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在臨安建立了南宋政權之後，將宋的國祚延續了一百五十二年，在 這段期間內，南宋朝廷仍時時刻刻都受到外族的武力威脅。朝廷內部又出現權 相迭起掌政的現象，此一情形可謂南宋政治上一大特徵，史彌遠的崛起約在南 宋立國的中段時期，正當韓侂冑開禧北伐如火如荼地進行著，而又荒腔走板地 失控中，史彌遠憑著過人的膽識與謀略，為寧宗誅除韓氏，將宋室轉危為安並 且趁勢崛起。二十六年後，史彌遠的病逝，恰好在宋廷聯蒙滅金的前夕，兩件 重要對外戰事之間，夾存著史彌遠久相專權的掌政歷程，這二十餘年來的功過 應當如何論斷，本文試圖以對南宋政局發展的利弊為中心，歸結以下幾點心得，
對史彌遠個人的歷史評價作一總結。
一、謀畫政變誅侂冑
開禧北伐一役，韓侂冑誤判情勢，宋軍戰況緊急，儘管遣使尋求和議，卻 換來金主「縛送賊魁」的苛刻條件，使韓侂冑面臨騎虎難下之局面。當時還只 是禮部侍郎的史彌遠，不懼官微言輕，展現其無比的膽識與野心。其時朝中不 支持北伐的大臣並不只史彌遠一人，但敢聯合皇子，說服皇后支持發動政變，
並且主導策畫者，卻落在史彌遠身上。在寧宗胸無定見，韓侂冑一意孤行，而 宋軍又無法抵擋金兵攻擊的情形下，讓戰火停息的唯一出路，似乎就繫於這場 政變。
史彌遠行事果斷迅速，加上聯絡諸大臣配合，皇后又與禁軍統領裡應外合 得宜，順利完成這場政變，也對南宋政局的穩定形成決定性的作用，但過程中 卻顯露出主庸臣強的態勢，政變中另外兩個關鍵的角色：楊后與禁軍統領夏震，
就實際呈現出朝廷體制的破壞，前者能替皇帝下御批，當然這方面韓侂冑也是 箇中能手，卻也自食惡果了，但這些都是不合行政程序的權謀手段。而禁軍統 領竟與朝臣合謀在皇城內誅殺大臣，這也是宋立國以來所未聞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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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局的後續發展來看，雖然在政變中隱約可見楊后在禁中的作用，在史 彌遠掌政期間，楊后也仍有一定影響力，但卻不至紊亂南宋朝政，御筆政治的 情形，在嘉定以後也變得罕見，只是楊后的地位，卻成為往後彌遠擁立理宗最 重要的一步棋。而夏震協助政變成功也有莫大的功勞，然其兵權也未威脅皇權 的穩固。整體而言，政變所產生的後遺症並不明顯，整體而言，由禮部侍郎躍 升宰執的史彌遠可謂最大的受益者。韓侂冑的項上人頭則成為其輕然啟釁的代 價，儘管這也是對宋國體的一大污辱，卻也是當時委曲求全的必要條件。總之，
「玉津園之變」不僅是史彌遠政治生涯的轉捩點，其使南宋政局得以轉危為安，
寧宗的皇帝寶座未被動搖，也可視為南宋朝廷一次化危機為轉機的關鍵。
二、獨相掌政擅廢立
史彌遠自起復之後，受寧宗信任不僅位居右丞相，更獨相二十四年多，直 至其病逝而止。寧宗在位時期，史彌遠一方面聯合大臣建議寧宗使皇太子與聞 政事，並設置資善堂會議，讓皇帝部分權力轉移到太子身上，再藉由太子須與 宰執議事的規制，間接使宰執獲得更多權力。另一方面，景獻太子本與彌遠善，
太子在朝中地位增高，對史彌遠有利而無弊。史彌遠進而安排自己的心腹，擔 任負責各行政單位的文書工作職位，如中書的檢正、尚書的都司，與樞密院都 承旨等，以利其掌控政令之下達。
雖然從制度上來看，史彌遠破除了孝宗以來，天子為集中權力，令近臣得 以趁機擴充實力，宰執喪失職權的現象，但身為丞相，史彌遠的權力也不斷的 擴張，這一部分是其運用政治手段得來，另一部分也是受寧宗信任所賦予。兩 者的差異在於，皇帝所集中的權力，當其信任近臣，而不希望宰執分權的狀況 下，能代皇帝行使君權的就是近臣，如韓侂冑者，這也是南宋中期士大夫們所 抨擊的近習亂政現象。若皇帝願意將權力讓宰相去行使，在朝廷體制內還算合 理，然當宰相不斷的獲取皇帝授與的權力而行使，便成為權傾朝野的權相，如 史彌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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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觀之，史彌遠的掌政似乎有一層「代行君權」的概念，即從皇帝身上 取得部分權力，藉此總攬朝政，而這也成為史彌遠這位權相的特色之一。然權 力源頭來自皇帝，那麼皇權定然仍高於相權才是。若從史彌遠的掌政歷程看來，
或許可以作一體兩面的解釋。當史彌遠受任為右丞相，是寧宗代表的皇權所賦 予。而史彌遠一步步將過去近習所攫取的皇權，收進自己手中的時候，其相權 較於以往便逐漸擴大，而寧宗卻也沒有阻止其發生，甚至有可能沒有意識到此 情形，如此一來，相權就在皇權潛移的過程中逐漸膨脹。
