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回顧
歷程，取得皇帝、皇后的支持與信任，掌握朝臣的手段，以及處理外交的策略 方針等面向，企圖了解、詮釋史彌遠的「久相專權」，以探討在這段期間南宋政 治的特色。此外，在攸關南宋存亡的對外關係上，史彌遠又是採如何的態度來 應對。除了論斷史彌遠個人之功過，以及南宋的政局演變外，也希望跳出一般 對權相的刻板印象－即具有強烈的權力欲、生性陰狠狡詐、隻手遮天－等窠臼，
勾勒出此時期權相政治的特質，而能對整個南宋政治史的研究有所助益。
第二節 研究回顧
在宋史研究的領域中，長久以來呈現北宋多於南宋之情形，而南宋時期的 研究成果又較為偏向高宗、孝宗兩朝。即便是以南宋政治史上著名的權相作為 個案研究，討論史彌遠之論著與高宗時的秦檜、寧宗時的韓侂冑，以及理宗時 的賈似道等人相比，在數量與深入程度上，皆明顯不足，因此可說，史彌遠的 研究實較為冷門。然而，史彌遠為南宋一朝在位最久的丞相，其掌政時又值金 國日衰、蒙古崛起的國際變局，他在政治上的謀略與作為，實影響南宋晚期發 展甚鉅。若論及南宋中後期政治史，實無法也不應忽視此人。有鑑於此，儘管 學界以史彌遠為專題式的研究偏少，仍可從南宋政治、外交、軍事史，甚至家 族史等研究範疇上，對目前史彌遠的研究概況，作一扼要之回顧。3
Richard L. Davis（戴仁柱）的 Court and Family in Sung China 960-1279:
Bureaucratic Success and Kinship Fortunes for the Shih of Ming-chou 算是最早對
史彌遠及四明史氏家族有深入研究，並取得不錯成果的著作。4本書乃自戴氏博 士論文修訂而成，從史家崛起的背景開始討論，而以史浩、史彌遠與史嵩之三 位曾在南宋擔任宰相的重要人物為主軸貫穿全書。作者以史氏家族作為個案，
藉此呈現一個家族在南宋的政治、社會中如何運作與發展，並運用族譜、文集 與方志等資料，不僅詳細敘述了史浩、史彌遠、史嵩之的生平事蹟，也關注到
3 本文所討論的史彌遠相關研究，除了他個人外亦涉及史彌遠掌政時期的南宋政局。
4 Richard L. Davis, Court and Family in Sung China 960-1279: Bureaucratic Success and Kinship Fortunes for the Shih of Ming-chou,(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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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其他族人的活動情形。關於此書之評論亦可詳見柳立言、黃寬重合寫之書 評。5本書第四章為敘述史彌遠的部分，作者認為在誅殺韓侂冑、擁立理宗、殺 害濟王等事件中，史彌遠都並非主謀。然而在這些事件背後，史彌遠卻碰巧都 是最大的受惠者，作者在此處似乎未提出令人信服的論點。長久以來，史彌遠 在官場擅權謀的形象，屢次在政變危機中取得勝利的結果，都是他是被視為權 相的因素之一。尤其他沉著應對的態度與主導主謀的角色，皆為掌控大局不可 或缺的關鍵。因此釐清史彌遠在上述重大政變中所扮演的角色，應是南宋政治 史研究上一個重要的課題。
關於史彌遠的研究，尚有楊宇勛的〈史彌遠年譜—以官廷政爭、宋蒙金三 國關係、崇揚道學為中心〉一文，6作者對於史彌遠為相時期，依時序發展環繞 著宮廷政爭、宋蒙金三國關係與崇揚道學等三個議題，闡述其歷史意義並提出 評價，立論平穩、架構健全。作者將史彌遠為相時期分作三期，開禧三年（1207）
的玉津園之變，與嘉定十七年（1224）擁立理宗兩次重大事件，為史彌遠政治 生涯的兩次轉捩點。作者認為史彌遠的久相並非偶然，蒙古的崛起、嘉定年間 的宋金戰事，以及外藩入繼受彌遠擁立的理宗，都是彌遠成為權相的重要原因。
此外，作者也提到權相干預皇位繼承，象徵著相權之高漲、皇權之低落。
不過這個部分並未作更深入的探討，其實關於「權相」的概念，楊宇勛亦嘗云：
「觀諸有宋一代，較之國史諸朝，權相多似乎是其宰輔制度之特點，尤其以南 宋為甚。蔡京、秦檜、韓侂冑、史彌遠、賈似道等五大權相，南宋佔其四者。」
7劉子健指「（南宋）君主自第二位孝宗以後，多半庸弱。權相擅政，一般官吏 萎靡。」8而屈超立將權相定義為「宰相利用掌握的權力，專立己威；排斥政敵，
網羅黨羽；控制臺諫，抑制言路；蒙蔽君主，專擅大權。」更指出南宋最著名
5 黃寬重、柳立言，〈戴著《宋代中國的宮廷與家族》評介〉，《漢學研究》（5：1，1987 年 6 月），
頁 295-303。
6 楊宇勛，〈史彌遠年譜—以官廷政爭、宋蒙金三國關係、崇揚道學為中心〉，《文史論集》，第 一期，1990 年，頁 14-32。
7 楊宇勛，〈史彌遠年譜—以官廷政爭、宋蒙金三國關係、崇揚道學為中心〉，頁 14。
8 劉子健，《兩宋史研究彙編》（台北：聯經，1987 年），引言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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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大權相為秦檜、韓侂冑、史彌遠和賈似道，其擅權時間共達七十二年。9胡 昭曦的看法也與之相似，他指出，宋室南遷，秦檜、韓侂冑先後擅權，形成了 權相政治。宋寧宗嘉定元年以後，權相專政漸達於頂峰，其中史彌遠居相位二 十六年，獨相時間達二十五年；賈似道居相位十七年，獨相九年。10
