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朱熹《易》學的經典詮釋
第二節 尊經態度下的詮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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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朱熹對《易》此一具有特殊性質之經典的詮釋態度，實可更清楚地觀 察到他在經學家與理學家的身分之間，如何做出拿捏與調和。在本節中，已針對 朱熹在詮《易》上的兩大關懷加以說明，並對於《易》的占筮性質及其與義理間 的融通和分辨進行探討；而底下兩節，便要更深入地揭示出朱熹由其經典詮釋的 兩大關懷出發，在《易》詮釋上提出了哪些具體的方法與主張。
第二節 尊經態度下的詮釋規範
朱熹以其尊經態度，在詮《易》上，不但重視《易》的占筮性質，也要對
《易》的成書過程加以探究，尤其是占筮與義理兩部分在《易》中形成的次序和 分別，此也牽涉到朱熹對《易》之經、傳關係的思考。而朱熹便是奠基於他對《周 易》經傳的此番認識，在《易》的閱讀與詮釋上，分別提出「雙向的觀《易》之 法」與「由義理到情理的詮《易》標準」。
一、 雙向的觀《易》之法
上節所提到朱熹看待經學與理學的關係時，所呈現的既重分辨、又能融通 的思維方式，同樣也反映在他對《易》之《經》、《傳》關係的思考。朱熹亦是以 分合並重的思維方式，去看待本為占筮而作之《經》與發明義理之《傳》的關係，
主張《經》的占筮之用與《傳》的義理之教雖彼此有分，但卻是相通而不相妨，
雖分而能合，朱熹說：
若庖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為教，……至於孔子之贊，則又一 以義理為教，而不專於卜筮也。……其所以為教為法者，不得不異，而道 則未嘗不同也。812
二聖人（指文王、孔子）之意非有不同，蓋各是發明一理耳。……其不同
812《文集》，卷 81，〈書伊川先生易傳板本後〉，頁 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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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己意橫作主張，必欲挽而同之813
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絡，
無所拘泥，則無不通耳。814
朱熹在融通《周易》經傳的占筮之用與義理之教時，不在牽合其為「同」，而在 說明其能「通」，故他指出「依卜筮以為教」的《經》與「以義理為教」的《傳》
雖在「為教為法」上不同，有著「粗、精」之分815、「各是發明一理」；但占筮與 義理之教，其「道則未嘗不同」，朱熹謂：「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裡面許多理 脈」816、「道是統名，理是細目」817，故在朱熹看來，「以占筮為教」與「以義理 為教」乃相當於同被包蘊在道體中的不同「理脈」、「細目」，彼此雖不相同，卻 相貫通，《傳》所推明的義理即是占筮之《經》中本蘊含者，而《傳》推說義理 的方式，亦是「就卜筮上發出」，故朱熹認為作《易》的諸聖人間，其「意非有 不同」，不宜將《經》的占筮之教與《傳》的義理之教截然劃分。因此，朱熹遂 主張對於文王之《經》與孔子之《傳》「要在看得活絡，無所拘泥，則無不通耳」，
對於占筮與義理之內容要能作會通的理解，明白「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但又不 能因占筮與義理相通，就含混地以為《經》、《傳》相同，所謂「不可遽以己意橫 作主張，必欲挽而同之」。
故朱熹對於占筮與義理的融通，並非要含混地牽合二者，象在作為占筮之 用中雖亦蘊含義理，但朱熹仍要清楚地辨明占筮與義理之於象的先後次序，他指 出：
813《文集》，卷 56，〈答趙子欽一〉，頁 2670。
814《文集》，卷 54，〈答王伯禮〉，頁 2584。
815朱熹認為占筮之教為粗、義理之教為精，故他以自己求《易》的占筮本義之說為「麤」，以程 頤《易傳》長篇申論義理為「精」，請詳見下文。
816 《語類》，卷 6，頁 99。