另一方面，史彌遠在相權的行使上卻沒有威脅皇權的情形，在討論金國督 討歲幣，與面對金國興師來攻的問題上，史彌遠仍須向寧宗報告。反之，在寧 宗對處理政事不甚熱中的情況下，史彌遠藉由皇帝轉移的權力代行君權，這裡 可見另一個值得深究的議題，即相權擴張的同時，皇權是否削弱？君相之間制 衡的制度設計，自古即有其深意，然而到了宋代，原宰相之職不僅增設副相參 政，軍事與財政方面也另設執政負責，宰相職權有削弱的現象。然而南宋卻產 生「權相」此一特殊現象，就其根由，似乎仍與皇帝密切相關。
就史彌遠這位權相的發展來看，得到皇帝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寧宗將政 事放手交由史彌遠處理，與其說是削弱自己的權力，不如說是皇帝有意識地將 權力交由宰相行使，史彌遠能獨相掌政二十餘年，除了自身權謀過人之外，皇 帝的無為與授權，更是無法忽視的關鍵之一。
然而史彌遠出於私意，找尋合意的宗室後裔代替原本的皇子，干預皇位的 繼承人選，至此實為空前，也是招來後世最多罵名之事。此時史彌遠已經侵犯 到皇權相當神聖的一部分，因為皇帝子嗣乃國之重本，皇位的繼承稍有不慎恐 有動搖國本之虞。其實史彌遠得知原皇子趙竑對其深有敵意，而萌另立皇子取 代之心時，這對皇權有絕對的威脅，但史彌遠利用楊皇后的身分地位，擁立理 宗，合法掩飾其廢皇子趙竑之意，再繼續利用理宗所代表的皇權，合法使相權 維持擴張的狀態，這也是何以史彌遠能夠久相專權的關鍵因素。但這也使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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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親政後，對於皇權的掌控相當在意。從紹定六年（1233）史彌遠病逝，理宗 親政，至景定五年（1264）理宗駕崩，這三十一年間，曾擔任左、右丞相者共 十五人，宰相的頻繁更替，顯現出理宗不願再有久相專權的宰相出現，這與孝 宗朝對秦檜專政的反動，皇帝欲集中權力而產生不久相的情形極為相似。
由此可知，史彌遠掌政時期所形成的權相政治有幾項特徵：第一，破除近 習竊權的政治模式；第二，藉由代行君權的方法，使相權依附在皇權下共同擴 張；第三，史彌遠所代表的權相，實際上與寧宗及理宗皇位的穩固相輔相成，
但理宗親政後忌憚權相再起，因而刻意防範。
三、 抗金交韃圖國存
史彌遠掌政以來，對外政策向以持重謹慎為主，而金、蒙勢力的角力更是 深深牽動著史彌遠外交態度的重要因素。雖然看起來史彌遠主導的外交多採被 動應對的策略，而被當時清議份子指為苟安的心態，然而決定外交手段與方針 必須衡量己方的實力，就務實的層面看來，宋廷能夠主動出擊的本錢實在薄弱，
所以當金國督討積欠歲幣之時，史彌遠只能敷衍推託，以河道乾涸為由搪塞，
實際上就是不願再輸送歲幣，但也不想直接翻臉。如此「釁不我啓」的策略表 示出，宋的實力難以主動出擊，再者，實質上收不到歲幣的是金國，宋不但沒 有虧損，還省下了幾年歲幣。況且即便宋的武力不足以向外攻掠，但不代表無 法守禦。
故當金宣宗興師問罪之時，儘管史彌遠不願打這場仗，但無論如何仍舊試 著接招。從戰事經過看來，金宣宗低估了宋軍的能耐，也未料到金主動遣使議 和竟會遭到史彌遠的拒絕。同時史彌遠在宋金戰爭中，一改拒收歸正人的態度，
將山東忠義軍納為己用，這也看出史彌遠用策十分彈性，始終會依局勢尋找最 佳利益。忠義軍名為歸宋，但義軍在山東一帶打下的地盤，史彌遠竟無意派遣 過大臣或朝廷軍隊進駐，明白的說，這是史彌遠利用忠義軍的作法，他認為即 便宋軍進駐山東，也難以抵禦外來的侵擾，既無法守成甚至還有可能削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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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戰力，與其如此，也就不必貪圖留戀那些無福消受的土地了。
忠義軍在宋金戰爭期間，對於牽制金軍起了頗大的功用，這合乎史彌遠期 望的效益，但是結束戰爭狀態之後，這些北方的歸正軍隊該如何處置卻成為棘 手的問題，後來李全的叛宋，更是讓史彌遠束手無策，這一來一往之下，招收 忠義軍對南宋國力的助益仍屬有限。
在與金開戰的同時，史彌遠除了招收忠義軍而利用之外，也開始了與蒙古 的來往，一開始史彌遠對蒙古的態度較為隱晦，即便來往也多由邊將作為溝通 橋梁，這也是史彌遠的觀望之計，當蒙使向宋提出索求，由邊將請示朝廷尚需 時日，史彌遠懸而未決，其實就是在等待對方先出招，這是史彌遠一貫的手法。
在與金開戰的同時，史彌遠除了招收忠義軍而利用之外，也開始了與蒙古 的來往，一開始史彌遠對蒙古的態度較為隱晦，即便來往也多由邊將作為溝通 橋梁，這也是史彌遠的觀望之計，當蒙使向宋提出索求，由邊將請示朝廷尚需 時日，史彌遠懸而未決，其實就是在等待對方先出招，這是史彌遠一貫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