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國審判中之辯護制度
第二節 強制辯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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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不曾閱卷或不曾與被告面談；辯護人竟然不知道新法已承認證據排除法則，
竟未主張排除非法搜索取得之物證；辯護人建議被告接受協商程序而認罪，如不 認罪，可能會判重刑，惟辯護人明顯誤解法律，其向被告所表示的罪、刑與法律 規定之要件顯然不符31等等。
在錯綜複雜的案件中，上級法院又應如何認定辯護是否為「實質、有效」?
有學者認為構成無效的律師協助，應同時具備以下二要件：(一)行為瑕疵。被告 必須具體指出辯護人之辯護行為有瑕疵，致未發揮辯護人應有的功能；(二)結果 不利。瑕疵行為嚴重至審判已不公平，審判結果亦因此不可信32。
第三項 小結
我國刑事訴訟法審判中辯護制度的意義與目的，應從保護被告利益出發，在 充實被告防禦權的情形下，達成雙方當事人間的平等地位，再經由兩造相等實力 的攻擊、防禦，最後達成程序公平性的要求，是以辯護權應係基於被告主體性地 位而生，且其內涵並非僅形式上有辯護人存在即可，在實質意義上，必須被告與 辯護人間具有一定信賴基礎，並且彼此間應充分自由不受干擾的溝通，以貫徹辯 護制度之真義。
上述辯護制度之基本理論，若欲實踐，仍須透過法制化而加以落實，我國刑 事訴訟法，即以程序之進行是否應經辯護為標準，將審判中辯護制度分為「強制 辯護案件」與「非強制辯護案件」，以下茲說明兩者現行法律規定及適用現況。
第二節 強制辯護案件
強制辯護案件，依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必定要有辯護人在場，審判程序始
31 王兆鵬，同註 16，頁 433 。
32 王兆鵬，同註 17，頁 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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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進行，而不能任由被告自己決定是否接受辯護人之協助。故首要探究者，係其 制度設計之目的為何，為何在此必須禁止被告選擇以何種方式進行辯護之權利？
又，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審判中強制辯護制度之相關法律要件及適用情形為 何，並且，有若干與強制辯護制度相似但卻又不完全相同之概念，皆須一併釐清，
本節即就上開議題探究之。
第一項 制度目的
強制辯護案件係以辯護人之到庭辯護作為訴訟裁判之必備條件，違反即構成 審判程序違背法令。而強制辯護案件於刑事訴訟程序上限定於某一範圍內之案 件，縱令被告拋棄其受辯護人協助之權利，法院仍應依職權為其指定辯護人33。 為何刑事訴訟法就特定案件，強調非有辯護人到場否則不得審判，何以此等案件 選任辯護人與否，不得聽任被告之自由？強制辯護制度設置之目的為何，以下從 我國之立法理由及沿革、學說及實務見解等不同面向加以分析。
第一款 立法沿革
依前司法行政部訓令（ 9 年 542 ）謂︰「刑事辯護制度，所以保護被告之 利益，維持審判之公平，故各國立法例，對於重大案件，多採用強制辯護之制
34…。」顯然係以「保護被告利益」為強制辯護設置之理由35。
再觀諸我國刑事訴訟法強制辯護制度之立法沿革及立法理由，根據 1967 年 公布施行的刑事訴訟法，只有審判中方得選任辯護人，偵查中辯護制度付之闕 如，而審判中是否選任辯護人，原則上由被告自行決定。但是，有兩類案件因事 關重大，對被告利益影響較鉅，被列為強制辯護案件，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 護人為其辯護，即「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及「高等法院管轄第
33 劉秉鈞，強制辯護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 年 6 月，頁 15 。
34 程元藩、曹偉修，修正刑事訴訟法釋義(上冊)，修正再版，1969 年，頁 98 。
35 劉秉鈞，同註 33，頁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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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的案件（亦即內亂罪、外患罪以及妨害國交罪的案件）」36，此兩類案件外 之其他案件，若被告並未選任辯護人，則授權審判長決定是否有必要指定公設辯 護人為被告辯護。
至 1982 年，臺灣開始實施偵查中辯護制度，然而強制辯護案件仍只有審判 中案件才有適用，偵查中則無。立法理由言：「本條係關於強制辯護之規定。惟 按何種案件應行強制辯護，須憑起訴法條而為認定，在偵查階段，被告未經起訴，
尚不發生強制辯護之問題。且在偵查階段之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僅 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犯罪情形加以偵查獲調查及蒐集證據，尚無須就法律或證 據互為辯論，與審判程序必須公開辯論之規定情形不同，故在偵查程序中被告或 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人，已足保護其權益，如不選任或雖經選任而辯護人怠於執 行職務者，實施偵查程序之公務員自無代為指定公設辯護人之必要」；而審判中 的強制辯護案件並未擴增，仍維持原有的兩種類型。
1997 年，強制辯護案件增為三種類型，蓋智能障礙之被告往往無法自行維 護權益，因此將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修正為︰「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 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或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 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為其辯護；其他審判案件認為有必要者，
