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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金戰守:釁不我啟的中心原則

第四章 度時勢而決機要:謹交慎戰的對外策略

第一節 對金戰守:釁不我啟的中心原則

宋廷在結束韓侂冑主導伐金的戰事之後,再度與金恢復和平的關係。嘉定 元年(1208),宋金達成和議時,史彌遠已成為朝廷執政成員之一,不久更登相 位。此後一直到理宗紹定六年(1233)史彌遠去世這段期間,宋金關係除了受 金蒙戰爭影響之外,史彌遠的對金態度也相當重要。

寧宗在位時期,對金關係略可分作兩階段,首先是嘉定元年(1208)到嘉 定十年(1217),此段時期為宋金各依約定相處和平,然金國政局動盪,金貞祐 二年(宋嘉定七年,1214)衛紹王遭弒,朝臣擁立世宗孫完顏珣即帝位,是為 宣宗。金廷除了發生內部政變,對外又面臨蒙古軍的壓迫,故宣宗不顧大臣反 對,決意放棄中都,遷都南京(即宋故都汴京),史稱「貞祐南遷」。此事也引 發南宋朝臣激烈的討論,史彌遠一方面停止向金輸送歲幣,另一方面卻依舊派 遣使節,以免與金決裂,維持釁不我啟的原則。

接著是嘉定十年到嘉定十七年(1217-1224),金宣宗以宋歲幣不至為由,

向宋宣戰,金宋間歇性的戰事持續八年,金人始終無法取得優勢,最後只能選 擇罷兵停戰。而理宗在位時期,宋金表面上戰事已歇,然宋金國力皆有耗損,

金為尤甚。另一方面,此時蒙古崛起並迅速向外擴展疆土,軍事實力遠勝金宋 兩國,史彌遠權衡利害之後,遂逐漸將外交天平往蒙古一方傾斜,宋金兩國便 漸行漸遠。本節討論焦點則設在史彌遠掌政時期,宋廷對金外交處理上的原則,

與不同階段的演變。

一、 金國索討歲幣問題與史彌遠和戰態度

嘉定四年(1211)二月鐵木真誓師伐金,四月蒙軍出征。2六月,宋廷派往 金的賀生辰使余嶸無法到達燕京而還。又在嘉定六年(1213)六月八日,遣起 居郎董居誼賀金主生辰、十月十二日遣起居舍人真德秀賀金主登位,以及同月

2 [清]屠寄,《蒙兀兒史記》(收入《元史二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卷 3,

〈成吉思汗本紀〉,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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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來督歲幣之前,史彌遠就已經默默的按幣不動。

等到金使南下索討宋積欠之歲幣時,此事必須公開討論與回覆,因此朝臣 對於是否應繼續輸送歲幣一事,爭論不休,莫衷一是。就史籍所載,在當時朝 論意見大致可分兩類,一為主張停止輸送歲幣,與金絕交;另一則主張仍藉歲 幣以維持兩國間的和平。起居舍人真德秀首先上疏請絕歲幣於金,認為「以忍 恥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 用之於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於強敵。」乃為苟安之計也。又建議若宋能夠 斷然與金絕交,而取輸金之資頒犒軍隊、繕修戎備,可激勵軍心而褫敵氣,乃 上策;次則命疆吏行文書與金商議,裁減歲幣之數回復至隆興年之舊,乃中策;

最末者則是金有所求,宋即給與,一切如初。真德秀定義此不僅為下策,簡直 是無策。19

工部侍郎劉爚以南朝東晉至陳三百年間,國土尚不如宋室偏安之局勢,然 未嘗求和於北之故事為例,指出當金滅亡之時,正為宋立國之日,豈可「竭民 膏血以奉垂亡之虜國」,20況且金廷方遷都於汴京,也引起當時南宋群臣的憤慨,

如寶謨閣直學士劉光祖,即反對再與金通使,力言:「金人舍其巢穴,汙我汴京,

尚可使吾使人拜之於祖宗昔日朝會之廷乎?」21此外,當真德秀於朝中上疏時,

曾以口奏寧宗曰:「虜人既有遷都之報,旦夕必須來索幣,臣竊以為不可與。」

寧宗厲聲答曰:「不當與。」22

另一方面主張與金維持和平的論調,如當時淮西轉運使喬行簡所論:「強韃 漸興,其勢已足以亡金。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齒寒之轍可 覆,宜姑與幣,使得拒韃。」23此議頗為打動猶豫之中的史彌遠,認為喬氏為 慮甚深。程珌則認為金遣使來討,也許是在試探宋廷的態度,得以趁機藉詞出

19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 3,〈直前奏事劄子〉,頁 88-93。

20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 41,〈劉爚神道碑〉,頁 623。

21《宋史》,卷 397,〈劉德秀傳〉,頁 12101。

22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 3,〈直前奏事劄子〉,頁 94。

23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甲集,〈請斬喬相〉,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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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侵宋,而且對金國實力與國勢的判斷不當過於低估。24故喬行簡以金為宋之 遮蔽為由,希望仍以歲幣維持和平。而程珌則憂心宋若決議停止輸送歲幣,則 使金找到藉口出兵攻宋,則又將開啟戰禍。

對於主張以歲幣維持和平的意見,亦有反駁說法。秘書郎鄭性之針對「恐 金藉詞啟釁」之說,認為金人「自亡而不暇,豈復敢與我為敵哉?」並且指贊 成繼續輸送歲幣於金,為「借生事之戒,以蓋其怯畏之心;託待時之說,以便 其苟安之意。」25黃榦則質疑以區區歲幣對於金抵抗蒙古之力,是否真能有所助 益?建議應加強兩淮邊備,使金不敢與宋為敵,加上困於蒙古之侵陵,亦不暇 與宋為敵,而宋才能因其弊而後乘之。26

