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對記者的影響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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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當地生活，才能找到更貼切當地民眾的文化議題，所以記者的背景也不再像過去，須 來自政治、兩岸研究所的黨政組記者，媒體工作常規，例如人力不足、畫面需求等也在 其中造成影響。
三、若取信於對岸消息來源，建立起可信度，則可形成常態的交往關係，彼此共生互利，相 互幫助，早期記者常會面臨採訪跟監的情形，以確保記者不會涉及超越職責外的議題，
雖然現在監聽駐中國記者電話的情形還是存在，但基本上中國對於台灣駐地記者，除了 政治議題，採取放任態度，但放任的前提，也必須時時確保，記者們還是照著遊戲規則 走，不太會出大問題，所以相對的管制也減少，雙方可心照不宣的完成每日工作，受訪 者認為在對岸採訪工作限制少，可能是因為已經內化為價值觀與習慣。
本研究旨在探討駐點記者面對官方及組織的干預時，新聞工作者的因應策略。官方作為 消息來源時，懂得運用其權利、資源、各種公關手段、主導議題，並可利用置入的方式，透 過台灣媒體的進一步干涉駐點記者，加上以市場導向新聞學為理念的新聞組織、執行傳統新 聞室社會控制、記者與消息來源護互動關係，為目前兩岸新聞記者實務工作上經常面臨的難 題。綜合以上，本章將分兩節進行文獻探討，第一節首先以兩項從初訪得來的結果開始分析，
後發現駐地記者評估最主要影響採訪報導工作的因素。第一節由巨觀到微觀的因素，以（一）
政治經濟結構（二）組織、兩個層面來分析整理記者工作的控制因素。
在面對中國官方的控制時，台灣媒體也不能倖免，兩者都需先考量到自身的利益與駐點 許可、人身安全，所以在新聞產製過程中，其實有很多因素介入其中，記者很難超脫於組織 外工作。為了發展平衡利益與專業的應對策略，記者會以紀實避禍、或是尋求集體的工會組 織擬訂反抗策略，在可能的迴旋空間中，謀求生存之道（陳順孝，2003）。在第二節的部分，
將會參考過去研究，分析記者面對干擾時，如何運用自主性與策略。
第一節、對記者的影響與控制
壹、政治與經濟的結構層面
Hanitzsch 與 Mellado（2011）調查了 18 個國家的記者，對於影響他們採訪工作的因素評 估，這份跨國比較研究指出，政治與經濟的因素是各國記者們共同面對的最大影響因素。其 中，政治因素又與該國的政治民主程度、媒體所有權結構相關。研究發現，中國與土耳其的 記者就明顯感受到強烈政治影響，身處較不民主的國家、媒體較不自由的記者，較容易感受 到政治的影響力。
Hanitzsch 與 Mellado 對政治影響（political influences）的基本假設內容與政治體系有關，
包含政府官員、政客、審查制度，還有制定經濟政策的相關商業利益。另外像是商業財團如 大型企業、產業、貿易相關的主事者，通常會遊說制定攸關企業利益的經濟政策，特別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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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的政治與經濟利益兩者連結關係密切，對於記者來說，可能無法直接辨識影響力是來自 何者（pp.406）。且政治的因素可能比記者本身感知到的影響還要強大，記者身處新聞常規與 日常工作中，這些影響可能不容易發現，因為這些因素的影響通常都由組織過濾、協調再分 配到記者身上，透過組織跟常規滲透進記者每日工作，記者們直接感受到來自作為中介者:組 織的影響，反而政治經濟因素是較為遙遠的。而且記者會持續否認工作中的政治經濟影響因 素，因為專業意理（Professional ideology）教導記者們應該是獨立於政治與經濟利益之外的
（Hanitzsch&Anikina,2010,pp.17）。
與記者工作的「新聞組織」有直接因果關係的經濟層面（economic influences）影響則是 反映了媒體機構的利益導向性，與市場競爭性。而產製與發行新聞的高成本，也多方造成經 濟壓力。媒體公司期望的利潤、商業廣告考量、吸引廣告商、進行閱聽眾研究等，可被視為 外在新聞室的影響，吸引廣告商的重責大任有時候會落在新聞室內，在產制新聞的過程中，
記者與新聞台主管，就會預期廣告主需求而制作新聞（pp.407）。
不過，政治經濟因素是否影響採訪工作，各國記者的感受都不太一樣，如西方國家的記 者認為，政治經濟因素並非影響採訪的主因。不過，Hanitzsch 與 Mellado 指出，這並非意味 著西方國家的政治力量不介入媒體，而是因為政治力量已經透過採訪常規、組織限制來約束 記者，而且記者已經將這些影響內化為他們的工作規範，因此不認為是一種外來力量的干涉，
