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相秉國—史彌遠掌政下之南宋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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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廖隆盛. 教授. 權相秉國—史彌遠掌政下之南宋政局. 研究生：廖健凱撰一百零二年六月.

(2) 摘要本論文欲研究的範疇為南宋政治史，關注的時空斷限，則聚焦於寧宗與理宗兩朝為相的史彌遠（西元 1164-1233 年）掌政期間，而探討的主要範疇則是「權相政治」的表現，以史彌遠的掌政下的南宋政局作為主軸探討。本文以史彌遠施政為主軸，將其決策過程與行事風格作為考察的中心，從其崛起歷程，取得皇帝、皇后的支持與信任，掌握朝臣的手段，以及處理外交的策略方針等面向，企圖了解、詮釋史彌遠的「久相專權」，以探討在這段期間南宋政治的特色。此外，在攸關南宋存亡的對外關係上，史彌遠又是採如何的態度來應對。總評史彌遠掌政之政局，清除政敵，他有著膽大心細的布署，但關於振衰起敝，中興宋室卻力有未逮；周旋外侮，他有著臨機應變的謀略，然其志在固權而不在天下，史彌遠的權位與宋室的存亡，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與其冒險出擊，藉恢復故土以建蓋世之功，不如觀時待變，以禦強敵，但如此一來也難免引起清議人士對他苟且偷安之抨擊。史彌遠任相二十四年餘，以忠奸辨之易流於淺薄、片面的評價，史彌遠之久相專權，寧宗與理宗固然責任最重，然就主庸臣強之際，彌遠之掌政並但無嚴重失誤之處，更在蒙金虎視的局勢中，穩住陣腳。就開禧北伐後，至聯蒙滅金前的晚宋政局而言，史彌遠在此階段的作為仍是值得肯定的。. 關鍵詞：南宋、史彌遠、宋寧宗、權相.

(3) 目錄第一章緒論 ........................................................................................... 1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研究主旨 .............................................................................. 1 第二節研究回顧 ................................................................................................. 3 第三節史料選材、議題限制與章節架構 ..........................................................11. 第二章奮進善謀：史彌遠的崛起 ...................................................... 15 第一節史彌遠的出身與早年交遊 .....................................................................15 第二節「玉津園之變」—宦途轉捩點..............................................................24 第三節政變過後之對金議和 .............................................................................41. 第三章拜相兩朝：史彌遠久相專權的形成與意義 ........................... 45 第一節初掌朝政：勢力重組下的人事搬風 ......................................................45 第二節謀易嗣君：遠己之害陰謀於變..............................................................54 第三節親上御下：史彌遠權位穩固的關鍵 ......................................................65. 第四章度時勢而決機要：謹交慎戰的對外策略 ............................... 75 第一節對金戰守：釁不我啟的中心原則 ..........................................................75 第二節歸正用防：以山東忠義軍為例的探討 ..................................................87 第三節趨向聯蒙：三國勢力消長下的宋廷抉擇 ..............................................97. 第五章結論 ....................................................................................... 109 一、謀畫政變誅侂冑 ........................................................................................ 109 二、獨相掌政擅廢立 ........................................................................................ 110 三、抗金交韃圖國存 ........................................................................................ 112. i.

(4) 附錄 ..................................................................................................... 117 宋太師左丞相衛國忠獻王神道碑 ..................................................................... 117. 徵引書目 ............................................................................................. 121 壹、. 史料........................................................................................................ 121. 貳、. 近人研究 ................................................................................................ 123. 一、. 中文專書 ................................................................................................ 123. 二、. 外文專書 ................................................................................................ 124. 三、. 學位論文 ................................................................................................ 124. 四、. 期刊論文 ................................................................................................ 125. 五、. 研討會論文 ............................................................................................ 125. 圖次圖 1-1 史彌遠像 ................................................................................... 14. 表次表 1-3-1 史彌遠任宰執年表 ................................................................. 13 表 2-1-1：史彌遠紹熙元年至開禧三年仕宦經歷 ............................... 23 表 4-2-1：李全軍在宋金戰爭中之戰況 ............................................... 92. ii.

(5) 第一章緒論本論文欲研究的範疇為南宋政治史，關注的時空斷限則聚焦於寧宗與理宗兩朝為相的史彌遠（西元 1164-1233 年）掌政期間，而探討的主要範疇則是「權相政治」的表現，以史彌遠的掌政下的南宋政局作為主軸探討。以下且分作三節陳述本文之研究動機與主旨、學界研究成果之回顧與史料選材及章節架構。.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研究主旨在中國歷史中，趙宋王朝與當時的異民族國家之間，始終存在著許多大小衝突，尤有甚者，在宋欽宗靖康二年（1127），金國軍隊攻陷汴京，擄走徽欽二帝。後代史家也據此將宋代的歷史分為兩個時期，一為北宋時期，一為南宋時期。關於宋代的政治史研究，由於後世研究者本身關注議題之不同，以及留傳後世之史料數量等因素，而存在著研究成果分佈不均的情形，如有學者統計出對於宋代帝王研究：「至今為止，有關北宋帝王研究的論著約佔總數的 80%，其中太祖、太宗及徽宗三帝的論著即占總數的 65%；而有關南宋後七位皇帝的論著單占總數的 3%。」1是故宋代政治史的研究，南宋時期的部分似乎仍有頗大的發揮空間，此亦為本論文選取南宋一朝的原因之一。關於南宋政治史的分期，學界似乎尚未有明確的定義與討論，然就寺地遵在《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一書，主要討論高宗朝的政治史看來，寺地遵將南宋初期視作高宗一朝。此外，孝宗即位後銳意恢復的表現，與高宗立足臨安，議和保全以求穩固基礎的背景，也產生時空上的差異，則孝宗朝應可視為中期之始。孝宗即位後將權力收回手中，宰執易位頻繁且影響力銳減，並逐漸出現親任近習的現象，更引發士大夫集團與近習的對立，至寧宗朝韓侂冑掌政時的慶元黨禁為衝突的高峰。開禧二年（1206）韓侂冑決意北伐，卻在戰事失利的情 1. 朱瑞熙、程郁，《宋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32。 -1-.

(6) 況下，身殞於史彌遠為達成議和所主導之宮廷政變。接著便是史彌遠掌政並擴大權力的階段，不但孝宗朝以來近習干政的現象為之終止，也一改南宋中期二次伐金的主動性，以穩健觀望的態度面對變局。這種政治情勢的轉變，本文將其視作南宋中期過渡至後期的分野。本文主角史彌遠的從政時期，大致上處於南宋中期過渡至後期的轉移點上。史彌遠開始任官於光宗紹熙元年（1190），等到韓侂冑開禧北伐失利，史彌遠才掌握此一契機而崛起，主導誅除韓侂冑之政變，獲得皇帝賞識拔擢進入權力核心。至於本研究選擇以史彌遠為核心，主要原因有二，一為史彌遠在南宋後期政治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在寧宗朝為相十六年，在理宗朝擔任相職亦有九載，合計二十五年，乃宋代擔任相職時間最久者，亦被後世視為「權相」的代表人物之一。南宋四大權相之中，秦檜、韓侂冑、賈似道皆被列入奸臣傳中，只有史彌遠例外，清儒錢大昕故有此一嘆：「如何一卷奸臣傳，卻漏吞舟史太師。」2背後隱含著何種特殊意義值得深究。另一原因則為南宋後期政治史的學術研究成果，在整個南宋政治史研究的分布上明顯偏少，故希望在此論題中加以探討。宋室南渡以來，由於時局動盪，宰相兼樞密的情形變得頻繁，財權也為宰相所掌握，相權開始集中，也逐漸出現「久任專權」的宰相，從前人的研究中不難發現，他們雖然面對不同的皇帝，但皆深曉皇帝是他們權力的源頭，似乎只要取得皇帝信任加上打擊異己，便可飛黃騰達。然而審視南宋幾位權相的背景，卻發現其中也充滿許多異質性，如權相有進士出身者，亦有外戚身分者；在外交上的態度有主和亦有主戰等等。故令筆者不禁懷疑，究竟權相掌政在南宋政治史上象徵著甚麼意義？是否不同的權相掌政時，會呈現不同特色？學界目前關於權相的研究大多以個案為主，卻惟獨史彌遠的討論偏疏。本文以史彌遠施政為主軸，將其決策過程與行事風格作為考察的中心，從其崛起 2. ［清］錢大昕，《潛研堂詩續集》（四部叢刊正編本，台北：台灣商務，1979 年），卷 2，〈過安陽有感韓平原事四首〉，頁 609。 -2-.