另一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儘管兩派意見皆認識到宋國力之不足,但結論迥 異。主張輸送歲幣的一方,考慮到宋軍力及財力的問題,以及未敢低估金國實 力,故寧願以歲幣換取和平;對此,真德秀以北宋景德與宣和故事為例,認為 宋景德年間國勢強盛,乃澶淵之盟以歲幣作為外交手段得以成功的條件;而宣 和時國勢萎靡,用之適足以召辱。27可謂「弱國無外交」的觀念,視歲幣外交為 一時權宜,不可久恃。

嘉定七年(1214)十一月,金再度移文來索歲幣,丞相史彌遠便向寧宗奏 曰:「從臣劉和、李玨皆有文字,謂不當予幣,取自聖裁。」寧宗曰:「真德秀 亦曾說來。」28儘管朝論對此議題的看法莫衷一是,史彌遠則先試探寧宗的態 度再決定下一步,寧宗的態度顯然是偏向停止輸送歲幣,當時朝論也以停止輸 金歲幣為主,甚至有太學生集體上書請斬主張輸送歲幣以助金的喬行簡。29

從十一月宋廷仍派遣正旦使至金,卻依舊沒有送歲幣以往之情形看來,30

24 [宋]程珌,《洛水集》(四庫全書珍本三集,臺北:台灣商務,1972 年),卷 13,〈上執政 書〉,頁 4b-5b。

25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 147,〈鄭性之神道碑〉,頁 1288。

26 黃榦,《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 28,〈代人稟宰執論歲幣〉,頁 601。

27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 5,〈江東奏論邊事狀〉,頁 121。

28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 3,〈直前奏事劄子〉,頁 94。

29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甲集,〈請斬喬相〉,頁 23。

30《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卷 14,嘉定七年十一月辛酉朔條,頁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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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遣使索討歲幣一事,的確令宋陷入兩難,因為允金人之索,則示弱;不允則 有臨戰之虞。史彌遠的作法,一方面不願就此與金正式決裂,故仍遣使賀金,

名義上算是維持兩國和平之關係;另一方面實質上的歲幣,則託辭漕渠乾涸難 以運送而暫停,此兩面手法正反映著,史彌遠既想維護宋金和平局面,同時又 必須順應朝論眾議停輸歲幣,以維護宋廷之利益,充分表現史彌遠外交上的持 重態度。此外,停輸歲幣仍可視為違背嘉定和議的表現,又可顯見史彌遠的強 硬態度,簡言之,他原先的盤算是,停歲幣可以做,不能說。31等到金人主動遣 使來討之後,再用上述的兩面手法回覆,在理學家的眼裡,如此做法不夠名正 言順,但史彌遠的做法卻也實質地維護到宋廷的利益。

其實在嘉定元年(1208)史彌遠知樞密院事時,便透露出其在外交上,以 息兵講和為主之態度,是與其父史浩當年反對孝宗北伐的慎重外交態度,有著 一定程度的關聯,史彌遠嘗上書寧宗云:

先臣浩在孝宗皇帝朝為宰輔日,力贊和盟,逮今四十餘年,南北安妥。

屬者兵連不已,民罹塗炭,臣上念朝廷講好息民之舊,下思先臣盡忠謀 國之規,恭稟睿謨,首除禍本。幸念汔成和議,小使已還。疆場之事,

漸獲平息。32

由於史彌遠留存後世的史料相當極其缺乏,能見到出自其親身表達意見的史料 更是鳳毛麟角,上述這段話出自史彌遠所說,便更值得深究,以上可推知史氏 的邊防政策,史浩在孝宗朝任相時力主和盟,北伐失利的緊急狀態下,更顯得 維持和平的局面是正確的方向。史彌遠提及此事,就是要讓寧宗知道他的想法,

與過去父親史浩任相時是一樣的,是對國家有利的。現在他是盡忠謀國才誅除 韓侂冑,達成和議,完成南北安妥的局面。

31 楊宇勛,〈南宋史彌遠為相時期的北方政策:從謹守邊備到聯蒙滅金〉,頁 6。

32 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 20,頁 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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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金在受蒙古進逼的情況下,財政日窘,又失宋之歲幣,金廷甚至傳書 問罪於宋,指宋「頓違盟誓,累年譎詐,不貢歲幣,帥我叛亡以蕩搖我邊陲,……

且復擾我漣水,扇惑我山東之民,造釁百端,不念伯姪無窮之好,僥倖於不可 知之虜。」33宋廷雖也料到金可能會以此為由開啟兵端,但仍不送歲幣以往,

也就是要等金有所行動再回應,宋方將主動權讓給金,也是史彌遠不願釁由我 啟的重要象徵。

金宣宗於興定元年(宋嘉定十年,1217)四月,以宋歲幣不至為由,興師 伐宋。34史彌遠見和局已破,宋金勢必一戰,故轉而奏請寧宗下詔伐金。而從戰 事開打前後史彌遠的態度看來,一方面史氏不希望由宋主動挑起戰爭,這是審 慎評估兩國實力後的務實策略;另一方面,金主動向宋宣戰,史彌遠奏請寧宗 向金宣戰,表示史彌遠絕非一味主和,而避戰畏戰,只是不到最後關頭,不敢 舉數千萬人之性命輕於一擲。

二、 宋八年抗金之成效與影響

金國因難以抵擋北方蒙古之進逼,不得不放棄中都,遷都南京(即宋故都 汴京)。河北、山東一帶土地亦盡為蒙軍所佔,導致金疆土大幅縮減。故從一般

金國因難以抵擋北方蒙古之進逼,不得不放棄中都,遷都南京(即宋故都 汴京)。河北、山東一帶土地亦盡為蒙軍所佔,導致金疆土大幅縮減。故從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