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國審判中之辯護制度
第四節 審判中辯護制度問題之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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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強制辯護案件，被告若未有辯護人協助，僅能靠自身行使其法律上被賦予 的權利來進行訴訟上防禦，被告被賦予的權利眾多，但與其防禦權息息相關者首 推「閱卷權」與「聲請調查證據權」，故本節即針對此二個被告權利深入探討。
閱卷權之法理基礎為被告之聽審權、有效辯護以及公平程序的要求，俾被告 能獲知訴訟上資料，以取得與檢方抗衡的基礎資訊，落實武器對等原則，進而達 成公平的審判結果，而考察我國立法沿革及現行法律規範，雖目前已肯認被告主 體性地位，開放其閱卷，卻有重重限制，被告的閱卷權仍不比辯護人，現行法規 定是否妥適殊值懷疑；另一方面，被告擁有聲請調查證據權，亦即可透過聲請法 院調查有利證據之方式，積極的為自己辯護，且現行法與舊法所採行的模式不 同，在 2002 年以前的舊法，係由法院職權調查為主導，當事人請求調查證據為 補充，現行法則重視當事人進行的色彩，法院主動調查證據反而位居補充地位，
故被告作為當事人之一方，其向法院聲請調查有利證據，俾釐清案件事實即顯重 要，但法院對於被告聲請之證據，仍需進行審查，只有具備關連性、必要性及調 查可能性之證據，始須同意被告之聲請，故意味著被告聲請調查證據權是否真能 有效行使某程度取決於法院的審查方式。
第四節 審判中辯護制度問題之提出
前述第二節、第三節將我國審判中辯護制度，分為強制辯護案件及非強制辯 護案件，分析目前制度概況，然仔細審視現行法律規定，可以發現目前制度運行 下，可能產生若干問題，故本節即針對其個別可能產生的問題，提出探討。
第一項 強制辯護案件
審判程序中需有辯護人在場始得審判，為強制辯護案件之必備要件，否則構 成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得作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若被告於強制辯護案件中願意 自行選任辯護人，或雖未選任但能接受法院為其指定之辯護人，則爭議較小。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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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若被告不欲接受法院指定也不想自行選任辯護人，而欲自己為自己辯護時，
此時爭議產生。
就實務運作而言，法院於強制辯護案件中，不顧被告之反對，強行指定辯護 人為被告辯護，造成刑事被告與法院間之衝突，業已於我國刑事審判出現。如臺 灣高等法院 103 年度聲字第 368 號刑事裁定稱：「本院再觀本案一○二年八月十 四日刑事報到單，陳法官批示：『被告涉嫌偽造有價證券嫌疑重大，且被告前科 資料記載有二次通緝之紀錄，又未能明確供述住居所，二度拒絕本院指定之辯護 人為其辯護，是認有逃亡之虞，應予羈押。』」110，本裁定雖在處理是否准予聲 請法官迴避之問題，但從裁定內容中可以發現，於本案(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 上更(一)字第 73 號)中，被告曾經明確拒絕法院指定之辯護人為其辯護，且該拒 絕指定辯護之情事為法院准予羈押之理由之一，顯見法院認為被告並無拒絕之權 利，否則為何能以此作為被告之不利事項而予以羈押？
而在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98 年度上更(一)字第 344 號刑事判決的案件 審理過程中，被告就是否接受法院之指定辯護一事，更與法院發生激烈衝突。於 該案中，被告雖已自行選任辯護人，但因辯護策略之運用，被告與辯護人數度請 假未到庭。然法院認為被告與辯護人請假非基於正當理由，而本案又因屬於強制 辯護案件，審判長遂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第 1 、 2 項之規定，另行為被告 指定公設辯護人；並且通知被告及其選任辯護人，若下次庭期再不到庭，將由公 設辯護人到庭後逕行審結。被告與其選任之辯護人對此表達強烈不滿，二度聲明 異議，表達拒卻審判長指定之公設辯護人之意，於聲明異議狀中表示：「為充分 保障上訴人甲○○受憲法第十六條受有效辯護之訴訟權，上訴人依法得『拒卻』
110 本裁定之案由為，聲請人(即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上更(一)字 第 73 號），聲請法官迴避。最後裁定認為聲請人之聲請法官迴避之主張，或不合法，或係出於 對法律、事實之誤認，或主觀之臆測，並非基於完全客觀之原因而為，與刑事訴訟法第 18 條所 定要件不合，而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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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裁定法院指定公設辯護人，並在此鄭重表示拒卻之意思。」，惟均遭法院以：「本 院審判長審酌本件訴訟程序進行程度，為免遲滯訴訟程序，並兼顧共同被告之程 序權益，同時為被告指定公設辯護人，自屬合法」為由，裁定駁回。後續被告與 其選任之辯護人於第一次續行審理庭期仍未到庭，法院即以公設辯護人到場逕行 審理；而最後一次審理庭，被告與其選任辯護人雖有到庭，但仍表明拒絕接受公 設辯護人之辯護，且一再對於法院之指定聲明異議，最終，法院判決被告成立販 賣第二級毒品罪。