(7) 歷程，取得皇帝、皇后的支持與信任，掌握朝臣的手段，以及處理外交的策略方針等面向，企圖了解、詮釋史彌遠的「久相專權」，以探討在這段期間南宋政治的特色。此外，在攸關南宋存亡的對外關係上，史彌遠又是採如何的態度來應對。除了論斷史彌遠個人之功過，以及南宋的政局演變外，也希望跳出一般對權相的刻板印象－即具有強烈的權力欲、生性陰狠狡詐、隻手遮天－等窠臼，勾勒出此時期權相政治的特質，而能對整個南宋政治史的研究有所助益。. 第二節研究回顧在宋史研究的領域中，長久以來呈現北宋多於南宋之情形，而南宋時期的研究成果又較為偏向高宗、孝宗兩朝。即便是以南宋政治史上著名的權相作為個案研究，討論史彌遠之論著與高宗時的秦檜、寧宗時的韓侂冑，以及理宗時的賈似道等人相比，在數量與深入程度上，皆明顯不足，因此可說，史彌遠的研究實較為冷門。然而，史彌遠為南宋一朝在位最久的丞相，其掌政時又值金國日衰、蒙古崛起的國際變局，他在政治上的謀略與作為，實影響南宋晚期發展甚鉅。若論及南宋中後期政治史，實無法也不應忽視此人。有鑑於此，儘管學界以史彌遠為專題式的研究偏少，仍可從南宋政治、外交、軍事史，甚至家族史等研究範疇上，對目前史彌遠的研究概況，作一扼要之回顧。3 Richard L. Davis（戴仁柱）的 Court and Family in Sung China 960-1279: Bureaucratic Success and Kinship Fortunes for the Shih of Ming-chou 算是最早對史彌遠及四明史氏家族有深入研究，並取得不錯成果的著作。4本書乃自戴氏博士論文修訂而成，從史家崛起的背景開始討論，而以史浩、史彌遠與史嵩之三位曾在南宋擔任宰相的重要人物為主軸貫穿全書。作者以史氏家族作為個案，藉此呈現一個家族在南宋的政治、社會中如何運作與發展，並運用族譜、文集與方志等資料，不僅詳細敘述了史浩、史彌遠、史嵩之的生平事蹟，也關注到 3. 本文所討論的史彌遠相關研究，除了他個人外亦涉及史彌遠掌政時期的南宋政局。 Richard L. Davis, Court and Family in Sung China 960-1279: Bureaucratic Success and Kinship Fortunes for the Shih of Ming-chou,(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6)。 4. -3-.

(8) 史家其他族人的活動情形。關於此書之評論亦可詳見柳立言、黃寬重合寫之書評。5本書第四章為敘述史彌遠的部分，作者認為在誅殺韓侂冑、擁立理宗、殺害濟王等事件中，史彌遠都並非主謀。然而在這些事件背後，史彌遠卻碰巧都是最大的受惠者，作者在此處似乎未提出令人信服的論點。長久以來，史彌遠在官場擅權謀的形象，屢次在政變危機中取得勝利的結果，都是他是被視為權相的因素之一。尤其他沉著應對的態度與主導主謀的角色，皆為掌控大局不可或缺的關鍵。因此釐清史彌遠在上述重大政變中所扮演的角色，應是南宋政治史研究上一個重要的課題。關於史彌遠的研究，尚有楊宇勛的〈史彌遠年譜—以官廷政爭、宋蒙金三國關係、崇揚道學為中心〉一文，6作者對於史彌遠為相時期，依時序發展環繞著宮廷政爭、宋蒙金三國關係與崇揚道學等三個議題，闡述其歷史意義並提出評價，立論平穩、架構健全。作者將史彌遠為相時期分作三期，開禧三年（1207）的玉津園之變，與嘉定十七年（1224）擁立理宗兩次重大事件，為史彌遠政治生涯的兩次轉捩點。作者認為史彌遠的久相並非偶然，蒙古的崛起、嘉定年間的宋金戰事，以及外藩入繼受彌遠擁立的理宗，都是彌遠成為權相的重要原因。此外，作者也提到權相干預皇位繼承，象徵著相權之高漲、皇權之低落。不過這個部分並未作更深入的探討，其實關於「權相」的概念，楊宇勛亦嘗云：「觀諸有宋一代，較之國史諸朝，權相多似乎是其宰輔制度之特點，尤其以南宋為甚。蔡京、秦檜、韓侂冑、史彌遠、賈似道等五大權相，南宋佔其四者。」 7. 劉子健指「（南宋）君主自第二位孝宗以後，多半庸弱。權相擅政，一般官吏. 萎靡。」8而屈超立將權相定義為「宰相利用掌握的權力，專立己威；排斥政敵，網羅黨羽；控制臺諫，抑制言路；蒙蔽君主，專擅大權。」更指出南宋最著名 5. 黃寬重、柳立言，〈戴著《宋代中國的宮廷與家族》評介〉，《漢學研究》（5：1，1987 年 6 月），頁 295-303。 6 楊宇勛，〈史彌遠年譜—以官廷政爭、宋蒙金三國關係、崇揚道學為中心〉，《文史論集》，第一期，1990 年，頁 14-32。 7 楊宇勛，〈史彌遠年譜—以官廷政爭、宋蒙金三國關係、崇揚道學為中心〉，頁 14。 8 劉子健，《兩宋史研究彙編》（台北：聯經，1987 年），引言頁 7。 -4-.

(9) 的四大權相為秦檜、韓侂冑、史彌遠和賈似道，其擅權時間共達七十二年。9胡昭曦的看法也與之相似，他指出，宋室南遷，秦檜、韓侂冑先後擅權，形成了權相政治。宋寧宗嘉定元年以後，權相專政漸達於頂峰，其中史彌遠居相位二十六年，獨相時間達二十五年；賈似道居相位十七年，獨相九年。10 由此可知治南宋史的學者都曾留意到權相的存在，然而權相的形成條件有何共通點？在施政上又表現出如何的特殊性？權相的出現，究竟在皇權與相權的角力中象徵著何種態勢？以上問題的釐清，都可使權相在南宋政治史的形象，呈現得更為深刻。虞雲國在《宋光宗˙宋寧宗》一書中，主要講光宗與寧宗兩朝的政局，其中韓侂冑及史彌遠都有不少篇幅的敘述，但大部分仍屬時序上平鋪直敘的寫法，關於韓、史兩權相的前後迭起，虞氏認為史彌遠發動玉津園政變的主要目的就是奪取相位，故後來有人提醒寧宗要防止「一侂冑死，一侂冑生」的情形，此話便是針對史彌遠而說。11 對此，小林晃的《南宋寧宗時期史彌遠政權的成立及其意義》提出另一看法，他認為韓侂冑政權所代表的是，寧宗延續孝宗朝以來皇帝獨斷，為了打擊宰執專權而重用側近武臣的政治模式。12當時朝臣上奏所謂的「一侂冑死，一侂冑生」乃是擔憂會有第二個側近武臣的出現，朝中有不少士大夫臣僚都提出過類似的警示聲音，甚至包括史彌遠本人。小林氏又指出，為了抑制皇帝獨斷與側近武臣壟斷朝政，並恢復以宰執為領導的政治體制，嘉定以來有兩項制度的變化。第一，錢象祖、衛涇及史彌遠等主導朝臣向寧宗建議，讓皇太子視朝預聞政事，並設置資善堂會議，於下朝 9. 屈超立，〈從賈似道專權看南宋權相政治形成的原因〉，《宋代文化研究》，第四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 年，頁 102。 10 胡昭曦，〈略論晚宋史的分期〉，《胡昭曦宋史論集》（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160-161。 11 虞雲國，《宋光宗˙宋寧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 年），頁 274。 12 小林晃所指的側近武臣即當時所稱之近習。見氏著〈南宋寧宗時期史彌遠政權的成立及其意義〉（開封：河南大學，2012 年 8 月 20-22 日，宋都開風與十至十三世紀中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頁 2。 -5-.

(10) 後與宰執共議國事。太子參政擁有部分處理政務的權力，這是從皇帝身上轉移而來，而太子要行使這樣的權力又必須與宰執商議，如此一來，資善堂會議也間接加強了宰執的決策權。第二是樞密院承旨司的宰相直轄化。作者指史彌遠掌政時，刻意安排心腹擔任檢正、都司，而這些人大多具有實務能力。而檢正、都司則是負責中書門下省與尚書省行政文書的官員，這些人的另一共同特徵，是皆擔任過樞密院都承旨或副都承旨，而這又是負責樞密院文書行政的職位。孝宗以來令側近武臣任此職，直接掌握樞密院的命令系統，不僅實現皇帝的獨斷政治，也導致側近武臣的能力增強。然嘉定以來史彌遠開始掌握這兩個職位，遂不再出現側近武臣擔任的現象。作者認為這一方面除了突顯出史彌遠為加強自身權力的野心，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壓制皇帝的獨斷政治，而以上兩項政局上的變化，都獲得士大夫官僚的支持。小林晃指出史彌遠政權下，南宋政局所產生的兩項重大變化，主要代表著士大夫集團對孝宗朝以來近習掌權的反動，也就是說在誅韓之後，一開始士大夫官僚們與史彌遠處於合作的情形，他們的目標是防止近習再起，這樣的觀點於以往所少見，的確值得重視。不過此文篇幅不長，雖點出幾點特殊見解，卻仍有再進一步探討的空間。如資善堂會議的設置使皇太子得以參與政務處理，但皇太子因此獲得多大的權力，對宰執的權力究竟加強了多少，仍須舉更多實例析論。此外，小林氏又指出韓侂冑政權的型態與史彌遠政權是截然不同的，因為韓侂冑出身皇帝近臣，並無科舉功名，而且韓氏專權十三年，實際任相不過兩年，史彌遠卻一直都是以宰相職位主持政局。如此一來，如何界定與解釋韓侂冑與史彌遠這兩位權相，便成為一項有趣的議題了。作者又指出，史彌遠政權的成立，結束了孝宗以來皇帝獨斷、近習掌權的政治模式，然史彌遠掌政後，寧宗的角色依舊不太引人注意，故韓侂冑掌政與史彌遠掌政時期，寧宗扮演如 -6-.