亦同。」，修正理由提及「應有辯護人為其辯護始足維護其權益」。
2003 年，為使貧窮被告亦能獲得辯護人之協助，立法院再將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第 1 項修正為︰「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 件或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 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護；其他審判案件，低收入戶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
36 1967 年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 (公設辯護人之指定)：「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 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為其辯護；其他案件認有必 要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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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指定，或審判長認有必要者，亦同。」，立法理由指出：「現行之刑事訴訟 制度由『職權主義』調整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由於被告無論在法律知 識層面，或在接受調查、被追訴的心理層面，相較於具有法律專業知識、熟悉訴 訟程序之檢察官均處於較為弱勢的地位。因此，訴訟程序之進行非僅僅強調當事 人形式上的對等，尚須有強而有力的辯護人協助被告，以確實保護其法律上利 益，…。」。
至 2013 年，鑒於原住民族司法人權低落，司法權利亟待提升，及社會救助 法業已修正，爰於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4 款增列被告具原住民身分 者，經依通常程序起訴或審判者，亦須強制辯護；及將之前已含括之中低收入戶 被告列為第 5 款，被告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而聲請指定者，審判長應指定公 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護。至此，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改以款次的方式羅列所有 種類的強制辯護案件，使強制辯護之法律要件更為明確。
相較於上述皆為「審判中」強制辯護之規定，最近一次，即 2017 年 4 月 21 日修正、同年 4 月 26 日公布之刑事訴訟法，新增了「偵查中」之羈押審查 程序強制辯護制度，即刑事訴訟法第 31 之 1 條37 。依據立法理由說明，偵查 中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被告，係起訴前拘束人身自由最嚴重之強制處分，參酌 司法院釋字第 737 號解釋意旨，應給予最高程度之程序保障，將強制辯護制度 擴及於偵查中檢察官聲請羈押、延長羈押、再執行羈押被告之法院審查及其救濟 程序。雖原則上採取強制辯護制度，但基於偵查中與審判中的程序構造、目的有 所不同，尤其偵查有其急迫性，與本案審理程序得另定相當期日審理有別，故在 法院現實上無公設辯護人設置、指定辯護人事實上又有無法及時到庭困難時，尊
37 刑事訴訟法第 31 之 1 條：「(第一項)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 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但等候指定辯護人逾四小時未到場，經被告主動請求訊問者，
不在此限。(第二項)前項選任辯護人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
(第三項)前條第三項、第四項之規定，於第一項情形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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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無意願久候指定辯護人之被告，而例外不需強制辯護，俾資彈性運用。
從上述立法發展脈絡及歷次修法理由以觀，審判中強制辯護制度適用之案件 從一開始之「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及「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的 案件」此兩類係特別重大或屬重罪之案件，擴張到如智能障礙者、中低收入戶及 原住民族。亦即，從注重案件的性質逐漸轉變為關注被告本身地位較低落、防禦 權不足之情形。若從上述立法趨勢及立法、修正理由加以分析，我國立法者建構 強制辯護制度，歷來均係以辯護人可提供法律專業上之協助，俾利「保護被告權 益」之觀點出發，絕非欲藉由賦與被告指定辯護人為手段，來達成其他國家目的
38，退步言之，即使強制辯護制度亦可能使審判更加公正，其亦僅為保護被告利 益之下所產生的反射利益，而非強制辯護制度所欲達成之主要目的。
至於 2017 年新增之偵查中強制辯護制度，觀諸其立法理由最開始之文字敘 述：「偵查中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被告，係起訴前拘束人身自由最嚴重之強制 處分，是自應予以最高程度之程序保障。
…」
、司法院釋字第 737 號解釋文：「本 於憲法第八條及第十六條人身自由及訴訟權應予保障之意旨，對人身自由之剝奪 尤應遵循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俾利其(按：犯罪嫌疑人)有效行使防禦權，始至於 2017 年新增之偵查中強制辯護制度，觀諸其立法理由最開始之文字敘 述：「偵查中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被告，係起訴前拘束人身自由最嚴重之強制 處分，是自應予以最高程度之程序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