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國法下自行辯護權之適用
第一節 自行辯護權之理論基礎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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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法下自行辯護權之適用
第三章係參考外國法制，梳理自行辯護權於域外之發展，以期作為我國刑事 訴訟法改進之借鏡，他山之石，雖可以攻錯，然若於我國法上欲實際實行自行辯 護權此概念，仍需對其內涵有進一步完整的建構及定義，並且於實際適用時，不 免可能遇到與現行法制扞格之處，必須透過立法論、解釋論或其他配套措施加以 解決，故本章重點即為嘗試建構所想像的自行辯護權概念內涵，說明為何我國被 告應擁有自行辯護權，並且具體提出於我國刑事訴訟案件(分為強制辯護案件、
非強制辯護案件)，刑事被告之自行辯護權應將如何適用與理解。
第一節 自行辯護權之理論基礎與內涵
提及刑事訴訟中被告的權利保護，首要可能想到者係「辯護權」，然辯護權 之具體行使一般亦會使人聯想到，係由被告以外之人，尤指「辯護人」為被告進 行訴訟上的防禦主張及辯駁，而非由被告本人親自在法庭上陳述法律主張、詰問 證人等。然如第三章所述，被告作為訴訟上之權利主體，亦應由被告自身行使其 權利，辯護權亦應不例外，此即謂被告之自行辯護權(the Right to Proceed Pro Se)。
然於我國，關於被告自行辯護權之探討及研究文獻並不多，其並非一項大家廣泛 熟知的概念，故有必要先勾勒其基本輪廓，本文以下即由其理論基礎談起，試圖 完善此權利之樣貌。
第一項 理論基礎
被告「自行」辯護權之的理論基礎及意涵，從文義即可得知，係從被告自身 出發而探討的權利。本文以為，主要可從以下層面作為其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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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被告作為訴訟上權利主體
第一目 從人性尊嚴出發
人性尊嚴之詮釋
405，由於其概念之模糊不確定性，致其亦具有多義性，如：德國著名哲學家康德認為，所謂尊嚴是人能自治( autonomie )之結果，人若在作 為一個人基本上應自治的範圍內，仍受他治或他律，即無尊嚴可言406。因人性尊 嚴概念擁有歧異性，故現今對於尊嚴的解釋，需要較為中性，而普為公眾所接受 之定義，即法學觀點，經由法學之詮釋規則與程序，至少可適度釐清其內涵407。
我國憲法學者即認為，自治與自決( Selbstbestimmung )，係相對於被操控的 他治或他決( Fremdbestimmung )，而與「個人本身即為目的」之概念互為表裏，
幾已成為人性尊嚴之本質或核心內容408。是以，在每項基本權利中都隱含著自治 自決之要素，人性尊嚴則是提煉出來的概括性原則。且人性尊嚴之權利主體係每 個人409。
於日本法的討論中，亦認為人性尊嚴作為憲法之最基本原理，既然辯護權具 有憲法位階，當導出被告作為國家刑罰權所實施的對象，應有自己基於人性尊嚴、
主體性地位而生的防禦權，亦即肯認被告有「總括性的、根源性的」自行辯護權；
405 與人性尊嚴相關的概念為「人格尊嚴」，我國大法官亦常交互替換使用「人格尊嚴」與「人性 尊嚴」之概念對於相關憲法規範秩序的真義進行闡明，關於此二概念之異同確有爭議，而有進一 步加以釐清之必要，惟尚非本文主旨所能涵蓋，故以下文句使用並不嚴格區分人格尊嚴與人性尊 嚴之概念，有關此二概念之內涵，詳細可參閱：江玉林，人性尊嚴與人格尊嚴 ─大法官解釋中 有關尊嚴論述的分析，月旦法學教室，第 20 期，2004 年 6 月，頁 116 – 123；江玉林，人性 尊嚴的移植與混生─臺灣憲政秩序的價值格局，月旦法學雜誌，第 255 期，2016 年 8 月，頁 54 – 74。
406 Albert Bleckmann, Staatsrecht II – Die Grundrechte, 3. Aufl., 1989 , S.448.，轉引自李震山，人性 尊嚴與人格保障，元照，2001 年，頁 4 。
407 李震山，人性尊嚴與人格保障，元照，修訂再版，2001 年，頁 4 。
408 同前註，頁 12 。
409 同前註，頁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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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中都隱含著「自治」、「自決」之要素，而依據我國司法院釋字第 654 號解釋，
係被告辯護權之憲法化，大法官認為被告選任辯護之防禦權，係憲法第 16 條保 障之重要環節，為使被告獲得辯護人確實有效之協助所不可或缺。從而可以得出，
被告作為獨立於法院、檢察官等訴訟主體的「個人」，其所享有之憲法上辯護權，
包含著自治、自決的權利內涵，於刑事審判程序中，賦予和保障被告的自行辯護 權體現了對被告作為「人」的基本尊重，是維護被告人性尊嚴所需，保障被告人 權的具體要求。
第二目 被告之主體性
承上所述，無論係被告之憲法第 16 條訴訟權，抑或由大法官解釋承認之辯 護權，此些被告所擁有之基本權利，皆可指向一重要結論 — 被告已然具有主體 性地位，而非國家之附庸。此被告主體性地位的考量亦為美國法下自行辯護權核 心思想，於國際人權法及日本法之探討中，亦明顯承認之，並無否認被告主體性 地位之見解存在。
「一個人，即使是最卑微的公民的生命也應當受到尊重」、「國家控訴他的時 候，也必定要給他一切可能的手段為自己辯護415」。基本上，不論原告、被告、