(11) 何的角色是值得探討的議題。由於韓侂冑為近臣，憑著皇帝的權力而不斷擴張自身的勢力；而史彌遠任宰相時，小林晃認為，史彌遠藉由設立資善堂會議與樞密院都承旨直轄宰相二事，打破了孝宗以來的皇帝獨斷與近習掌權的政治模式，加強了宰執的權力基礎，換言之，一開始史彌遠擴張相權必須主動爭取，並非被動由皇帝所決定的。不過在史彌遠的宰執生涯中，寧宗與理宗對他皆十分優禮寬待，也對他的掌權有相當助益，是故在位皇帝與權相發展的關係，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才能有更精確的解釋。史彌遠掌政時期的外交政策，著實牽動著南宋政局的發展，黃寬重的《晚宋朝臣對國是的爭議－理宗時代的和戰、邊防與流民》13，即從和戰、邊防與流民等三大議題，透過朝臣的議論分析當時的政爭現象，而本書討論的時間範圍大致落在寧宗朝中後期，與理宗朝前期，正與史彌遠掌政期間相當重疊。本書在對金和戰議題上，將史彌遠視作朝廷內主和一派之首。當嘉定七年（1214），金主遣使來索宋廷積欠歲幣之時，引起朝臣一番議論，雖有真德秀為首的士大夫主張罷歲幣，與金絕交，但史彌遠一方面拖延歲幣，另一方面仍遣使不絕。黃寬重認為是金廷的南侵政策改變了史彌遠的主和態度。至蒙古崛起後，聯蒙議題又引發了朝臣的討論，作者認為早期史彌遠的外交政策，是依客觀形勢發展來決定因應策略的，並不受聯蒙派或反聯蒙派所影響。直到擁立理宗事件後，史彌遠就轉至聯蒙的途徑上了。在南宋對外重要的和戰議題上，作者點出了史彌遠改變態度的現象，並析論其關鍵因素。在宋與金、蒙的戰事關係上，值得一提的是李天鳴的《宋元戰史》。本書主要對宋蒙之間的戰爭作全面性的探討，較偏重於戰爭的經過與戰略的分析。然而作者也討論到史彌遠對金、蒙兩國的政策，作者認為史彌遠自嘉定以來對金固守和好政策，即使後來被迫與金開戰也不想擴大戰爭，更不想要全面北伐。這樣的態度更明顯地表現在對山東地區的政策上，作者指出嘉定十二年（1219） 13. 黃寬重，《晚宋朝臣對國是的爭議－理宗時代的和戰、邊防與流民》，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 1978 年。 -7-.

(12) 宋朝幾乎收復整個山東地區，但卻不派遣有威望的大臣率領正規軍前去駐守，反而令忠義軍駐守山東。史彌遠之所以採取如此策略，主因為忠義軍若得勝，則宋廷獲得實際利益；倘若失敗，宋廷也可推卸責任，不致引起金朝的大舉報復。史彌遠對蒙古的策略，大致上也與此相差無幾，作者認為史彌遠這種不積極北上攻擊，與不派遣正規軍駐守山東，而任由義軍進攻退守的政策，大體上是正確的。14作者著重於史彌遠策略運用的角度給予評價，屬於較務實的層面。近年針對史彌遠對外政策的專題式研究方面，黃俊豪的《史彌遠為相時期（1208-1233）之北方政策》，15以史彌遠對金、蒙與山東忠義軍等三方面所運用的策略為討論主軸。作者指出當時宋廷的清流派士大夫幾乎都反對與北方的威脅勢力妥協，所以他們總是反對史彌遠那種模稜兩可的對外政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也提出與黃寬重相似的觀點，他認為在寧宗朝，史彌遠對外並無明顯主戰或主和，乃從中立的角度依情勢作判斷。然而在理宗即位後，因史彌遠擁立事件，引起清流派反感，也造成史彌遠面對清流派堅持對金主戰，且拒絕聯蒙的意見大相逕庭，致使宋廷走向聯蒙滅金一途。史彌遠擁立理宗一事固然在當時引起頗大爭議，從內部政爭影響對外策略的環節而言，此事的確影響重大，然史彌遠對外關係的天平之所以傾向蒙古，除了內部政爭的因素影響之外，國際情勢的走向也是影響史彌遠的重要力量，這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議題。本文作者最後也認為史彌遠穩重不輕啟戰端的對外政策，讓宋廷順利度過了不穩定的局面。楊宇勛的〈南宋史彌遠為相時期的北方政策：從謹守邊備到聯蒙滅金〉分別討論史彌遠對蒙古、金國、西夏、山東忠義軍的應對策略，其中對蒙、金兩國的探討較多。作者指出自嘉定四年（1211 年）蒙古攻金起，史彌遠必須面對北方新的國際局勢，而嘉定四年至十年（1211-1217）金宣宗起兵攻宋以前，史. 14. 李天鳴，《宋元戰史》(台北：食貨出版社，1988 年)，頁 195-204。黃俊豪，〈史彌遠為相時期（1208-1233）之北方政策〉，［第三屆中南部地區八校歷史相關系所研究生論文發表會］（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2008 年 12 月 13 日），頁 12-13。 15. -8-.

(13) 彌遠以韓侂冑慘敗的歷史教訓為鑑，採謹守邊備的政策，不願捲入金蒙戰爭，且從嘉定五年（1212）起就停止輸金歲幣。而嘉定十年（1217）宋金開戰之後，宋蒙雙方試探合作，儘管蒙軍曾強行借道宋境四川，沿途燒殺劫掠，但宋廷卻試圖息事寧人，不欲正式與蒙古翻臉。到了紹定六年（1233），決定合蒙滅金。史彌遠對金政策的轉變乃被動的因應，並非主動的改變。最後，作者認為史彌遠面臨北方之變局，其應對政策多為被動，不主動出招，雖有苟安之樣貌，但也正與之權謀風格如出一轍，其外交策略可謂見招拆招，具有權變而彈性的特色，因勢利導，謀而後動。16 作者從務實的角度，將史彌遠的外交策略放在當時的情勢下，進行觀察討論，對傳統批判史彌遠苟安的史料，以理解的態度跨越盡信的框架，將史彌遠掌政時期幾個重要的外交策略，都進行深入的分析。其中關於史彌遠隱忍蒙古擾境、借道等態度，作者認為史彌遠主要不希望與蒙古全面衝突，以避免同時面臨與金、蒙開戰的險境。此外，宋金戰事一開始宋方稍居劣勢，後來轉危為安，各有勝負，史彌遠遂不再有議和的念頭。然而在嘉定十七年（1224）宋金結束戰爭後，雙方似乎沒有特別來往，當時史彌遠已經知道蒙古不斷向金進兵壓迫，如此的態勢是否也成為影響史彌遠外交策略的關鍵因素之一，也值得仔細思索。宋廷與蒙來往，對蒙忍讓；對金則逐漸冷淡，如此對照下，也可察覺出史彌遠在詭譎的國際情勢下，所抉擇的靠攏方向。此外，史美珩的《是奸相還是能臣：史彌遠歷史真相研究》則是第一部以史彌遠為研究主體的專書，17也是不折不扣的翻案型論著。作者分七個主題分析探討史彌遠，分別是〈家世篇〉、〈誅韓篇〉、〈抗金篇〉、〈立理篇〉、〈行政篇〉、〈探謬篇〉、〈雜議篇〉等，全書各篇的內容，都圍繞著史彌遠是奸相還是能臣. 16. 楊宇勛，〈南宋史彌遠為相時期的北方政策：從謹守邊備到聯蒙滅金〉（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2012 年 12 月 7 日，第三屆「漢化‧胡化‧洋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頁 1-19。 17 史美珩，《是奸相還是能臣：史彌遠歷史真相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年。 -9-.

(14) 的中心問題所展開。作者本身似乎是四明史氏宗族的後裔，18作此書除學術研究外，或許也有意為宗族歷史人物史彌遠洗清罵名。然單從學術的角度而言，本書提供了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觀點，使得學人也必須重新檢視史彌遠在南宋掌政的重要性，以及史彌遠的個人形象與評價問題。史美珩首先在〈誅韓篇〉指出，寧宗與楊皇后才是整起政變的主謀，史彌遠不過是最得力的助手，楊皇后拿到的御批是韓侂冑的催命符。寧宗雖然面對楊后罷黜韓侂冑的提議不願正面回答，作者認為這是「默許」的態度。此處作者似乎忽略了史彌遠在政變的源起與部署的關鍵地位，此外，寧宗自即位以來對政事尚無主見，甚至在紹熙內禪之時，還不太願意接皇位，由此可知，寧宗的能力與膽識有限，面對皇后的陳請，可能只是優柔寡斷。即便寧宗與皇后皆有意除去韓侂冑，政變的內容究竟是史彌遠籌畫或帝后所決定也值得深究。此外，皇子趙曮在政變中的角色也不應忽略。本書〈抗金篇〉提到嘉定十年（1217）起持續八年的宋金戰事，南宋朝廷能長期持續抗金，掌政的史彌遠有其值得稱道之處。〈立理篇〉內，作者指楊皇后的角色為理宗受立的合法根據，再者，原本的皇子趙竑身分並非皇太子，法理上都不是皇位的唯一繼承人，所以不應指史彌遠擅自廢立。作者的確指出幾點關鍵處，然而將趙昀（即理宗）一步步從沂王嗣子到立為皇子，卻也是史彌遠的計畫，終極目標的確就是要取代趙竑。重點在於史彌遠如何運用寧宗與楊后的關係達到他的目的，這才是史彌遠權謀老練，手法高明之處。綜觀以上針對史彌遠的研究回顧可知，學界對史彌遠的討論，仍有許多可以發展挖掘的空間。以權相的內涵而言，由於權相的出現與皇帝有密切的關係，史彌遠在朝廷的作為，他如何與寧宗、楊后相處，甚至在先後的皇子之中取得個人最大的利益，仍可深入探討。史彌遠掌政期間，他與朝中諸大臣之間的關係是否一成不變，或有階段性的改變，也值得注意。關於史彌遠的外交策略， 18. 史美珩自稱東漢溧陽侯史崇的六十世孫。見史美露，《南宋四明史氏》（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2006 年），頁 11。 - 10 -.

