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研究方法
第二節 實證資料來源與變數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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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實證資料來源與變數假設
本研究之實證變數，主要可以分為三類，分別為衡量地方政府效率所 需資料、衡量財政地方分權程度所需資料與迴歸模型所需資料。本節將於 以下詳細說明上述資料之資料類型、資料來源與變數假設。
一、以追蹤資料作為實證資料
所謂追蹤資料（panel data）是指，針對某一群特定的調查對象，鎖定 這些調查對象持續一段時間，所得到的各種資料。該資料為結合橫斷面資 料（cross-section dtat）以及時間序列資料（Time-series data）的合併使用。
由於橫斷面資料具有表達不同樣本間差異特性的優點，但缺乏各樣本之間 的時間動態性質，而時間序列資料則具有時間序列的動態性質，但缺乏不 同樣本之間差異特性的展現，因此，追蹤資料同時兼具橫斷面資料與時間 序列資料的優點，並解決了此兩種資料個別的缺點。Hsiao（1986）認為，
使用追蹤資料具有以下四項優點，分別為：（一）對於動態調整的研究，
追蹤資料分析法較橫斷面資料分析法為佳；（二）：追蹤資料的使用可以有 效解決估計模型產生的偏誤現象；（三）關於橫斷面資料分析以及橫斷面 資料分析模型無法單獨檢定的效果，能夠透過追蹤資料的方式綜合檢定；
（四）變數之間共線性的問題，亦可以使用追蹤資料的方式使該問題降低，
並能夠擁有更多的自由度。
在一般的迴歸模型中，追蹤資料的檢定方式一般為固定效果模型
（Fixed- Effect Model）或是隨機效果模型（Random Effect Model）。而選 擇固定效果模型與隨機效果模型的標準，通常透過 Hausman（1978）所提 出的方法加以檢定。由於此兩種模型主要的差異在於，隨機效果模型中的 ui,t與解釋變數是否存在關聯性。若具有關聯性，則固定效果模型估計值將 具有效性和一致性，而以隨機效果模型估計值將只具有效性，但不具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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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故宜採取固定效果模型。若不存在關聯性，則隨機效果模型估計值將 具有效性和一致性，而固定效果模型估計值將只具有一致性，但不具有效 性，故宜採取隨機效果模型。
但是，由於本研究採用 DEA 方法，其所估算出之效率值必介於 0~1 之間，故其母體分配為一個設限式（censored）分配，因而所建立的模型 即為一個受限應變數模型（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s model），故不能使用 上述的固定效果模型或隨機效果模型。此外，其殘差項並不服從常態性，
且迴歸估計係數亦不服從不偏性，因此，最小帄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在此並不適用。在此情況下，本研究將採用 Tobit 迴歸模型。
二、資料來源
本研究所需要的資料種類繁多，基本上，本研究所需的資料分為兩類，
其一為了衡量大陸西部地區各地方政府效率所需要的變數資料，二是建立 地方政府效率迴歸模型所需的變數資料。上述變數的資料來源將分別於以 下說明。
首先，在衡量地方政府效率方面，其所需變數資料主要可分為投入項 與產出項兩類。其中在投入項方面，本文以該地方政府帄減後人均財政支 出(元/人)、每萬人擁有國有單位職工數(人/萬人)、帄減後人均固定資產投 資(元/人)等三項作為投入項；另外，以每萬人擁有的病床數(張/萬人)、每 萬人擁有的城鎮社區服務設施數(個/萬人)、非文盲人口比率（%）等作為 產出項。26以上的投入與產出的變數資料，可自各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 鑑》中獲得。
其次，在地方政府效率迴歸模型的部分，影響各西部省、市、地區地
26 衡量地方政府效率所需的資料中，人均固定資產投資與人均財政支出是以 2000 年作 為基期帄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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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效率之決定因素中，各省市人口成長率、各省市實際外商投入總額、
以及第三產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比例，皆來自於《中國統計年鑑》與
《中國財政年鑑》；至於各省市其它解釋變數的資料，可自各省市出版之 統計年鑑中取得，如《重慶統計年鑑》和《四川統計年鑑》等。
最後，迴歸模型所需變數中，財政分權程度需要另外估算，為了衡量 大陸西部 12 個省、市、地區之地方政府財政分權程度，本研究將採用財 政收入的自主性來衡量。其所需要的變數資料為，大陸西部地區各省、市、
地區的財政收入、上繳中央政府之數額、以及中央政府對地方移轉性支出。
而上述衡量地方政府財政分權的變數資料，可自《中國財政年鑑》中取得。
三、變數的假設
如前所述，本研究所需的資料分為兩類，其一是為了衡量大陸西部地 區各地方政府效率所需的變數資料，其二是建立地方政府效率迴歸模型所 需的變數資料。將於以下分別說明這些變數的假設。
首先，在使用 DEA 衡量地方政府效率時，需要將變數分成投入面與 產出面來分析。其中，投入項方面，Ali, Lerme and Nakosteen（1993）以 人均財政支出作為一種投入項，評估美國麻州地區政府之間財政移轉的效 率；Hughes and Edwards（2000）以國有單位職工數作為一種投入項，衡 量美國明尼蘇達州 173 個地方政府效率；Charnes, Cooper and Li（1989）
以固定資產投資作為一種投入項，衡量中國 28 個主要城市於 1983 至 1984 兩年的地方政府效率。另外，產出方面，馮濤、李湛（2010）以病床數作 為一種產出項，衡量中國大陸於 1983 年至 2004 年的政府效率；吳濟華、