817 《語類》，卷 6，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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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本因卜筮而有象，因象而有占，占辭中便有道理。818
如《易》，某便說道聖人只是為卜筮而作……此只是理會卜筮後，因其中 有些子理，故從而推明之。……今人卻道聖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說。
他說理後，說從那卜筮上來做什麼？……他當初做時，卻只是為卜筮畫在 那裏，不是曉盡許多道理後方始畫。819
聖人作《易》，本為欲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而已，不是要因此說道理 也。……其象如此，而理在其中矣。卻不是因欲說道理而後說象也。820
朱熹認為「占筮」方是象的本義，所謂「《易》本因卜筮而有象」、「不是因欲說 道理而後說象」，「義理」則是從中再推明的第二重意義，所謂「理會卜筮後，因 其中有些子理，故從而推明之」；他並以呂祖謙(字伯恭，1137-1181)對古《易》
版本的考據與校勘，與自己的「《易》本占筮之書」一說相印證，錢穆便指出：「關 於易書版本源流之考訂，(朱熹)兼採晁、呂，而折衷以定一是。其據《詩疏》，
謂古之經、傳本皆自為一書，……而謂易本卜筮書，亦可即古易版本而得其堅確 之證」821。而辨明占筮與義理之於象的先後次序，乃關係到《易》的經典性質之 定位，作為《易》的特有語言的象，既然本作為占筮之用，便說明了當中雖蘊含 義理，但仍應以占筮之書去定位《易》此一經典的本質，所謂「聖人作《易》， 本為欲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而已」。
朱熹又有《易》歷三聖之說，更進一步說明了占筮與義理在《易》的經典 形成中之次序，所謂「《易》之為書，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822，以《經》而 言，「自伏羲而文王周公，雖自略而詳，所謂占筮之用則一」823，伏羲畫卦與文
818《語類》，卷 68，頁 1695。
819《語類》，卷 66，頁 1623-1624。
820《語類》，卷 66，頁 1631-1632。
821錢穆：《朱子新學案》，第四冊，頁 9-10。
822《文集》，卷 81，〈書伊川先生易傳板本後〉，頁 4013。
823《語類》，卷 67，頁 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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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周公繫辭之目的本均是為了占筮；至孔子作《傳》，方發明象中所蘊含之義理，
所謂「到孔子，方始說從義理去」824；朱熹因而主張「《經》、《傳》不同，……
《經》意是本，《傳》辭是第二節話也」825，他並由此主張觀孔子之《傳》時，
要能將《傳》中所說的義理再加以「推本」，朱熹曰：
讀《易》之法，……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 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826
文王之《易》……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 所演之《易》，便為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
827
象數乃作《易》根本，卜筮乃其用處之實，……今乃一向屏棄闊畧，不復 留意，卻恐不見制作綱領，語意來歷828
朱熹觀《易》注重推本溯源，故主張將「孔子所說義理」再「推本文王、周公之 本意」；不僅如此，見文王所繫之辭時，亦要更進一步「推本伏羲作《易》畫卦 之所由」，因為伏羲畫卦方是整體《周易》經、傳制作的根本，所謂「欲知聖人 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829。朱熹此種「推本」的觀《易》態度，使人 在領會《易》中所蘊含的義理的同時，亦可見經典的「制作綱領，語意來歷」； 也由於朱熹重視分辨《易》的經典形成之層次，認為「《易》中卦位義理，層數 甚多，自有次第，逐層各是一箇體面，不可牽彊合為一說」830，故主張「須將《易》
各自看，伏羲易自作伏羲易……文王易，自作文王易；周公易，自作周公易」831，