由此可知治南宋史的學者都曾留意到權相的存在，然而權相的形成條件有 何共通點？在施政上又表現出如何的特殊性？權相的出現，究竟在皇權與相權 的角力中象徵著何種態勢？以上問題的釐清，都可使權相在南宋政治史的形象，
呈現得更為深刻。
虞雲國在《宋光宗˙宋寧宗》一書中，主要講光宗與寧宗兩朝的政局，其 中韓侂冑及史彌遠都有不少篇幅的敘述，但大部分仍屬時序上平鋪直敘的寫法，
關於韓、史兩權相的前後迭起，虞氏認為史彌遠發動玉津園政變的主要目的就 是奪取相位，故後來有人提醒寧宗要防止「一侂冑死，一侂冑生」的情形，此 話便是針對史彌遠而說。11
對此，小林晃的《南宋寧宗時期史彌遠政權的成立及其意義》提出另一看 法，他認為韓侂冑政權所代表的是，寧宗延續孝宗朝以來皇帝獨斷，為了打擊 宰執專權而重用側近武臣的政治模式。12當時朝臣上奏所謂的「一侂冑死，一侂 冑生」乃是擔憂會有第二個側近武臣的出現，朝中有不少士大夫臣僚都提出過 類似的警示聲音，甚至包括史彌遠本人。
小林氏又指出，為了抑制皇帝獨斷與側近武臣壟斷朝政，並恢復以宰執為 領導的政治體制，嘉定以來有兩項制度的變化。第一，錢象祖、衛涇及史彌遠 等主導朝臣向寧宗建議，讓皇太子視朝預聞政事，並設置資善堂會議，於下朝
9 屈超立，〈從賈似道專權看南宋權相政治形成的原因〉，《宋代文化研究》，第四輯，成都：四 川大學出版社，1991 年，頁 102。
10 胡昭曦，〈略論晚宋史的分期〉，《胡昭曦宋史論集》（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年），
頁 160-161。
11 虞雲國，《宋光宗˙宋寧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 年），頁 274。
12 小林晃所指的側近武臣即當時所稱之近習。見氏著〈南宋寧宗時期史彌遠政權的成立及其意 義〉（開封：河南大學，2012 年 8 月 20-22 日，宋都開風與十至十三世紀中國史國際學術研討 會），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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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與宰執共議國事。太子參政擁有部分處理政務的權力，這是從皇帝身上轉移 而來，而太子要行使這樣的權力又必須與宰執商議，如此一來，資善堂會議也 間接加強了宰執的決策權。
第二是樞密院承旨司的宰相直轄化。作者指史彌遠掌政時，刻意安排心腹 擔任檢正、都司，而這些人大多具有實務能力。而檢正、都司則是負責中書門 下省與尚書省行政文書的官員，這些人的另一共同特徵，是皆擔任過樞密院都 承旨或副都承旨，而這又是負責樞密院文書行政的職位。孝宗以來令側近武臣 任此職，直接掌握樞密院的命令系統，不僅實現皇帝的獨斷政治，也導致側近 武臣的能力增強。然嘉定以來史彌遠開始掌握這兩個職位，遂不再出現側近武 臣擔任的現象。作者認為這一方面除了突顯出史彌遠為加強自身權力的野心，
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壓制皇帝的獨斷政治，而以上兩項政局上的變化，都獲得士 大夫官僚的支持。
小林晃指出史彌遠政權下，南宋政局所產生的兩項重大變化，主要代表著 士大夫集團對孝宗朝以來近習掌權的反動，也就是說在誅韓之後，一開始士大 夫官僚們與史彌遠處於合作的情形，他們的目標是防止近習再起，這樣的觀點 於以往所少見，的確值得重視。不過此文篇幅不長，雖點出幾點特殊見解，卻 仍有再進一步探討的空間。如資善堂會議的設置使皇太子得以參與政務處理，
但皇太子因此獲得多大的權力，對宰執的權力究竟加強了多少，仍須舉更多實 例析論。
此外，小林氏又指出韓侂冑政權的型態與史彌遠政權是截然不同的，因為 韓侂冑出身皇帝近臣，並無科舉功名，而且韓氏專權十三年，實際任相不過兩 年，史彌遠卻一直都是以宰相職位主持政局。如此一來，如何界定與解釋韓侂 冑與史彌遠這兩位權相，便成為一項有趣的議題了。作者又指出，史彌遠政權 的成立，結束了孝宗以來皇帝獨斷、近習掌權的政治模式，然史彌遠掌政後，
寧宗的角色依舊不太引人注意，故韓侂冑掌政與史彌遠掌政時期，寧宗扮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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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的角色是值得探討的議題。由於韓侂冑為近臣，憑著皇帝的權力而不斷擴張 自身的勢力；而史彌遠任宰相時，小林晃認為，史彌遠藉由設立資善堂會議與 樞密院都承旨直轄宰相二事，打破了孝宗以來的皇帝獨斷與近習掌權的政治模 式，加強了宰執的權力基礎，換言之，一開始史彌遠擴張相權必須主動爭取，
何的角色是值得探討的議題。由於韓侂冑為近臣，憑著皇帝的權力而不斷擴張 自身的勢力；而史彌遠任宰相時，小林晃認為，史彌遠藉由設立資善堂會議與 樞密院都承旨直轄宰相二事，打破了孝宗以來的皇帝獨斷與近習掌權的政治模 式，加強了宰執的權力基礎，換言之，一開始史彌遠擴張相權必須主動爭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