劉春初、馮永猷（2010），以公共設施作為一種產出指標，衡量台灣 2004 年至 2006 年之間，23 個地方政府相對效率；Sampaio de Sousa and Sto ić(2005)以非文盲人口比率作為一種產出項，對巴西 1991 年 4796 個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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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效率作出評比。因此，本研究亦以上各文獻中所採用的投入項與產出 項作為參考，並作適當的調整後，選取帄減後人均財政支出 (元/人)、每萬 人擁有國有單位職工數(人/萬人)與帄減後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元/人)等三項 為投入項；每萬人擁有的病床數(張/萬人)、每萬人擁有的城鎮社區服務設 施數(個/萬人)與非文盲人口比率（%）等三項為產出項。
其次，影響地方政府效率的可能因素很多，學者間各有不同見解，以 下將依序說明。人口密度方面，吳濟華、劉春初、馮永猷（2010）與 De Borger and Kerstens（1996）等文獻指出，人口密度對地方政府的效率值，有著顯 著正面影響，然而，王肇蘭、許義忠、徐偉初（2008）的研究中則認為，
人口密度對地方政府效率值，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由此可見，人口密度 對地方政府效率在人口密度並未達到太過擁擠時，對政府效率具有正向影 響，一旦人口過度密集，造成擁擠效果，則人口密度則有可能對政府效率 造成負向影響。由於，中國大陸西部地區人口密度不高，因此，本研究預 期，人口密度對於地方政府效率的影響方向為正向。
根據相關文獻，可以發現教育為地方政府效率的重要解釋變數之一。
Hamilton（1983）發現，地方政府效率依賴當地居民對該地區政府施加壓 力的能力，而該地區的受教育水準為最能代表該能力之變數。而 Milligan et al.（2004）更指出，教育存在一個正的外部性，即教育能夠提高當地居民 選擇優秀地方政府官員的能力。27故本研究欲將衡量教育的變數加入實證 模型中，由於當地居民選擇優秀地方政府官員，需要較高的教育水準，因 此，本研究排除小學在校學生，僅選用各省市每萬人中等學校在校學生數 與每萬人高等學校在校學生數總和，作為衡量教育對地方政府效率影響的 變數，並預期對地方政府效率具有正向影響。
27 Vanden Eeckant et al.（1993）與 De Borger and Kerstens (1996）的實證研究亦支持，地 方政府效率與當地居民受教育程度呈現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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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駱永民（2008）使用 DEA 方法，衡量 1998 年至 2005 年之間，
中國 31 個地方政府效率，其研究結果發現，中國財政地方分權與地方人 均 GRP 對於地方政府效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是，由於本研究之地區 為中國大陸西部地區，各省、市、地方人口差異甚大，以 2009 年為例，
人口最多的四川有 8550 萬人，而人口最少的西藏則只有 255 萬人，其間 的差異高達 34 倍之多，反觀此兩地區的土地面積，四川僅有 48.1 萬帄方 公里，西藏卻有 122.8 萬帄方公里。另外，這些人口非常稀少的地區，具 有相當豐厚的自然資源，導致這些地區的 GRP 不輸給人口較密集的地區。
以上種種因素，導致一些相對較落後的省市人均 GRP 反而高於相對先進的 省市，以 2009 年為例，內蒙古人均 GRP 為西部地區最高的地區，而四川 省則在西部 12 個省、市、地區中排名第 7。因此，本研究認為，以人均 GRP 來衡量地方政府效率在中國大陸西部地區這種人口差異性極大的地 區並不恰當，因此，本研究改採 GRP 來衡量西部地區各省、市、地區的經 濟規模，研究經濟規模是否對地方政府效率具有影響，並預期其為正向影 響。
地方政府規模與地方政府開放程度方面，28Chen and Zhang（2009）顯 示，由於地方政府規模過大，將會導致地方政府擁有過多的資金，而難以 有效率地分經費，使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產生浪費的現象。另外，地方政府 開放程度愈高，有助於提升該地區的進出口貿易，亦使得該地方政府的積 極程度提升，此現象意味著一個開放的市場將有助於改善地方政府效率。
因此，該文獻認為，地方政府規模對地方政府效率具有負向影響；而地方 政府開放程度，則皆對地方政府效率具有正向影響。
財政分權程度為本文所欲探討的重要變數，而有關財政地方分權的文
28 Chen and Li（2010），以財政支出占 GRP 的比重作為衡量地方政府規模（scale of government，SOG）的大；Rodrik (1998)，以進出口總額占 GRP 的比重作為衡量地方政 府開放程度（Degree of openness，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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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中，Bird（1998）認為，「財政地方分權」是指，設計適當的政府之間財 政移轉制度，使各層級政府能夠進行適當的財政收支分配，進而達到政府 財政支出效率。此外，Fukasaku and Mello（1999）認為，財政地方分權化
獻中，Bird（1998）認為，「財政地方分權」是指，設計適當的政府之間財 政移轉制度，使各層級政府能夠進行適當的財政收支分配，進而達到政府 財政支出效率。此外，Fukasaku and Mello（1999）認為，財政地方分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