(15) 在史彌遠以不變應萬變的方針下，宋、蒙、金三國勢力的消長，是否也成為影響史氏最終選擇聯蒙滅金的關鍵因素，也是可以進一步討論的議題。至於史彌遠個人歷史評價的問題，隨著個人解讀史料的角度差異，會有許多不同見解，換言之，史彌遠既然具有爭議，也代表他仍有頗多討論空間與價值。以人物作為個案的歷史研究，無法忽略對案主的評價，在分析史料之餘，如何就事論事，以務實的角度看待當時人的作為，是基本而重要的態度。面對史彌遠如此爭議的人物，如何公允評斷，也是南宋史的研究上，有待學人耕耘、填補之處。. 第三節史料選材、議題限制與章節架構南宋後期的相關史料與初期相比，現今者留存相當有限，本研究希望以史籍、時人文集與筆記史料中的記載，盡量蒐羅出南宋後期與史彌遠或政局有互動的資料，雖然史彌遠權傾一時，然《宋史˙史彌遠傳》對其敘述的篇幅甚微，加上本身亦無著作傳世，故希望能從時人對政局的評論旁敲側擊。史籍部分重要的有《宋史》、《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宋季三朝政要》、《宋代蜀文輯存》、《宋會要輯稿》等；文集部分如真德秀、洪咨夔、劉克莊、魏了翁等人傳世之著作；筆記史料重要的如周密的《癸辛雜識》與《齊東野語》、葉紹翁的《四朝聞見錄》以及羅大經的《鶴林玉露》等。本文以史彌遠為題，最大的限制來自於史料的缺乏，其次是史料所呈現的立場框架。傳統對史彌遠的批評，其觀點大多來自於當時的理學士人。今日經由留存後世的文集，可見他們當時所書之奏摺文章，其中反映著理學家的價值觀，在他們眼裡，史彌遠固權專政，避戰苟安，然而如此說法，或許還能從其他角度再深入理解，如史彌遠在朝中勢力日益膨脹的過程，如果這不是史彌遠的獨角戲，則皇帝與其他臣僚的角色，也值得加以所注意。至於對外苟安的批評，似乎更應該從當時南宋環伺強敵的背景作分析，注意史彌遠決策的用意與結果，或者能對史彌遠的對外政策有更深的理解。總之，由於大部分士人文集 - 11 -.

(16) 的史料，存在頗多既定的立場，大多對史彌遠抱持負面評價，以致在材料使用上無法盡信，故除了歸納相關資料以外，對比驗證與時勢考量皆是本文所著重之法。章節的安排上，扣除緒論與結論部分，內文分三個部分；首先討論史彌遠的崛起歷程，從他的家世背景講起，由於史彌遠出身四明史氏，是相當有名望的地方家族，而父親史浩也曾在孝宗朝擔任宰相之職，這部分對他的學術交遊及官場經歷，自然影響不小。接著是史彌遠主導了謀誅韓侂冑的政變經過，是為「玉津園之變」，此起政變後隔年起，史彌遠從禮部尚書遷知樞密使事，進而再拜右丞相。除了丁母憂的五個多月之外，他自初拜相至身歿，共計有二十四年餘的丞相生涯。史彌遠任宰執的詳細時間，可見表 1-3-1。「玉津園之變」可視為其仕宦生涯的轉捩點，因此他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便值得深究。第二部分則是史彌遠拜相兩朝期間的掌政歷程，主要焦點為史彌遠在官場上的政治手段，以及和寧宗、理宗的共處情形，藉以討論史彌遠久相專權的實情與意義。第三部分探討史彌遠的外交政策，在面對蒙古、金以及邊界歸正人的外交問題上，在攻防進退的詭譎情勢下，宋廷的每一個決定都與其存亡息息相關，史彌遠採取的策略方針為何？以上皆是本論文欲深入探討的問題。. - 12 -.

(17) 表 1-3-1 史彌遠任宰執年表時間寧宗開禧三年十二月二十四. 西元紀年. 升遷. 1208 年 1 月 13 日. 同知樞密院事. 1208 年 2 月 9 日. 知樞密院事. 1208 年 8 月 6 日. 兼參知政事. 1208 年 11 月 19 日. 拜右丞相. 1208 年 12 月 31 日. 丁母憂去位. 1209 年 6 月 7 日. 起復右丞相. 1233 年 11 月 24 日. 致仕. 日（乙丑）寧宗嘉定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壬辰）寧宗嘉定元年六月二十三日（辛卯）寧宗嘉定元年十月十日（丙子）寧宗嘉定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戊午）寧宗嘉定二年五月四日（丙申）理宗紹定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壬辰）資料來源：［宋］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12 月. - 13 -.

(18) 圖 1-1 史彌遠像. 出處：史美露，《南宋四明史氏》，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2006 年，頁 31. - 14 -.

(19) 第二章奮進善謀：史彌遠的崛起本章焦點在於史彌遠從政崛起之歷程，共分三節探討；第一節對史彌遠的家世—四明史氏進行概略了解，並關注其父史浩與彌遠早年交遊之師友對其往後進入官場的影響。第二節則以「玉津園之變」為主軸，討論史彌遠在此一政變中扮演的關鍵地位，以及其晉升宰執後與其他大臣的政治鬥爭。第三節探討他誅除韓侂冑後與金交涉的後續發展。. 第一節史彌遠的出身與早年交遊本節先從史彌遠的出身背景進行介紹，包括其先祖以及其父親史浩—四明史氏家族第一位擔任朝廷宰相者。進而略述史彌遠早年仕宦生涯經歷，以及日常與士人交遊之情形，冀能從此一窺彌遠於政壇崛起之前的家世與學術背景。. 一、史彌遠先祖背景概述宋人樓鑰曾經指出：「四明衣冠之族，紹興以來，莫盛於史氏。」1除了顯赫地方之外，史氏在南宋政局中，也占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甚至有「一門三宰相，四世五宰執」之宗族榮景。2然而史彌遠的先世，由於並非達官顯貴亦無名門望族之身分，故相關史料記述十分匱乏，僅可從史浩〈葬五祖衣冠招魂辭〉中略知一二。其中述其先祖之處，乃經過長途遷徙才轉而居住於鄞，且先世無人為官仕進：. 自杜陵而侯溧陽兮，捨溧陽而遷徙，既游宦於東南兮，遂卜蔭鄞之桑梓，方躬耕於農畝兮，故韜晦而弗仕。3. 1. ［宋］樓鑰，《攻媿集》（四部叢刊正編本，臺北：臺灣商務，1979 年），卷 105，〈朝請大夫史君墓誌銘〉，頁 1022。 2 ［宋］袁桷，《延祐四明志》（宋元方志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 6，〈人物攷下〉，頁 6222。 3 ［宋］史浩，《鄮峰真隱漫錄》（四庫全書珍本二集，臺北：臺灣商務，1971 年），卷 41，〈葬五世祖衣冠招魂辭〉，頁 2a。 - 15 -.

(20) 四明史氏直到史才於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中進士，才出現了家族內第一個進士，史才即史彌遠祖父史師仲之弟。樓鑰嘗云：「吾鄉之登政者，實自公（史才）始。」4而史才在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1153）十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5為其政治生涯之高峰。然而此一時期由於正逢秦檜專權柄國之際，史才實際上並無多大作為，後世對其評價亦屬負面，如稱「檜兩居相位凡十九年，每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不使干預政事，備員而已。」6而史才正是其所謂「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的其中一員。《宋史》的記載亦指秦檜獨相，而其擢用之執政只是「拱默而已」。7儘管如此，史才能夠在朝作官並且位及執政，這對史氏家族的昌盛，以及後代子孫仕途發展，仍大有助益。而至孝宗時，史彌遠之父史浩更登上相位，此對史彌遠的仕途發展，雖稱不上有決定性的影響，但必有助益。. 二、史浩生平與彌遠早年宦途史浩字直翁，明州鄞縣人，乃彌遠之父。早年「家道貧窶，攻苦食淡，有人所不堪。」8故其早年事蹟不顯，其本傳述其「紹興十四年（1144）登進士第，調紹興餘姚縣尉，歷溫州教授，郡守張九成器之。」9事實上，在紹興二十三年（1153），當時丞相秦檜便曾表示延用之意，《寶慶四明志˙史浩傳》載：「給事中林一飛來致宰相秦檜意言：『已留國子監書庫官擬令姪矣。』」而史浩卻向其叔父表示：「秦似難與同處，且浩以省試前十名，于法今當受教官，可不安分乎。」 10. 史浩的婉拒一則顯現其謹守朝廷規制，二則也可看出其敏銳的觀察力，避免. 自己和當時的宰相秦檜有所關連，甚至這也是為其身為執政的叔父史才避嫌。. 4. 樓鑰，《攻媿集》，卷 105，〈朝請大夫史君墓誌銘〉，頁 1022。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卷 16，頁 1097。 6 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卷 16，頁 1105。 7 ［元］脫脫等撰，《宋史》（點校本，北京：中華，1977 年），卷 473，〈秦檜傳〉，頁 13765。 8 史浩，《鄮峰真隱漫錄》，卷 42，〈妻冥忌設祭祝文〉，頁 5a。 9 《宋史》，卷 396，〈史浩傳〉，頁 12065。 10 ［宋］胡榘等纂，《寶慶四明志》（宋元方志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卷 9，〈史浩傳〉，頁 5094。 5. - 16 -.

