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比較法制之研究
第五節 我國現行法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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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聲請人笨拙、疏忽等原因而無法領會聲請的內容時，若聲請的內容已可依據聲 請人的說明而得清楚推測，此時法院即有訊問義務，以確定聲請人聲請的具體內 涵，直至澄清義務被履行；又如被告關於傳喚人證之聲請，雖無法具體指出人名 及地址，但若已指明重要特徵，可藉由法院的調查而特定出該人證，此亦為澄清 義務之體現；最後，則係與駁回證據調查聲請間的關係，若採「一致理論」，在 法院認為已盡澄清案情之義務時，則證據聲請即無必要，且容許法院透過「證據 預測」，對被告聲請調查之證據事先判斷其價值，對於不具證據價值者，則駁回 其證據聲請。
第五節 我國現行法制探討
在分析完外國法之發展後，第五節將回歸我國法制面，探討我國於現行法下，
關於刑事被告辯護權之處分問題，尤其，我國是否存在「自行辯護權」此一概念？
若有，則現狀為何？是否容有改進之處？若無，原因為何？是否應思量參考外國 法制之見解，於我國建構出自行辯護制度？關此問題將於第五節依序由我國憲法、
法律規定及實務判決等面向探討之。
第一項 辯護權之可處分性
首先要說明者係，辯護權可處分與否之議題，並非意味被告有完全放棄在審 判中防禦或辯護的權利，此種完完全全不為自己加以辯駁，或參與程序進行之情 況，被告將淪為訴訟客體，與現行刑事訴訟法認為被告已具權利主體地位之趨勢 不合。基此，此處要探討者，不包含被告針對檢方之控訴或法院之指揮，毫無任 何反應、防禦主張作為，猶如一頭任人宰割的羔羊；反之，辯護權之處分係指，
被告是否有權利選擇應該以何種方式進行訴訟上防禦，如：究竟要不要委任專業 的辯護律師受其協助，或是由自己的能力進行辯護而不倚賴專業辯護人。據此，
針對辯護權行使的方式態樣，由被告自身出發並加以決定，此方為本文所欲探討 的「處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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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人應為實質且有效的辯護，關於辯護權之實質內涵已於第二章第一節第 二項述之。然而，對於辯護權之具體概念，似乎仍相當模糊，有待進一步探討。
究竟辯護權之性質為何？就其內涵而言，究竟為保障被告的受辯護人援助之「意 思」，抑或為保障被告受辯護人援助之「權利」？如屬前者，則須尊重被告之意 思，則被告可基於自我之意志決定是否加以處分；但即使立於後者之立場，既然 稱為「權利」而非義務，並不排除被告有處分之可能性。如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於 Faretta 案中，稱此問題「並非為簡單之問題」，畢竟若承認被告可自行處分，
則辯護人之存在與否，似乎即非程序公正性擔保之必要條件；然另一方面，如果 為了擔保程序之公正性，而否認被告有處分之權利，則辯護權之性質則非屬被告 之自由權利，反而具有確保程序公正進行的公益色彩，此乃牽一髮而動全身之問 題。
辯護權之性質，與辯護制度之目的亦息息相關，辯護制度之目的主要有三：
促使當事人地位對等、確保審判程序公平性，以及保護被告利益，若著眼於被告 利益之保護，則被告本人應可自由決定是否受到保護，而選擇是否委任辯護人，
蓋辯護權應該是對有意願接受協助的被告給予協助，而非強行將國家之機構加諸 在無意願的被告身上；若認為辯護權之目的主要在於促進檢察官與被告之當事人 對等地位、武器之平等，甚或是程序正當公平性的考量，則辯護制度之目的主要 在於公共利益的維護，此時委由被告自行處分辯護權的機會就較低。又，在被告 不願接受辯護人協助之情狀，被告此時對於辯護權之處分，即是選擇「自行辯護」
而非完全放棄辯護權，此時要關注者，就是被告有否「自行辯護之權利」。
以下即從憲法基礎、法律規定、實務判決及學說見解，探求目前我國法制下 自行辯護權之存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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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憲法基礎
我國憲法或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尚未針對強制辯護制度，或被告有無自行辯 護權，做出明確規定或闡釋，更遑論對於強制辯護案件中被告有否自行辯護權表 達看法，蓋在現行法制規定下，強制辯護制度尚不允許被告對於其辯護權加以處 分，諸如選擇自行辯護之方式而拒絕法院指定之辯護人。然，刑事被告享有受律 師協助的權利我國憲法雖無明文規定，惟自大法官解釋推演，應認為該權利係受 憲法所保障。就憲法第十六條之訴訟權，司法院釋字第 396 號解釋，已表示在 公務員懲戒程序，應採取辯護制度397。而公務員懲戒程序涉及人民的財產和名譽 權，刑事訴訟程序則涉及人民之生命、自由、財產及名譽。依舉輕以明重之法理，
應可推論在刑事訴訟程序中，被告受辯護制度的保護，亦應為憲法上權利。