由上述兩個實際案例可知，在刑事審判實務中，法院違反被告意願、強行指 定辯護人予被告時，可能引起法院和被告之間的爭執。若法院不顧被告之反對意 思，執意指定辯護人，而被告最終遭受不利之判決結果時，更可能造成法院與被 告間之緊張關係，甚而影響被告對於法院之信賴，懷疑法院透過強制辯護制度，
陷己於罪。
上述問題之產生，若依我國現行法律規定，既然名為「強制」辯護案件，則 無理由允許無辯護人在場而進行審理，故強制辯護案件之刑事被告，不得拒絕審 判長為其指定之辯護人。申言之，在現行刑事訴訟制度之下，強制辯護案件的被 告於審判中若未經選任辯護人，即有「義務」接受法院為其指定之辯護人，而不 允許被告僅依靠自己而為自身進行辯護。然我們可以發現其中似嫌矛盾之處：既 然在刑事程序中受辯護人之協助，乃是被告的「權利」，若被告本身不希望、不 想要享受此種「權利」，為何不能應允被告放棄？此亦涉及辯護制度之目的為何，
尤其強制辯護制度之意旨究竟為何，若吾人認為辯護權乃屬於被告之權利，認為 辯護制度係專為被告之利益所設，或退步言之，縱認為辯護制度之實現有助於達 成公平審判、司法效率等其他重要價值，但仍應以保障被告為主要目的，則似無 一律否定被告可自行辯護之理；反之，若認為辯護制度，尤其於強制辯護案件中，
被告之利益雖有考量，但更在乎促成刑事程序中其他重要價值之落實，因此始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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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法院違反被告之意願，強加辯護人於被告身上。
綜上所陳，於強制辯護案件中，本文所欲探究之核心問題為，辯護權可否基 於被告之意思加以處分？更具體言之，被告在強制辯護案件中，是否有得拒絕法 院指定之辯護人而選擇自行辯護之可能？蓋現行實務既已出現相關爭執，且於學 理上亦有矛盾之處，此問題尚待進一步全面釐清。
第二項 非強制辯護案件
非強制辯護案件中，被告本得自由決定是否選任辯護人，故不可諱言的，在 現行規範下，存在被告自己行使辯護權的情形。可能情況若加以細分，其一，被 告雖有選任辯護人，但選任之辯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此時，依照 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第 2 項111反面推之，縱審判長未指定公設辯護人為其辯 護，案件之審理程序亦得繼續進行；其二，被告自始即決定不委任辯護人為其辯 護，欲自身投入訴訟程序為自己為有利之陳述及實行相關防禦行為。在第一種情 形時，辯護人或許僅因偶然之因素而無正當理由未到庭，在整體訴訟程序進行中 被告仍屬有委任辯護人，故辯護權之行使仍多由其選任之辯護人為其加以行使，
此非以下所欲探討之標的，本文所欲討論者，係審判中被告自始即決定不委任辯 護人，而選擇自身投入訴訟程序時會產生何種問題，合先敘明。
承前述，審判中之非強制辯護案件，有何現行制度運作下之弊端或缺失？值 得注意者，被告有否自由選任辯護人之權利並非爭議所在，蓋依現行法律規定，
被告本有選擇之權利；所欲思考者毋寧係，如何更完善被告之自行辯護權行使？
詳言之，雖肯認被告能自行辯護，但仍應須注意在被告為自己辯護的場合中，究 竟被告有無足夠之專業能力為自己辯護？有無能力進行有效的交互詰問？被告
111 「前項案件選任辯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定公設辯護人。」，前項 案件指強制辯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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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自我防禦以達到訴訟上武器平等與公平法院之目標？諸如此類問題，均將出 現在非強制辯護案件且未委任辯護人之審判程序中。又更聚焦於各個細項權利行 使，如被告之「閱卷權」、「聲請調查證據權」，此些具有辯護內涵之訴訟中權利 有何可改進之處，以俾使被告之辯護權更受保護，亦為此欲探究之內容。
首先，以較宏觀的角度思考，即審判程序中各種角色(法院、被告、檢察官) 之間的相互對應關係，被告除非例外情形，否則多為不諳法律、不具專業法學知 識者，對於法庭環境亦感陌生，更遑論訴訟程序之進行以及其可茲行使之相關權 利內涵之了解，現行刑事訴訟法賦予被告可於未有辯護人在場時，接受法院之審 理，卻未考量到實際運作時，被告與檢察官間之實力差距。換言之，若被告未具 備法律專業知識，逕任檢察官與被告在法庭上進行攻擊防禦，不免實力懸殊而有
首先，以較宏觀的角度思考，即審判程序中各種角色(法院、被告、檢察官) 之間的相互對應關係，被告除非例外情形，否則多為不諳法律、不具專業法學知 識者，對於法庭環境亦感陌生，更遑論訴訟程序之進行以及其可茲行使之相關權 利內涵之了解，現行刑事訴訟法賦予被告可於未有辯護人在場時，接受法院之審 理，卻未考量到實際運作時，被告與檢察官間之實力差距。換言之，若被告未具 備法律專業知識，逕任檢察官與被告在法庭上進行攻擊防禦，不免實力懸殊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