(21) 再者，史浩宦途順遂之際會，卻與得到高宗賞識有莫大的關係。《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記載：「史文惠初為學官，以論儲副事受知高皇，遂諭大臣令除館職，且曰：『此乃是一人才也。』後四日，又兼二王府教授。」11在此所論之儲副事乃《宋史˙史浩傳》指史浩以國子博士向高宗建議「普安（即孝宗）、恩平二王宜擇一以係天下望。」12深得高宗意，後「（紹興）三十年，普安郡王為皇子，進封建王，除浩權建王府教授。」13自此史浩便成為了孝宗的老師。至紹興三十二年（1162）五月二十八日，高宗立建王為皇太子，14史浩之政途始突飛猛晉。六月四日，命「宗正少卿史浩，守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15十一日，孝宗受禪。16史浩以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知制誥。17八月五日，除為參知政事。18隆興元年（1163）正月九日，史浩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19是為其政治生涯之頂峯。甚至有評論謂「（浩）由太學博士改秩自此，六年以至相位，近世未有也。」20 巧合的是，史浩子彌遠在寧宗朝曾任皇太子趙曮的老師，史彌遠的心腹鄭清之也曾是宋理宗為皇子時的老師，而彌遠與清之後來亦皆位及宰相。雖然為皇子師不見得皆能位極人臣，但是對仕途的發展仍大有幫助。史浩過去曾自述「某奮自寒素，遭世盛明，今者聯班孤傅，賜第寓京，子弟亦受國恩寵，通籍金閨，此一門之榮已極通顯矣。」21可見史氏一族的仕途發展，因史浩為孝宗所用得登相位，實為關鍵。在孝宗朝，史浩曾二度任相，第一次拜相於隆興元年（1163）正月，是年 11.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乙集，卷 8，〈史文惠以論儲副受知〉，頁 626。 12 《宋史》，卷 396，〈史浩傳〉，頁 12065。 13 《宋史》，卷 396，〈史浩傳〉，頁 12065。 14 《宋史》，卷 33，〈孝宗本紀〉，頁 617；又見卷 396，〈史浩傳〉，頁 12065。 15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1956 年），卷 200，頁 3380。 16 《宋史》，卷 33，〈孝宗本紀〉，頁 617。 17 《宋史》，卷 396，〈史浩傳〉，頁 12065。 18 《宋史》，卷 33，〈孝宗本紀〉，頁 619。 19 《宋史》，卷 33，〈孝宗本紀〉，頁 621。 20 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 17，孝宗紹興三十二年，頁 1147。 21 史浩，《鄮峰真隱漫錄》，卷 42，〈男彌遠受官告祖先文〉，頁 7a。 - 17 -.

(22) 五月罷；第二次在淳熙五年（1178）三月拜相，是年十一月罷。居相位時間雖然不久，然仍有兩項特點對當時政局頗有影響，一為廣薦士，二為主守成。孝宗初立時，與史浩商討國是，問其曰：「今設施何先？」對曰：「莫如保固邊鄙，收拾人才。頃秦檜輔政，妬賢嫉能，所廢黜多名士，今以禮召之，士氣必伸，而得其用，斯治舉矣。張浚已召，張燾、辛次膺皆執政才也。」上從之。史浩再云：「周葵、任古、胡銓、張戒、王十朋請悉召之。」22 史浩所薦者有傾向主戰一派者如張燾、辛次膺、胡銓與王十朋等；也有意見較主和者如周葵、任古等。由此可見，儘管史浩本身對和戰議題採持重守成的態度，但向孝宗薦士並不偏向對和戰態度有特別立場者，甚至當時主戰大臣張浚，也曾受史浩所薦。當張浚以召進，孝宗將任為江淮宣撫使拜少保，史浩曰：「浚名重當世，久為秦檜所抑，既大用之，恩禮宜加厚。」乃進少傅，升魏國公。23陸游也曾指史浩力薦張浚於孝宗，並嘗乞用張浚為首相，而己佐之。24 然而史浩反對張浚貿然出兵也是事實，孝宗即位後銳意恢復，張浚態度主戰，對此，史浩上疏曰：. 靖康之禍，孰不痛心疾首？悼二帝之蒙塵、六宮之遠役，境土未還，園陵未蕭。此誠枕戈待旦、思報大恥之時也。然陛下初嗣位，不先自治，安可圖遠？矧內乏謀臣，外無名將，士卒既少而練習不精，而遽動干戈以攻大敵，能保其必勝乎？苟戰而捷，則一舉而空胡庭，豈不快吾所欲；若其不捷，則重辱社稷，以資外侮，陛下能安於九重乎？上皇能安於天下之養乎？此臣所以食不甘味而寢不安席也。25. 22. 《寶慶四明志》，卷 9，〈史浩傳〉，頁 5095。《寶慶四明志》，卷 9，〈史浩傳〉，頁 5096。 24 見［宋］陸游撰，《劍南詩稿》（收於《陸放翁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70 年），卷 20，〈太師魏國公輓歌詞〉之四，頁 484。 25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丙集，〈張史和戰異議〉，頁 102。 23. - 18 -.

(23) 史浩從實務面的評估，認為孝宗初登大寶，若能圖復中原自然是美事一樁，然而就國力而言，不自量力而輕啟兵卹，難以保其必勝。又曰：. 德壽豈無報復之心？時張、韓、劉、岳，各擁大兵，皆西北戰士，燕、薊良馬；然與之角勝負於五十載之間，猶不能復尺寸之地。今欲以李顯忠之輕率，邵宏淵之寡謀，而欲取勝，不亦難哉。惟當練士卒、備器械、固邊圉、蓄財賦、寬民力，十年而後用之，則進有闢國復讐之功，退無勞師費財之患，此臣素志天下大計也。26. 由此可知，史浩認為若在無驍勇之將而兵卒短缺的情形下妄開兵端，實為不智之舉，以當時情勢而言，應以充實國力為先，俟良機以圖恢復。在張、史兩人相持不下的情況下，張浚奏孝宗曰：「史浩意不可回也，恐失機會，惟陛下英斷。」於是不由三省、樞密院，徑檄諸將出師。史浩知其故，遂請歸罷。臨去前尚勸孝宗曰：「願陛下審度時勢，若一失之後，恐終不得復望中原矣。」27 史浩此次去相，相隔十五年後，於淳熙五年（1178）三月復召為相，其時史浩已高齡七十三，入相頗為勉強。史浩的二次入相依舊勇於薦士，理學家朱熹、呂祖謙、張栻等人皆列其中。28由於孝宗親政以來汲汲於恢復一事，政事少委諸宰相，是故宰相對政事之意見與孝宗不合，多逢免之。孝宗在位期間出現宰相不久任的現象，也有學者認為此乃象徵宰相於孝宗朝之重要性逐漸減輕。29 史浩復相的時間並不長，史浩二次去相與孝宗親信近臣王抃有關。時王抃掌軍權，因殿、步二司軍多虛籍，乃命殿前司各募兵三千以充之，然事實上名為招募，實為強捕市人充軍，因而引發城中騷動，且軍人恃眾，侵奪民財。史浩聞之，即奏請釋放被捕者，並執軍民讙呶者送獄，淳熙五年（1178）十一月 26. ［宋］周密，《齊東野語》（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卷 2，〈符離之師〉，頁 29。周密，《齊東野語》，卷 2，〈符離之師〉，頁 30。 28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丙集，〈史文惠薦士〉，頁 125。 29 見蔣義斌，《史浩研究—兼論南宋孝宗朝政局與學術》（收入王明蓀主編《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二編，第 22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 年），頁 69。 27. - 19 -.

