常設機關計畫性地 逐年推出適宜之文化規劃。此外，2013 馬賽間的伙伴關係脆弱、內部意見分歧嚴 重，導致地方選舉常影響著文化規劃之永續性，稍有作為的文化規劃亦可能因為在 位者的更換而被全盤推翻。因此，如能有一常設機關能不受政治力之影響，並持續 地推動文化活動，將對於提升居民凝聚與文化參與等社會影響有相當大之助力。

例如 2008 年的歐洲文化之都利物浦，即於 2004 年由利物浦市政府成立了「利 物浦文化公司」（Liverpool Culture Company），以競標歐洲文化之都，亦成為 2008 利物浦的籌劃和管理核心，於保障節慶文化永續性上功不可沒。利物浦推出名為

「Liverpool 08」，以長達八年（2003-2010）的主題年活動，讓文化活動得以持續推 展，亦循序漸進地提升居民之文化資本。在這之中，利物浦文化公司扮演著連結政 府、文化部門、觀光部門和在地文化團體等私部門之橋梁。而從 2005-2008 四年間 共計舉辦了 41,000 場的文化活動，其中有 15,000 場（37%）的活動是由利物浦文 化公司所籌辦，其餘則是由當地中小型藝術與社區組織所籌辦，使節慶活動兼具觀 光吸引力和在地性（劉以德，2014）。

而前段討論過之 2004 里爾於此部分亦有不錯之作為，其設置了里爾 3000（Lille 3000）作為長期推動文化活動之設施，里爾 3000 是由里爾市長 Martine Aubry 與 2004 里爾的總監 Didier Fusillier 共同發起，主要目的便是為確保文化永續。規劃內 涵以地區文化首都為概念，每兩年擇取地區內的一個城市作為主辦方（Paris & Ba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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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規劃不同主題與展演方式之節慶，讓 2004 年歐洲文化之都的效益能夠持續 發酵，使里爾成為直至今天仍不斷運轉並持續向前的都市。

四、提升創意聚落之「橋接型」社會資本

創意聚落的發展需要整合兩面向的社會資本：結合型社會資本（bonding capital）

和橋接型社會資本（bridging capital）。結合型社會資本讓創意階級群聚；橋接型社 會資本使創意聚落能更有效率的與外界連結（Richards,2004a）。誠如於第四章第五 節之研究發現，馬賽當地創意社群 La Friche 之發展欠缺與外部之合作，缺乏橋接 型社會資本。由於 La Friche 和 La cité de la rue 皆為政府政策主導下的創意聚落，

仰賴政府補助使得他們在發展橋接型社會資本上並不特別積極。儘管在訪談內部 員工的報導中，其認為創意聚落未來將會拓展至附近街區，並與學校合作，以促進

仰賴政府補助使得他們在發展橋接型社會資本上並不特別積極。儘管在訪談內部 員工的報導中，其認為創意聚落未來將會拓展至附近街區，並與學校合作，以促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