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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二節 記者的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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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記者的因應策略

壹、個人層面:工作常規的內化

在探討反抗因應策略之前,研究者在第一節爬梳了優勢消息來源、所帶來的政治經濟利 益關係、組織權力與記者的關係,是如何干預記者的工作自主權,不過,商業化的新聞操作,

並不是直接簡單與粗暴的,無論是政治人物、企業老闆、廣告商權力或組織權力,都透過規 訓與常規滲透到組織各部份,權力是無所不在也無法避免,王毓莉(2011)在研究中國記者 的反抗時提出,中國握有相關政治權力者、中國媒體主管、一線記者這三者存在最主要的關 係,並且有媒體自我監視、自我設限的狀況,是讓媒體在中國生存下去的策略之一,王毓莉 引用傅柯的權力論述,發現支配者如何「馴服」他者,被支配者如何被「馴服」,使被支配者 無從反擊。

陸曄與潘忠黨(2002)指出,控制(control)的對應面是抵制(resistance)或反抗

(opposition),但是,當這兩者在同一體制內作為常態發生時,就表現出相互的「收編」。

收編與強制不同,收編是訴諸於誘惑與常規(頁 32),這是從社會學角度對意識形態霸權的 動態所做的詮釋,因為意識形態霸權必須有被控制者的自願(雖然這是別無選擇的自願)參 與(willing consent),這裏研究者採用 Foucault(1977)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借用邊沁

(bentheam)的全景敞視建築(panopticon),指出在現代,公開的酷刑展示已經消失,透過 精神上與心靈上的懲戒,來對人產生有意識的自我規訓。邊沁的全景敞視建築的設計主要是 以四周環形建築,中心是瞭望塔的設計,來理解人與體系的關係。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戶,對 著環形建築。環形建築被分成許多小囚室,每個囚室都貫穿建築物的橫切面。各囚室都有兩 個窗戶,一個對著裡面,與塔的窗戶相對,另一個對著外面,能使光亮從囚室的一端照到另 一端。然後,在瞭望塔中的監督者便可觀察四周囚室裡被囚禁者的小人影(劉北成、楊遠嬰 譯,1999,頁 224)。從囚禁者的角度看,它是一種被隔絕和被觀察的孤獨狀態。由此產生了 全景敞視建築的主要後果: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種有意識的和持續的可見狀態,從而確保 權力自動地發揮作用。這種安排的內在機制能夠產生制約每一個人的關係,不再需要鐵鍊、

大鎖,就能將這種壓制自動的施加在自己身上。

張文強(2002),認為在現代的新聞室中,權力應該是四散的、運作是細膩的,老闆或主 管會透過各種規訓方式精巧、不露痕跡的施展權力,但相對的員工也會發展精巧的抗拒策略,

迴避直接反抗帶來的挫折。兩方之間具有微妙細膩的動態,並且結合組織理論,認為「組織」

對於新聞工作來說是有積極存在的必要性,可以被視為一種生產協調機制,討論新聞工作時 也必須將它放回組織內部,才能更貼近真實世界,不置於流於理想、道德化論述。

吳佩玲(2005)指出,新聞組織中也有全景敞視建築的概念,組織中的科層制度、階級、

職權分明,都像是圓形監獄中的一間小囚室,記者為了達到組織制訂出的考績要求,努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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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力求表現,透過「表揚」、「獎金」、「升遷」等方式來鼓勵記者,但同時也將人「鎖」

在位子上,方便以新聞室的要求規範對記者行使權力。

貳、記者反抗因應策略

陳孝順(2001)從威權時代、黑道威脅,及報老闆監控等三方面進行分析,發現記者指 出,「紀實避禍」首先要「知彼」,做對手分析,(一)先知道誰是與記者爭奪主導權的強勢對 手:例如組織內部老闆、廣告主、政府、媒介組織、新聞同業,能直接影響記者、也會未經 公開公正的法定程序就任意懲罰抗拒者。(二)分析強勢者的特質(他們的目標、資源、限制)。

(三)了解強勢者的新聞操控策略,如「教化策略」:透過霸權論述,藉由教育、宣傳、說服、

社會化等方式來馴化記者,因為一旦教化成功,不需干預,記者就會知所進退。「管制策略」: 老闆所掌握的人事權、所有權;或是藉由投資或人脈的政商關係,來影響媒體的收益與人事;

(四)「監視策略」監視記者的活動行動,確保其馴服(陳孝順,2001),也有媒體老闆透過 科層組織的監視、黑道大哥派人或派被收買的記者進行監視;「賞罰策略」對順服的記者給予 金錢或權位上的獎賞,對違背的記者則予以開除、貶斥、囚禁、打殺等威脅利誘的方式分別 控制記者(頁 10)。

再來則是「知已」,知道自己有哪些「目標」、「資源」、「限制」,分析自己的優劣勢,再 加以行動。「目標」:是指記者應該釐清自己的核心目標,與長遠目標,必要時要犧牲邊緣、

短期的目標(陳順孝,2001,頁 14),要兼顧紀實(理想)目標與避禍(安全)目標。「資源」

的部分,分成兩個「內在資源」:(一)採訪智能:指記者周遭的人力物力資源,以及和外界互 動的手腕,拉關係或是做面子。(二)寫作智能:指記者的文字能力,來明示或是暗示。三個