(24) 七日，孝宗下詔從軍法處置。史浩力爭以為不可，論之甚激，以致孝宗怒謂：「然則比朕於秦二世也？」30史浩最終亦以此事去相，於十一月十五日，罷為少傅，充醴泉觀使，兼侍讀。31 史浩去相後改任經筵，不久於淳熙八年（1181）八月乞歸里，在辭陛之時上陳孝宗，希望孝宗內修政事以厚植國本，作為恢復之根本，32這與其在隆興初年對國是的看法一致，可見其兩次拜相與去相之間，對和戰之意見一貫的堅定。而史浩辭陛時又薦士人十五人於朝廷，包括薛權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謙、葉適、崔惇禮、崔惇詩、袁燮、趙善譽、張貴謨、胡拱、舒璘、舒烈、王恕等。33此次所薦之士以象山學派者為要，綜觀史浩在朝時期所薦之士，多非出於私情，真德秀亦稱史浩「所薦進皆海內第一流，不以同異為用捨。」34 史浩曾在鄉里有「真隱園」之築，他去相歸里後，常與明州諸士大夫於此園中講唱，其中包括當時較有名望的「明州四先生」，35他們皆為陸九淵的門人。故史浩「真隱園」之築有助於陸九淵之學在浙東地區的傳衍，而史浩的後世子弟也多宗象山學。36《宋元學案》中記載史氏從學於楊簡、袁燮二人者，有史彌忠、史彌堅、史彌鞏、史彌林、史守之與史定之等。37 全祖望在其《題忠定鄮峯真隱漫錄》中曾云：「（史浩）其家居，則遣其諸子從慈湖（楊簡）、絜齋（袁燮）講學。又延定川（沈煥）之弟季文於家，以課諸子。故其諸子率多有學行可觀者，其不馴者，止同叔（史彌遠）、子申（史嵩之）耳。」38可見史氏一門在學術上與象山學是有相當程度的淵源；史浩與鄉里 30.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 7，〈史文惠以直諫去位〉，頁 615-616。《宋史》，卷 35，〈孝宗本紀〉，頁 669。此事亦可詳見蔣義斌，《史浩研究—兼論南宋孝宗朝政局與學術》，頁 71-72。 32 史浩，《鄮峰真隱漫錄》，卷 9，〈臨陛辭自進內修八事劄子〉，頁 3a-4a。 33 史浩，《鄮峰真隱漫錄》，卷 9，〈陛辭薦薛淑似等劄子〉，頁 1a-3a。 34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四部叢刊正編本，臺北：臺灣商務，1979 年），卷 35，〈史太師與通奉帖〉，頁 546。 35 即楊簡、舒璘、袁燮與沈煥。見［明］黃宗羲，《宋元學案》（收入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四至六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年），卷 76，〈廣平定川學案〉，頁 16。 36 參見蔣義斌，《史浩研究—兼論南宋孝宗朝政局與學術》，頁 102。 37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74，〈慈湖學案〉，頁 940-941；及卷 75，〈絜齋學案〉，頁 1010-1011。 38 見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40，〈橫浦學案〉，頁 628-629。 31. - 20 -.

(25) 的儒者們也維持著良好的師友關係，然全祖望將史彌遠視為「不馴」子弟之輩。事實上，史彌遠也有相來往的士大夫，如師事陸九淵的「燭湖先生」孫應時，於《宋元學案》〈槐堂諸儒學案〉有傳，本身也著有《燭湖集》傳世。彌遠與其父史浩皆與之有往來，如當孫應時赴遂安任官，史浩有作〈送孫季如赴遂安序〉勉勵之。在《燭湖集》中亦有與彌遠往來之書信，如孫應時在〈與史同叔書〉中對彌遠有以下一段敘述：. 太傅以盛德大忠，功在社稷天人，所相年位尊高至此，諸友雍容，少年坐以顯貴，天下望之真神仙也。努力學問，儒素清苦，不為富貴之氣所移。通知國家源流，習朝廷憲度，講太傅宰相事業，不媿韓范諸大家於以報稱君父其志。39. 這段敘述不免有溢美之詞，然「努力學問，儒素清苦，不為富貴之氣所移」此一形容，視作彌遠在早期登相位時具有的一種氣質，或許更能突顯其政治生涯不同階段的性格轉變。由於父親史浩曾官至宰相的關係，史彌遠便有資格蔭補入仕，儘管在宋代憑恩蔭補官，在地位上遠無法與科舉中進士相提並論，對史彌遠而言，他在「淳熙六年（1179），補承事郎。八年（1181），轉宣義郎，銓試第一，調建康府糧科院，改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十四年（1187），舉進士。」40據此可知，史彌遠先以父澤蔭補入仕，經過八年的努力於科舉考試中考取進士，在考取進士前的任官，或許對其有所助益。如當代學人游彪所指出，官宦世家的子弟除了受皇帝特賜進士出身之外，通常也會參加科舉考試，以取得進士身分，然而官宦家庭通常家境殷實，與一般平民百姓甚至寒素人家相比，求學之路因生活所影響的可能性較低，此外， 39. 見［宋］孫應時，《燭湖集》（四庫全書珍本四集，臺北：臺灣商務，1972 年），卷 8，〈與史同叔書〉，頁 3b-4a。 40 《宋史》，卷 414，〈史彌遠傳〉，頁 12415。 - 21 -.

(26) 有些官宦子弟也有一邊憑蔭補作官，一般準備科舉考試的情形，而且官宦之家通常有相當的家學淵源以及藏書，也比較熟悉朝廷情況，比較容易在考試中取得先機，是故官宦之家的子弟在科舉考試上，比一般百姓有明顯的優勢存在。41 史彌遠是家族中惟一既有蔭補得官又考取進士的人，可知彌遠不僅懂得善用其優勢，而且對於功名是有相當企圖心的。整體而言，史彌遠的先祖背景尚不顯赫，史氏一門自史才開始在政壇發跡，至史浩官拜宰相後始可謂榮顯，彌遠亦曾以父澤蔭補得官。然而彌遠的企圖心使他繼續往科舉的路上前進，舉進士後歷經中央與地方的官職派任，若有機會向皇帝進言，亦剴切陳詞，如在施政措置上，他曾對寧宗建議「乞旌廉潔之士，推舉薦之賞；濬溝洫，固堤防，實倉廩，均賦役，課農桑，禁末作，為水旱之備；葺城郭，修器械，選將帥，練士卒，儲粟榖，明烽隧，為邊鄙之防。」42 彌遠父史浩對他期望甚高，從〈男彌遠受官告祖先文〉可見：「某之所期望於彌遠者，當思所以稱其恩光，不願其志效一官而自足也。」43雖然彌遠的仕宦生涯只是剛起步，但是父親史浩對他的期望，已是企盼他能夠光宗耀祖，至於史彌遠權位陡升的部分將在後段章節詳述之。史彌遠自淳熙十四年（1187）舉進士，至開禧三年（1207）因政變成功誅除韓侂冑之前的二十年間，官位尚不甚高，然其仕宦經歷觸及地方與中央頗為豐富。開禧年間，史彌遠由地方轉入中央，又擔任資善堂直講，一方面回到朝廷，另一方面接觸到當時的皇子趙曮，這也使得日後史彌遠，有機會得以進行政變的謀畫。以下列出史彌遠舉進士後，直至謀起政變之前的仕宦經歷，作一簡表以供參考：. 41. 詳見游彪，《宋代蔭補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年），頁 394-396。《宋史》，卷 414，〈史彌遠傳〉，頁 12415。 43 史浩，《鄮峰真隱漫錄》，卷 42，〈男彌遠受官告祖先文〉，頁 7b。 42. - 22 -.

(27) 表 2-1-1：史彌遠紹熙元年至開禧三年仕宦經歷在位皇帝. 光宗. 授官時間：年號（西元）. 官職名稱. 紹熙元年（1190）. 授大理司直。. 紹熙二年（1191）. 遷太社令。. 紹熙三年（1192）. 遷太常寺主簿，後丁父憂。. 慶元二年（1196）. 復為大理司直，尋改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慶元四年（1198）. 授樞密院編修官，遷太常丞，尋兼工部郎官，改刑部。. 寧宗. 慶元六年（1200）. 改宗正丞，出知池州。. 嘉泰四年（1204）. 提舉浙西常平。. 開禧元年（1205）. 授司封郎官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秘書少監，遷起居郎。. 開禧二年（1206）. 兼資善堂直講。後封為鄞縣男兼權刑部侍郎。. 開禧三年（1207）. 改禮部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仍兼刑部。. 資料來源：《宋史˙史彌遠傳》，頁 12415-12416.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對金和戰的爭論上，史彌遠與父親史浩的態度十分相似。當韓侂冑建開邊之議，寧宗詔群臣言事，彌遠上疏曰：. 若夫事關國體、宗廟社稷，所係甚重，詎可舉數千萬人之命輕於一擲乎？京師根本之地，今出戍既多，留衛者寡，萬一盜賊竊發，誰其禦之？若夫沿江屯駐之兵，各當一面，皆所以拱護行都，尤當整備，繼今勿輕調發，則內外表裏俱有足恃，而無可伺之隙矣。所遣撫諭之臣，止令按歷邊陲，招集逋寇，戒飭將士，固守封圻。毋惑浮言以撓吾之規，毋貪小利以滋敵之釁，使民力愈寬，國勢愈壯，遲之歲月，以俟大舉，實宗社無疆之福。44. 史浩與史彌遠向皇帝表示對金和戰之意見，兩人在竟有如此不謀而合的審慎。此外，由於史浩與彌遠兩父子任相時期，各身處不同皇帝在位，故儘管兩. 44. 《宋史》，卷 414，〈史彌遠傳〉，頁 12416。 - 23 -.