824《語類》，卷 66，頁 1622。
825《文集》，卷 60，〈答潘子善七〉，頁 2985。
826《文集》，卷 33，〈答呂伯恭四十七〉，頁 1326。
827《文集》，卷 38，〈答袁機仲三〉，頁 1545。
828《文集》，卷 45，〈答虞士朋二〉，頁 1995。
829《文集》，卷 38，〈答袁機仲三〉，頁 1545。
830《文集》，卷 38，〈答袁機仲別幅五〉，頁 1554。
831《語類》，卷 66，頁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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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能識其「向上根原」，方能在占筮與義理的融通中，掌握經典的本義。
事實上，朱熹乃主張「雙向」的觀《易》之法，一方面既「要須先以卜筮 占決之意求經文本意，而復以《傳》釋之」832，由《經》延伸以及於《傳》，知 占筮之象中亦包蘊義理，不只泥於占筮；一方面還要「推本」以觀，由《傳》再 溯源於《經》，知《傳》中之義理皆根源於《經》的占筮之說，掌握《易》之本 義，不以占筮為不足言；朱熹並指出此種對占筮和義理雙向的兼顧與掌握，即是
《易》書的難讀之處，故又曰：「後世儒者鄙卜筮之說，以為不足言；而所見太 卑者，又泥於此而不通。故曰《易》者，難讀之書也」833。而此種雙向又本末有 序的觀《易》之法，正反映出朱熹同時以《易》為「占筮之書」與「義理之宗」、
又重視占筮與義理在《易》的成書次序上之分別的看法。
二、 由義理到情理的詮《易》標準
朱熹在《易》「本作為占筮之用」與「包蘊義理」上所作的融通和分辨，
自然深刻地影響了他對詮《易》方式的主張。朱熹認為，《易》象雖於指示吉凶 中便包蘊義理，但義理往往蘊藏於象中未被明言，所謂「《易》以占筮作，許多 理便也在裏，但是未便說到這處」834，而此也正是孔子之所以要作《傳》以推明 蘊藏於象中的義理之因，所謂「孔子恐義理一向沒卜筮中，故明其義」835，就此 角度觀之，若占筮以示吉凶是象的本義，義理則可說是象的「蘊義」836。象中既
832《文集‧別集》，卷 3，〈孫季和五〉，頁 5154。
833《語類》，卷 66，頁 1633。
834《語類》，卷 67，頁 1647。
835《語類》，卷 66，頁 1627。
836傅偉勳在「創造的詮釋學」中提出實謂、意謂、蘊謂、當謂、創謂(原稱「必謂」，後依劉述 先的建議改為「創謂」，見傅偉勳：〈現代儒學的詮釋學暨思維方法論建立課題──從當代德法 詮釋學爭論談起〉，收於江日新主編：《中西哲學的會面與對話》，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頁 134)五層次，其中，「蘊謂」乃指掘發原典的深層結構，探究原典的可能義蘊、蘊涵。
此處乃借其觀點，將朱熹所認為「闡明蘊藏於《易》象中未被明言的義理」之詮釋主張，稱為發 明象的「蘊義」。關於傅偉勳「創造的詮釋學」論五種層次的詳細內容，請見傅偉勳：〈創造的 詮釋學及其應用──中國哲學方法論建構試論之一〉，收於傅偉勳：《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 學：「哲學與宗教」四集》，臺北 :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 年，頁 1-46，及傅偉勳：〈現 代儒學的詮釋學暨思維方法論建立課題──從當代德法詮釋學爭論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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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蘊了義理，則朱熹認為對於象的理解便不能只陷泥在占筮中，而不去通達當中 所隱含的義理，故主張「先通得《易》本指後，道理儘無窮，推說不妨」837。
但朱熹仍強調由於《易》本是作為占筮之用，故在卦爻辭的詮釋上，於推 明辭中諸象所蘊含的「義理」的同時，仍要保有占筮的「情意」，他說：
大抵《易》之書，本為卜筮而作，故其詞必根於象數……近世言《易》者 殊不知此，所以其說雖有義理而無情意。838
近世言《易》者，直棄卜筮而虛談義理，致文義牽强無歸宿，此弊久矣。
近世言《易》者，直棄卜筮而虛談義理，致文義牽强無歸宿，此弊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