證人、鑑定人等訴訟參與人，在訴訟上角色均應具有主體地位，此乃涉及人性尊 嚴及禁止以強制手段引導個人意志之問題416。
詳言之，被告於刑事訴訟程序中所扮演的地位，於早期僅係偵查之客體、強 制處分之對象、接受偵訊之被動角色，也因此並不承認被告有任何訴訟上之權利。
然隨著時代的演進，上開見解已不可採，在現代法治國家採行的控訴原則之下，
被告地位和過往糾問制度最大的不同，就是被告取得「程序主體」之地位，不再
415 孟德斯鳩著、張雁深譯，論法的精神，臺灣商務，1998 年，頁 71 。
416 陳志龍，刑事訴訟法修正之原則方向探討－兼論證據法則之修正方向，月旦法學雜誌，第 45 期，1999 年 2 月，頁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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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單純的程序客體而已417。從而，現今被告本身即係享有一定訴訟基本權利，被 告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所扮演之角色，已非昔日僅為國家機關追訴或審判之客體，
被告已具有獨立之法律地位，成為能享受訴訟權利，並負有訴訟義務之訴訟主體
418。並且，被告之主體性，意味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具有積極之法律地位，能依 據刑事訴訟法所賦與之訴訟權利，主動參與訴訟，盡其所能對於檢察官之攻擊實 施防禦419。
於刑事訴訟程序，被告一方面作為當事人而與國家對峙，自己也作為主體而 能自我防禦420。被告不被視為國家公權力乃至任何人的附庸，獨立於國家司法機 關，也獨立於因他而參與訴訟的辯護人，進而對攸關自己利益的處分行為產生獨 立的、自主的影響，被告之人性尊嚴未受到國家機關刑事追訴而貶損或喪失，也 才體現出其獨立人格得到了尊重和張揚。是以，國家刑罰權所實施的對象，應有 自己基於主體地位而生之防禦權，亦即肯認被告有「根源性的」自行辯護權，自 屬當然。對被告自行辯護權的承認和保障就是對被告的一種主體性尊重，被告以 自己的意志參與訴訟、以自己的知識經驗制定辯護策略、發表辯護意見，從而在 刑事訴訟中體現完整的個人自主性。
又，刑事被告的主體性地位亦與人權保障具緊密的關係，刑事訴訟程序中被 告主體性地位之肯認，可謂是人權保障的體現和實踐手段。首先，被告人權之保 障要求國家對公民權利的限制和剝奪必須遵守必要即最低限度，體現在刑事訴訟 中即為被告作為程序主體，享有基本、最低限度的程序性和實體性權利。而被告 之自行辯護權即是被告一系列刑事程序人權中之關鍵，甚而是所有訴訟權利之核 心，避免被告淪為國家追訴客體。其次，被告自行辯護權作為制約國家公權力的
417 林鈺雄，同註 11，頁 162 。
418 林山田，論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軍法專刊，第 45 卷第 4 期，1999 年 4 月，頁 3。
419 林山田，同註 14，頁 187 - 188 。
420 垣花豊順，同註 281，頁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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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手段，對保障被告人權具有重大意義，人權係一抽象之概念，沒有實質的內 涵，故需要透過人權的制度化亦即法律化，被告之自行辯護權就可視為人權法律 化的產物，面對國家機關公權力的強大，而法院的角色原則上又欠缺主動積極性 而僅能被動聽審判決，若被告之自行辯護權無法保障，則被告之主體地位可想而 知無法落實。又，提升被告地位落實當事人對等，強化被告權利保障架構充分尊 重被告主體性的正當程序，更是符合實質意義之當事人主義421。
第二款 實質正當法律程序
我國司法院釋字第 384 號解釋指出：「所稱『依法定程序』，係指凡限制人 民身體自由之處置，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國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
須以法律規定，其內容更須實質正當，並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相關之條件。」， 其解釋理由書更闡明，「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兼指實體法及程序法規定之內容，
是以，正當法律程序之概念同時包含實體法及程序法上正義之落實。
從實體法與刑事訴訟法的關係來看，刑事訴訟法是確定並實現國家於具體刑 事個案中對被告刑罰權的程序規範，實體刑法藉此得以實現422。然若刑事訴訟程 序並不正當、採用侵害人權的方式去發現真實，則得出的結論亦非正義，於現代 法治國家，程序正義被認為比實體正義更重要，甚至可謂「沒有程序正義就沒有 實質正義」，當以調查、偵查為起點的司法「程序」本身是為了追求犯罪真實、
實現實質正義而訂立時，遵循程序正義就會有逼近實質正義的效果。
從而，無論從程序正義或實體正義的角度，確立並保障被告自行辯護權可以 實現刑事司法正義，尤其是對被告實現正義的需要，換言之，被告之自行辯護權
從而，無論從程序正義或實體正義的角度，確立並保障被告自行辯護權可以 實現刑事司法正義，尤其是對被告實現正義的需要，換言之，被告之自行辯護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