(28) 人面對外敵的態度相類，遭遇卻大相徑庭。巧合的是孝宗朝張浚、寧宗朝韓侂冑兩人出兵的結果，都以失利作結，是故孝宗捨史浩之論，而遭符離之敗；寧宗信侂冑之議，乃致開禧之潰。從兩次戰役的失利而言，史浩與史彌遠在知己知彼的眼光上，確實比張浚及韓侂冑銳利許多。尤為難能可貴者，史浩的上疏論對金和戰為其任相時期；史彌遠的上疏卻在韓侂冑掌政時期，彌遠與侂冑素無交情，其言論膽敢與韓侂冑相異，可謂冒著相當大的風險，不過這卻也清楚表達出他與韓侂冑在朝立場的對立。除了史彌遠之外，當時也有其他大臣反對北伐，故史彌遠不僅看清政局氛圍，也抓住機會，聯合反韓或反北伐者，主導這場誅除韓侂冑的宮廷政變。. 第二節「玉津園之變」—宦途轉捩點本節將以「玉津園之變」為主軸，針對史彌遠在政變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與皇帝、皇后及其他共謀之臣僚間的聯絡關係，加以檢視。主要分成三個段落探討，首先須了解政變前夕的政治情勢，即韓侂冑在開禧北伐失利下，面臨如何內外交迫的窘境？有哪些人欲藉此除之而後快？再者，在醞釀政變的謀劃中，史彌遠在北伐戰事後的參與，有何種關鍵作用？最後，史彌遠與皇帝、皇后與其他共謀之臣僚們的關係又是如何？以上是為本節將深入理解的重點。. 一、政變背景：北伐失利下的政局暗潮紹熙內禪寧宗即位後，隨之而起的是兩大集團之間的政治鬥爭，一以當時右丞相趙汝愚、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為首的道學型士大夫集團，另一則是以寧宗近習韓侂冑為首的反道學官僚集團。兩派對立的起源，須追溯至紹熙五年（1194）六月，太上皇孝宗崩，而光宗以疾不肯執喪所引起之政治危機。當時知樞密院事趙汝愚曾透過韓侂冑，藉其知閤門事之職與其外戚身分，取得與憲聖太后的聯繫與支持，順利讓光宗退位，寧宗即位，是為「紹熙內禪」。此後，韓侂冑便恃其居中傳話之功，希望能升節度使一職，然而趙汝愚卻. - 24 -.

(29) 認為，此事乃是趙氏宗室與外戚責無旁貸之事，何以言功，拒絕了韓氏之請求。此外，趙汝愚又「收召四方知名之士，聚於本朝，海內引領，以觀新政。」45趙汝愚廣聚與己同道的道學型士大夫於朝廷，很明顯地意在拓展個人的政治空間，進而排擠韓侂冑在朝廷的勢力。紹熙五年（1194）七月，起居舍人劉光祖嘗提醒寧宗，政令當出自中書，由皇帝親審而行，並論及韓侂冑之非。八月，朱熹以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召於長沙，十月上劄陳事，諫寧宗曰：. 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況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為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46. 朱熹深恐皇帝近習用事之弊延續至寧宗朝，故勸寧宗須防範近臣竊柄，主威下移之積習。近年來有研究指出，道學集團對韓侂冑的批判，正是他們對於孝宗以來皇帝近習預政批判的延續。47韓侂冑知此事大怒，遂與其同黨討論如何除去道學集團之首朱熹。48 另一方面，由於寧宗初膺大寶年僅二十又五，年歲尚輕。朱熹對寧宗的進講諫事過於急切且嚴厲，招致了寧宗的不快與不耐，寧宗曾云：「初除朱熹經筵爾，今乃事事欲與聞。」這件事也給了韓侂冑一個除去朱熹的可趁之機，遂於紹熙五年（1194）閏十月二十一日下御批：「朕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 45. ［宋］不著撰人，《慶元黨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451 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 年），頁 25。 46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叢刊正編本，臺北：臺灣商務，1979 年），卷 14，〈經筵留身面陳四事劄子〉，頁 209。 47 張維玲，《從南宋中期反近習政爭看道學型士大夫對「恢復」態度的轉變（1163～1207）》（收入王明蓀主編，《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三編，第十七冊，永和：花木蘭，2010 年，初版），頁 134-135。 48 《慶元黨禁》，頁 26。 - 25 -.

(30) 已除卿宮觀，可知悉。」49朱熹遭罷後，許多道學官僚上諫寧宗，中書舍人陳傅良認為朱熹乃三朝故老，本難進易退，如今卻輕易地以內批罷之，可謂舉朝失色。50起居舍人劉光祖則舉唐太宗之於魏徵此一暫怒旋悔之例，謂朱熹明先聖之道，乃當世宿儒，皇帝初膺大寶，不當無故去之。51 同樣為道學集團的吏部侍郎彭龜年，本與朱熹相約同論此事，卻因出使金國未及舉措。至龜年返，知朱熹遭罷，是年十二月，上疏數韓氏之姦，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者。大臣或不能知，而侂冑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為後患。」寧宗則回應：「侂冑朕之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52龜年遂上疏求去。韓侂冑則一面開始引同黨入掌執政，一面利用臺諫打擊道學集團成員。紹熙五年（1194）九月，以刑部尚書京鏜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御史中丞謝深甫劾中書舍人陳傅良，罷之。同月十四日，以京鏜為參知政事，十五日，監察御史劉德秀劾起居舍人劉光祖，罷之。《宋史》稱京鏜藉附韓氏而平步青雲，於國事謾無可否，但奉行侂冑風旨而已。又薦引劉德秀排擊善類，於是有偽學之禁。此外，與韓侂冑同陣線的謝深甫也因打擊道學人士，於慶元元年（1195）四月，簽書樞密院事位列執政官。道學官僚逐一為韓侂冑所除，趙汝愚的處境更顯得岌岌可危。韓侂冑同樣利用臺諫官的職權來攻擊趙汝愚，慶元元年（1195）正月，擢李沐為右正言。二月二十二日，右正言李沐奏劾趙汝愚「以同姓居相位，數談夢兆，專政擅權，欺君植黨，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以尊安天位，塞絕姦源。53十一月二十五日，監察御史胡紘劾趙汝愚「唱引偽徒，謀為不軌」，乃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 49. ［元］不著撰人，《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點校本，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 年，以下簡稱《宋史全文》），卷 28，〈宋光宗〉，頁 1990-1991。 50 ［元］陳傅良，《止齋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150 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 年），附錄〈蔡幼學行狀〉，頁 924。 51 《宋史》，卷 397，〈劉光祖傳〉，頁 12100。 52 《宋史》，卷 393，〈彭龜年傳〉，頁 11998。 53 ［宋］不著撰人，《續編兩朝綱目備要》（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卷 4，〈慶元元年二月戊寅條〉、〈慶元元年四月庚申條〉，頁 60-61。 - 26 -.

(31) 永州安置。54經過一連串的打擊，汝愚在赴謫所途中染疾而卒。道學型士大夫集團的勢力削弱與韓侂冑權勢漸增的消漲下，朝廷內已形成以韓侂冑為中心的當權勢力，有研究認為韓侂冑對金態度傾向於北伐恢復，而當時金朝在韃靼壓迫下又有衰弱的徵兆，乃形成開禧北伐的客觀因素；加上韓侂冑與楊皇后之間的衝突及其企圖創造更輝煌的功績，以襯合既有的崇高權位，並且彌補其打擊道學官僚群的過失，以及企圖轉變南宋始終屈服於金朝的劣勢；甚至於以其功臣後裔的身分，在心理上造成的歷史使命感等因素交集而成韓侂冑決議用兵的主觀要素。55 自慶元（1195）以來，南宋官員對金朝的動態便多有注意，參知政事京鏜曾奏云：「近來金虜被韃靼侵擾，傳聞不一。然虜情叵測，須預為之備。但兵力未壯，民力未裕，國力未強，正須講究。」御史中丞謝深甫的看法是「但恐機會之來，有不可失。積蓄固當為備，然鹿台之財，鉅橋之粟，乃商紂為武王積。」 56. 就當時情勢而言，韃靼部落分布在金國北方，對金叛服無常，在金世宗時，. 太尉徒單克寧便曾建議用兵未果。57至金章宗明昌元年（宋紹熙元年，1190），金北邊屢傳警報，太傅徒單克寧、參知政事完顏守貞皆主出師，章宗本來也同意，並命樞密使夾谷清臣發兵，然御史中丞張萬公則以勞民上勸章宗，故後來章宗詔百官議於尚書省後，決定罷兵。58 儘管用兵一事暫罷，金章宗對於北方的防禦與戍守卻絲毫沒有鬆懈。明昌三年（宋紹熙三年，1192），詔百官商議北邊開壕一事，藉開築壕塹以備大兵。 59. 然而壕塹卻因「旋為風沙所平，無益於禦侮，而徒勞民。」時止時行，成效不. 54. 《宋史全文》，卷 29 上，〈宋寧宗一〉，頁 2007。黃俊彥，《韓侂冑與南宋中期的政局變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6 年 7 月），頁 185。 56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1957 年 11 月，初版），兵 29 之 46，〈邊防〉，頁 7315。 57 ［元］脫脫撰，《金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 97，（移剌益傳〉，頁 2160。徒單克寧於金大定二十六年（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任太尉，明昌元年（宋光宗紹熙元年， 1190）為太傅。 58 《金史》，卷 95，〈張萬公傳〉，頁 2102。 59 《金史》，卷 9，〈章宗本紀〉，頁 221。 55. - 27 -.