而是記者工作的「本質」。
一、宣傳模式
關注資金與權力不平等的 Herman 與 Chomsky （1988）提出宣傳模式（propaganda model），認為政治經濟因素有權影響媒體收益與新聞媒體選擇哪些議題消息、宣傳模式提出 過濾器（filter）的概念：
（一）、集中所有權、規模、經營者的資金、主流媒體的利益導向；因為政府放鬆媒體集中化、
跨媒體擁有權、擁有非媒體公司的相關政策，讓大規模商業媒體逐步整合市場，讓所 有權不斷集中化，媒體擁有人希望拓增收視市場與廣告收入，擴大媒體的多樣收入。
而在這種去管制化的環境，會讓媒體面臨收購的威脅，增加負債，加速更多不公平的 激烈競爭，媒體為迎合大型或個人投資者，不斷失去自主性。因為媒體需要執照與經 營權，會讓媒體依賴、並與政府緊密連結，甚至受到政府控制或干預，成為管制媒體 的一種手段，這是第一道選擇新聞的過濾器（pp.3）。
（二）、廣告作為媒體的主要收入，出資的廣告主已成為影響媒體產製內容的最大因素；報社 因為有廣告收入維持經濟收益，每份零售價可以較為低廉、吸引購買，廣告的財務津 貼讓報社可以維持定價，沒有廣告收益的報紙就缺乏競爭力，很容易被淘汰。廣告主 也會依據媒體的閱聽眾來選擇是否下廣告，媒體為了吸引具有購買能力的閱聽眾，以 多數閱聽眾為主，似乎讓媒體越來越「民主」；廣告主的權力在於，他們為節目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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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會有專人負責拉廣告，了解節目如何達到廣告主的需求，這些「正規的參考組織」
會影響媒體的收入，若以電視來說，每一個獲得或失去的閱聽眾收視率百分比，換算 成尼爾森的廣告收視計算，每年就是八億到十億美金，電視台不會製作危害到贊助商 企業的節目（如公共事務、保護環境議題等內容），因為廣告主不會買這類的節目檔 次，甚至會冒犯到這些有財力的業主，且廣告成本上升、棄置營收增加、財務表現不 佳讓市場壓力加劇、商業媒體會逐漸拉長廣告時間，並且不斷邊緣化或砍掉不賣錢的 節目。廣告主會避免購買那些複雜認真議題的節目，以免壞了購物的念頭，最好是持 續娛樂大眾、也能讓節目維持初衷:購買你所看的訊息（pp.14）。
（三）、對於官方資訊來源的依賴、由主流消息來源或優勢機構所提供的所商業、專家消息來 源。新聞媒體有每日新聞（daily）的需求，讓新聞工作者依賴可靠的消息來源提供素 材，也常鎖定日常記者會舉辦的地點、方便套消息的蹲點，像是總統府、市府、警察 局等，另外企業團體也是被認為具有新聞價值的，政府官方與企業類型的消息來源，
因為具有地位與名聲，都被認為是可靠且可信任。
記者採納官方消息來源，聲稱為了保有客觀性，其實是保護自己不受批評、不因毀謗 罪被告，採納這些看似可信的消息來源，也省去調查的成本，而大型政府單位與企業 官僚等，都具備對媒體發言的窗口，預算與人員都很高，他們提供媒體通訊設備、所 需資訊材料、擬好的新聞稿、定期召開記者會、提供畫面拍攝、已滿足記者的工作需 求，大型的官僚體系給媒體津貼（subsidize），減低媒體採訪、產製新聞的成本，因 此擁有接近守門人的特權與管道，也可輕易操控新聞的框架與議題，要求媒體撤下或 是報導特定的訊息。受官僚及企業公關餵養的記者常常反過來被公關所制約，因為個 人關係、威脅、維持關係不敢頂撞消息來源，媒體甚至感覺有義務幫忙消息來源消除 外界批評；受爭議的消息來源不只曝光度較低，想要建立可信度也較為困難，也因為 可能冒犯主要的消息來源，而不被媒體採用（pp.18）。
（四）、「抨擊」（Flak）作為管制媒體的方式；抨擊是指對媒體論述或節目所做出的負面攻擊，
可能以信函、電報、電話、法律、言論、法案、請願書等、可能以大規模或個人的方 式來抱怨、威脅、處罰媒體。而媒體都得要付出代價，可能要面對法庭或是行政機關 的懲處，而廣告商會避免選擇不適合的節目，會以抽廣告、有能力重力抨擊媒體的單 位通常都具有相當程度的權力，例如廣告代理商或是贊助商會加以威脅報復，或是成 立智囊團來監督或攻擊媒體，贊助政治活動來打擊特定媒體等；政府也是主要製造抨 擊的單位，攻擊、威脅、與校正媒體，試圖要找出任何可能的違規（pp.26）。
（五）、主流（反共產主義）社會意識形態的控制機制：反共的意識形態與信仰透過體系影響 著媒體，策動民眾反對共產黨，任何質疑或威脅到民主政策都成為西方的全民公敵
（pp.29）。這些過濾器都會相互影響。新聞版面的宣傳模式，是系統性與高度政治二
（pp.29）。這些過濾器都會相互影響。新聞版面的宣傳模式，是系統性與高度政治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