「外在資源」:(一)情報資源:掌握事件情境本身與相關人員(像是證據、消息來源資料);

(二)組織資源:記者所屬組織越大,越支持記者,獲得的實力就越大;(三)社會資源:包 括組織以外的團體,像是社會與論、公民團體、壓力團體等。「限制」則是指,記者是否掌握 足夠支持,來自組織、社會、消息來源的支持,足以抗衡強勢者的實力,才能成為「紀實避 禍」的成敗關鍵。(頁 14)

在寫作技巧上,提出兩大策略:「婉轉」,記者避免激怒對方,要婉轉、恭敬、抽象低調 才能被避免被報復,點到為止才能換取安全報導。「暗鬥」,記者可以在新聞稿中隱藏身分,

變造資訊,無法辨認報復對象。在與人相處互動上所使用的能力與技巧,也有兩個策略:「奇 襲」,聯合同業的支援、相互掩護、聯合提高資源實力。「借力」,指記者可以運用其他媒體、

公權力、與論等社會資源來保護自己,共四大類對策分析。陳順孝也指出,因為整個外在於 記者的環境都不斷在演變,面對不同事件,都應掌握特有的情境動態,因時、因事制宜,隨 機應變,運用不同的報導策略,才能因應多變的採訪實境(頁 16)。

在反制報老闆的報導策略中,陳順孝(2003)進一步將記者「個人對個案」的反抗策略 上,分成:奮戰不懈、「夾縫求生」先理解主管的性格與偏好,再投其所好的報稿、「折衷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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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遠交近攻」將情報提供給其他媒體,或以筆名在其他媒體發表,讓消息曝光也避免競 爭對手得利,等四項策略。並且對記者使用策略提出的建議:(一)報導策略的要訣在避實擊 虛,避免硬碰硬。(二)記者團結才能壯大抗爭實力,「單一記者難以對抗老闆,若能團結起 來,經由集體的力量向報老闆施壓,就能產生加乘的力量,形成強大壓力」。(三)爭取自主 既要治標也要治本,不僅要看個別記者針對個案所使用的計策,也要進行結構改造,建立可 長可久的新聞自主制度。

張文強(2002) 認為,報社是個科層組織,管理規則是由上而下的,但越完善的科層分 工,記者離報老闆的直接控制就越遠,因為權力已經分散到各階層主管幹部來進行控制,聰 明記者瞭然其中權力運作的訣竅,尤其面對報社「市場導向」的要求,他不用對老闆、管理 者負責,只要打理好自己的主管,讓主管把他納為「自己人」,他的反抗空間就比一般記者大 得多。像是台灣報業工作程序缺乏標準,給主管許多權力施展空間,不同主管可能會有不同 規定,鬆緊程度不同,有灰色的規則地帶;也可以透過版面、標題等工作流程的掌握、或是 對主管的個性,來爭取新聞自主的空間;因為新聞特性,讓記者的工作地點與流程都可能在 主管監看距離之外,成為抵抗的空間來源。張文強與陳順孝兩位都提出,較為資深、具地位 份量的記者,因為累積較多相關知識與名望,在管理階層面前主導新聞議題的空間較大,建 立起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就像是 Breed(1955)所觀察提出的明星記者,擁有較大的自主空間。

面對日益嚴重的置入性新聞,劉蕙苓(2010)在研究記者如何在之中維持新聞自主發現,

記者在執行置入性新聞任務時,會依照廣告主主導性、個人對新聞的堅持度,而產生四種不 同模式的自主策略:協商、順服、主導、對應,記者在有限的空間中,也會以動態的策略來 爭取自主。Borden(2000)在針對經濟力是否影響記者的新聞專業正直時指出,記者在面對 組織壓力時,會有四種反抗策略,他以組織和專業目標為兩個類別,發展出四種抗爭形態,

分別是宣告式的抗拒(declared resistance):記者可以明確表現出對新聞專業堅持,公開反對 商業力干預並與組織抗爭。第二種是策略型抗拒:使用王牌策略(trump cards,pp.159),將 新聞規範當作「王牌」,以避免組織招致批評或公信力降低,例如就算是報導有害於廣告商,

記 者 以 不 能 獨 漏 重 大 新 聞 為 藉 口 , 要 求 組 織 相 挺 。 第 三 種 是 原 則 性 妥 協 ( principled compromises):指記者間接表達對專業的堅持,尋求小事妥協以維護最主要的新聞目標,例如 透過電訪或傳真稿來寫新聞,以減低成本。第四種是破壞性行為(sabotage):記者可以有技 巧的做手腳來抗拒,例如避掉商標(logo)等小動作,來破壞商業的企圖。Borden認為,記 者較常採取是透過協商妥協的過程,採取策略性抗爭。

在台灣記者組成集體組織的方面,劉昌德(2008)認為,台灣媒體工作者集體組織受到 政治與法律的限制,相關研究以階級意識相對淡薄與新聞工作特性兩項因素,認為台灣媒體

在台灣記者組成集體組織的方面,劉昌德(2008)認為,台灣媒體工作者集體組織受到 政治與法律的限制,相關研究以階級意識相對淡薄與新聞工作特性兩項因素,認為台灣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