(32) 彰。60除了開壕之外，戍守北邊的士兵也逐日增多。同年七月，章宗增北邊軍一千二百人。明昌五年（宋紹熙五年，1194），再命將領於北邊屯營，正積極準備來年對北邊的用兵。61 明昌六年（宋慶元元年，1195）起，章宗先後令左丞相夾谷清臣、右丞相完顏襄出兵北境平亂，戰事雖屢傳捷報，但並沒有完全解除北方韃靼部族的反抗與騷擾，加上其他地區又趁起叛事，如金承安元年（宋慶元二年，1196）十一月十五日，特滿羣牧契丹陁鎖、德壽反。62戰事因而無法速戰速決，隔年八月，章宗以邊事未寧，詔集六品以上官於尚書省，問攻守之計。其中「議者共八十四人，言攻者五，守者四十六，且攻且守者三十三，召對睿思殿，論難久之。」63可知朝臣大多不願戰事持續下去。大動干戈的結果也對金國力造成沉重的負擔，金承安二年（宋慶元三年， 1197），章宗便諭宰臣曰：「比以軍須，隨路賦調。司縣不度緩急，促期徵斂，使民費及數倍，胥吏又乘之以侵暴。其令提刑司究察之。」64此外，除了契丹族的反叛，韃靼部落的侵擾也對金國形成壓力。承安三年（宋慶元四年，1198），同判大睦親府事完顏宗浩上奏章宗，欲請領兵平亂，章宗從之，但囑宗浩曰：「將征北部，固卿之誠，更宜加意，毋致後悔。」65宗浩遂北進與韃靼諸部激戰，終告捷而還。然而，北邊的寧靜並不長久，金泰和三年（宋嘉泰三年，1203），又因為北邊不寧，詔群臣商議開築壕塹以備守戍。因此，在金國北方內憂紛擾的情勢下，給予南宋朝臣議論趁機北伐的空間。《宋史˙韓侂冑傳》記：. 60. 《金史》，卷 95，〈張萬公傳〉，頁 2104。《金史》，卷 10，〈章宗本紀〉，頁 232-233。 62 《金史》，卷 10，〈章宗本紀〉，頁 240。 63 《金史》，卷 10，〈章宗本紀〉，頁 242。 64 《金史》，卷 10，〈章宗本紀〉，頁 241。 65 《金史》，卷 915，〈完顏宗浩傳〉，頁 2073。 61. - 28 -.

(33) 安豐守厲仲方言淮北流民願歸附，會辛棄疾入見，言敵國必亂必亡，願屬元老大臣預為應變計，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言。開禧改元，進士毛自知廷對，言當乘機以定中原，侂冑大悅。詔中外諸將密為行軍之計。. 朝廷外有來自宋金邊境之消息，朝廷內有如淮東安撫使鄭挺，侍御史鄧友龍等朝臣鼓動韓氏北伐，加深了韓侂冑北伐的決心。一開始侂冑之外甥張嗣古任生辰使至金，返宋後立馬受邀至侂冑府第，問金虛實，嗣古對曰：「以某計之，敵未可伐。幸太師勿輕信人言。」侂冑默然。不久又派禮部侍郎李壁使金，李壁歸，侂冑問之，回曰：「敵中赤地萬里，斗米萬錢；與韃為讎，且有內變」，侂冑大喜。66由於韓侂冑本有北伐之意，故聞金衰勢則喜。的確，金國北方的韃靼部族對金所造成的壓力與威脅，對宋而言未嘗不是一個機會，然而兩國交戰，除了宋軍的戰鬥力能否與金兵抗衡的問題之外，另還有一關鍵，即宋的國力是否足夠支持主動出擊的北伐戰事。事實上，當時宋在財政與軍事上的情況，皆不足以負擔這場戰爭。從反對者的意見便可窺見端倪。史彌遠對韓侂冑欲用兵北伐的態度，有段史料相當值得深思：. 今之議者，以為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此為將之事，施於一勝一負之間，則可以爭雄而捷出。若夫事關國體、宗廟社稷，所係甚重，詎可舉數千萬人之命輕於一擲乎？67. 史彌遠作戰講求策略，先發與後發必須視情況而定，此段話反映出史彌遠個人的作戰哲學，也體現在他往後布謀政變、對外交涉的策略中。史彌遠誅韓侂冑、擁立理宗等政變的運作，便是先發制人，迅速果決而達成效。但換成對金國、蒙古等鄰國的交涉，便以周旋、觀望、不主動挑釁等策略對付。主要就是必須. 66 67.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乙集，〈開禧兵端〉，頁 87-88。《宋史》，卷 414，〈史彌遠傳〉，頁 12416 - 29 -.

(34) 考量到後果的輕重，戒逞一時之快，而誤大局。其他如魏了翁在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時，曾論此事：. 國家紀綱不立，國是不定，風俗苟偷，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皆謂將有北伐之舉，人情恟恟，憂疑錯出。金地廣勢強，未可卒圖，求其在我，未見可以勝人之實。盍亦急於內修，姑逭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不可忽也。68. 淮南西路安撫使宇文紹節，也曾提醒韓侂冑謂：「公有復讎之志，而無復讎之路。有開邊之害，而無開邊之利。不量國力，浪為進取計，非所敢知。」69工部侍郎傅伯成亦上言：「為天下者惟信與義，大義苟未能伸，莫若守信待時。今兵財俱困而妄動，以為疑敵，某實憂之。」又云：「國家既未能滅虜，不宜輕敗盟約，盜由我境，彼則有詞。」70此外，潼川守領楊輔、湖廣總領傅伯成言兵不可動，抵罪。武學生華岳乞斬侂冑、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諫議大夫李大異亦論止開邊。然而華岳下大理劾罪編置，大異則斥去。71儘管朝廷內出現不少反對用兵北伐的意見，但韓侂冑已大權在握，對反戰之議充耳不聞，加上部分主戰派官僚的附和，宋金之間的戰爭已無法避免。而另有一值得注意的現象，即有不少韓侂冑身邊的重要同僚，同時也是朝廷的頂層官僚，對於北伐一事仍採保留之態度。如向來諂事侂冑的許及之，慶元年間，寧宗初即位，許及之除吏部尚書兼給事中，二年未獲升遷，見侂冑則聲淚俱下，訴說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甚至「膝屈」以求，侂冑遂進及之同知樞密院事。嘉泰二年（1202），拜參知政事，三年，韓氏以許及之知樞密院事. 68. 《宋史》，卷 437，〈魏了翁傳〉，頁 12965。另可參見［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四部叢刊正編本，臺北：臺灣商務，1979 年），卷 21，〈答館職策一道〉，頁 199-203。 69 《宋史》，卷 398，〈宇文紹節傳〉，頁 12117。 70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四部叢刊正編本，臺北：臺灣商務，1979 年），卷 167，〈龍學行隱傅公行狀〉，頁 1480。 71 《宋史》，卷 474，〈韓侂冑傳〉，頁 13744-13745。 - 30 -.

(35) 兼參知政事，並令其出守金陵，許竟辭不行，四年四月十一日，乃罷。72 當時執政張孝伯與費士寅對於用兵北伐一事，「心知其難而未敢顯諫，皆出之。」73參與史彌遠誅韓政變成員之一的錢象祖，乃孝宗時執政錢端禮之孫，以祖恩補官，早年對韓氏也頗獻殷勤。慶元三年（1197），韓侂冑生辰宴席，時象祖權工部尚書，獻珍珠飾品十副，皆光彩奪目。74嘉泰四年（1204），同知樞密院事，開禧元年（1205），以參政兼樞密，而不久卻在開禧二年（1206）三月二十四日，以「懷姦避事」遭罷。75 可見當時韓侂冑身邊的執政同僚對用兵一事的立場，多有與韓氏相左者，而他們的相繼罷職出走，也使得韓侂冑在朝廷的勢力趨於孤立，這也為往後政變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宋金間衝突的開端，始於南宋邊將蓄意使盜賊寇擾金境，藉以試探金國的反應。金泰和五年（宋開禧元年，1205），宋人「入確山界奪民馬。三月，焚平氏鎮，剽民財物，掠鄧州白亭巡檢家貲，持其印去。」五月，金章宗詔平章政事僕散揆為河南宣撫使，並令其移文責宋興兵之事，而宋廷回應此事乃邊境盜賊所為，是邊將失職，已黜之。此外，金邊臣又受宋邊將之賄，皆向金廷報宋增戍乃因防盜，而且兵亦百姓並無來侵之意，金章宗對此便不深究，金泰和五年（宋開禧元年，1205）八月，詔罷宣撫司。76然而宋仍持續對金的騷擾，故金章宗於泰和六年（宋開禧二年，1206），宋賀正旦使陳克俊離開前，遣御史大夫孟鑄諭之，大意為宋不斷有盜賊犯金邊境，金群臣皆指宋渝盟，而章宗仍為兩國和好之計暫且涵容，然邊境之擾若未能平息，則金國也無法繼續坐視下去。77 章宗以兩國和好歲久，不願輕啟邊卹的態度，卻更加助長了韓侂冑揮軍北. 72. 《宋史》，卷 394，〈許及之傳〉，頁 12042。又見梁天錫，《宋宰相表新編》（臺北：國立編譯館，1996 年），頁 404。 73 《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卷 9，〈開禧二年五月丙戌條〉，頁 162。 74 《慶元黨禁》，頁 39。 75 《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卷 9，〈開禧二年三月乙巳條〉，頁 160。 76 《金史》，卷 98，〈完顏匡傳〉，頁 2167。 77 《金史》，卷 12，〈章宗本紀〉，頁 273。 -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