其後，更有司法院釋字直接揭示刑事被告之防禦權，乃為憲法第十六條訴訟 權所保障，而無須如釋字第 396 號解釋由法學方法加以推論。如：司法院釋字 第 582 號解釋指出：「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就刑事被告而言，包含 其在訴訟上應享有之防禦權。」；司法院釋字第 654 號解釋理由書進一步闡述何 謂充分的防禦權：「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訟權，旨在確保人民有受公平審 判之權利，依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刑事被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包括選任信 賴之辯護人，俾受公平審判之保障。而刑事被告受其辯護人協助之權利，須使其 獲得確實有效之保護，始能發揮防禦權之功能。從而，刑事被告與辯護人能在不 受干預下充分自由溝通，為辯護人協助被告行使防禦權之重要內涵，應受憲法所 保障。上開自由溝通權利之行使雖非不得以法律加以限制，惟須合乎憲法第二十 三條比例原則之規定，並應具體明確，方符憲法保障防禦權之本旨，而與憲法第 十六條保障訴訟權之規定無違。」，因此刑事被告在訴訟上之防禦權，乃受憲法 第 16 條所保障，而由被告信賴之辯護人為其辯護，則為被告享有充分防禦權之
397 王兆鵬，受有效律師協助的權利，月旦法學雜誌，第 123 期，2005 年 8 月，頁 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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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內涵。
據此，刑事被告的防禦權為憲法第 16 條訴訟權所保障，且大法官已明示被 告應享有充分防禦權，表現的態樣包括選任信賴之辯護人，是以被告受辯護人協 助之權利，於憲法層次已得到肯認；惟於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司法院釋字，都 並未有明確的字眼提到被告擁有「自行辯護權」，此與美國法制已承認自行辯護 權為被告憲法權利並不相同，而係與日本法一樣，被告之自行辯護權目前尚無法 從我國憲法層次直接得出肯定的結論。然，本文以為，大法官僅未有機會針對此 議題表達見解，故即使現在尚無法從憲法直接獲得肯定的答案，並不代表此權利 並不被承認、並不存在，尤其在我國隨著被告主體性地位不斷提升、強調尊重被 告的訴訟觀反映之下，我國被告擁有自行辯護權、辯護人地位從屬於被告此類想 法並非沒有登場的餘地。
第三項 法律規定
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7 條第 1 項：「被告得隨時選任辯護人。犯罪嫌疑 人受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者，亦同。」，明文規定被告有選任辯護人為其 辯護的權利，但整部刑事訴訟法皆未出現被告有自行辯護權利的相關字眼；又，
屬於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第 1 項數款之情形，包含：(一)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 期徒刑；(二)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三)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 述(四)被告具原住民身分，經依通常程序起訴或審判者(五)被告為低收入戶或中 低收入戶而聲請指定者(六)其他審判案件，審判長認有必要者，需要辯護人在場 始得進行審判程序(同法第 284 條)，是稱為「強制辯護案件」。於此類案件中，
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構成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事由(同法第 379 條 第 7 款)。
據此，法律已明文規定，在強制辯護案件中，被告不能憑其自主意思決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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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形式方法為自己進行辯護，若被告未自行委任辯護律師，即使在違背被告之 意願下，被告仍須接受法院指定之辯護律師為其辯護。於強制辯護案件中，被告 對於其辯護權之可處分性，可說已由法令直接加以剝奪之，進一步可得出被告於 強制辯護案件中，並無自行辯護的權利。
與強制辯護案件相對者係「非強制辯護案件」，我國刑事訴訟法並未有某條 明文規範非強制辯護案件是否需要辯護人，但由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第 1 項反 面即可推知，若非屬該條所列款項，則被告本有自主決定是否選任辯護人之權利，
若被告自始不欲選任辯護人，或於訴訟過程中自願放棄來自辯護人之專業協助，
均非法所不許。是故，在非強制辯護案件中，國家無法以強制力施予被告，命其 需要接受辯護人之幫助，而係由被告本於其主體性，決定要自行出庭辯護或是委 任專業之律師進行辯護，在非強制辯護案件中，被告對於辯護權之可處分性，由 法律層面以觀，雖未有直接的明示文字，但從規範的解釋面及實務運作的情形，
似已得到承認。
綜上，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第 1 項「強制辯護案件」之規定，又稱為 必要辯護制度，透過比較，實可發現與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289 條第 1 項必要辯 護制度相同，即明文規定於特定案件類型，需有辯護人在場始得審理，惟我國規
綜上，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第 1 項「強制辯護案件」之規定，又稱為 必要辯護制度，透過比較，實可發現與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289 條第 1 項必要辯 護制度相同，即明文規定於特定案件類型，需有辯護人在場始得審理，惟我國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