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奮進善謀：史彌遠的崛起
第二節 「玉津園之變」—宦途轉捩點
本節將以「玉津園之變」為主軸，針對史彌遠在政變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與皇帝、皇后及其他共謀之臣僚間的聯絡關係，加以檢視。主要分成三個 段落探討，首先須了解政變前夕的政治情勢，即韓侂冑在開禧北伐失利下，面 臨如何內外交迫的窘境？有哪些人欲藉此除之而後快？再者，在醞釀政變的謀 劃中，史彌遠在北伐戰事後的參與，有何種關鍵作用？最後，史彌遠與皇帝、
皇后與其他共謀之臣僚們的關係又是如何？以上是為本節將深入理解的重點。
一、政變背景：北伐失利下的政局暗潮
紹熙內禪寧宗即位後，隨之而起的是兩大集團之間的政治鬥爭，一以當時 右丞相趙汝愚、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為首的道學型士大夫集團，另一則是以 寧宗近習韓侂冑為首的反道學官僚集團。兩派對立的起源，須追溯至紹熙五年
（1194）六月，太上皇孝宗崩，而光宗以疾不肯執喪所引起之政治危機。當時 知樞密院事趙汝愚曾透過韓侂冑，藉其知閤門事之職與其外戚身分，取得與憲 聖太后的聯繫與支持，順利讓光宗退位，寧宗即位，是為「紹熙內禪」。
此後，韓侂冑便恃其居中傳話之功，希望能升節度使一職，然而趙汝愚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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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此事乃是趙氏宗室與外戚責無旁貸之事，何以言功，拒絕了韓氏之請求。
此外，趙汝愚又「收召四方知名之士，聚於本朝，海內引領，以觀新政。」45趙 汝愚廣聚與己同道的道學型士大夫於朝廷，很明顯地意在拓展個人的政治空間，
進而排擠韓侂冑在朝廷的勢力。紹熙五年（1194）七月，起居舍人劉光祖嘗提 醒寧宗，政令當出自中書，由皇帝親審而行，並論及韓侂冑之非。八月，朱熹 以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召於長沙，十月上劄陳事，諫寧宗曰：
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
皆出於陛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況中外傳聞，無不 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
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 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為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46
朱熹深恐皇帝近習用事之弊延續至寧宗朝，故勸寧宗須防範近臣竊柄，主威下 移之積習。近年來有研究指出，道學集團對韓侂冑的批判，正是他們對於孝宗 以來皇帝近習預政批判的延續。47韓侂冑知此事大怒，遂與其同黨討論如何除 去道學集團之首朱熹。48
另一方面，由於寧宗初膺大寶年僅二十又五，年歲尚輕。朱熹對寧宗的進 講諫事過於急切且嚴厲，招致了寧宗的不快與不耐，寧宗曾云：「初除朱熹經筵 爾，今乃事事欲與聞。」這件事也給了韓侂冑一個除去朱熹的可趁之機，遂於 紹熙五年（1194）閏十月二十一日下御批：「朕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
45 ［宋］不著撰人，《慶元黨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451 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 年），
頁 25。
46［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叢刊正編本，臺北：臺灣商務，1979 年），卷 14，
〈經筵留身面陳四事劄子〉，頁 209。
47 張維玲，《從南宋中期反近習政爭看道學型士大夫對「恢復」態度的轉變（1163～1207）》（收 入王明蓀主編，《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三編，第十七冊，永和：花木蘭，2010 年，初版），
頁 134-135。
48《慶元黨禁》，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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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除卿宮觀，可知悉。」49朱熹遭罷後，許多道學官僚上諫寧宗，中書舍人陳傅 良認為朱熹乃三朝故老，本難進易退，如今卻輕易地以內批罷之，可謂舉朝失 色。50起居舍人劉光祖則舉唐太宗之於魏徵此一暫怒旋悔之例，謂朱熹明先聖之 道，乃當世宿儒，皇帝初膺大寶，不當無故去之。51
同樣為道學集團的吏部侍郎彭龜年，本與朱熹相約同論此事，卻因出使金 國未及舉措。至龜年返，知朱熹遭罷，是年十二月，上疏數韓氏之姦，謂：「進 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者。大臣或不能知，而侂冑知之，假託聲 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為後患。」寧宗則回應：「侂冑朕之肺腑，信而不疑，不 謂如此。」52龜年遂上疏求去。
韓侂冑則一面開始引同黨入掌執政，一面利用臺諫打擊道學集團成員。紹 熙五年（1194）九月，以刑部尚書京鏜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御史中丞謝深 甫劾中書舍人陳傅良，罷之。同月十四日，以京鏜為參知政事，十五日，監察 御史劉德秀劾起居舍人劉光祖，罷之。《宋史》稱京鏜藉附韓氏而平步青雲，
於 國事謾無可否，但奉行侂冑風旨而已。又薦引劉德秀排擊善類，於是有偽學 之禁。此外，與韓侂冑同陣線的謝深甫也因打擊道學人士，於慶元元年（1195）
四月，簽書樞密院事位列執政官。
道學官僚逐一為韓侂冑所除，趙汝愚的處境更顯得岌岌可危。韓侂冑同樣 利用臺諫官的職權來攻擊趙汝愚，慶元元年（1195）正月，擢李沐為右正言。
二月二十二日，右正言李沐奏劾趙汝愚「以同姓居相位，數談夢兆，專政擅權，
欺君植黨，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以尊安天位，塞絕姦源。53十一月二十 五日，監察御史胡紘劾趙汝愚「唱引偽徒，謀為不軌」，乃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
49［元］不著撰人，《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點校本，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 年，
以下簡稱《宋史全文》），卷 28，〈宋光宗〉，頁 1990-1991。
50［元］陳傅良，《止齋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150 冊，臺北：臺灣商務，1986 年），
附錄〈蔡幼學行狀〉，頁 924。
51《宋史》，卷 397，〈劉光祖傳〉，頁 12100。
52《宋史》，卷 393，〈彭龜年傳〉，頁 11998。
53［宋］不著撰人，《續編兩朝綱目備要》（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卷 4，〈慶元 元年二月戊寅條〉、〈慶元元年四月庚申條〉，頁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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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60除了開壕之外，戍守北邊的士兵也逐日增多。同年七月，章宗增北邊軍 一千二百人。明昌五年（宋紹熙五年，1194），再命將領於北邊屯營，正積極準 備來年對北邊的用兵。61
明昌六年（宋慶元元年，1195）起，章宗先後令左丞相夾谷清臣、右丞相 完顏襄出兵北境平亂，戰事雖屢傳捷報，但並沒有完全解除北方韃靼部族的反 抗與騷擾，加上其他地區又趁起叛事，如金承安元年（宋慶元二年，1196）十 一月十五日，特滿羣牧契丹陁鎖、德壽反。62戰事因而無法速戰速決，隔年八 月，章宗以邊事未寧，詔集六品以上官於尚書省，問攻守之計。其中「議者共 八十四人，言攻者五，守者四十六，且攻且守者三十三，召對睿思殿，論難久 之。」63可知朝臣大多不願戰事持續下去。
大動干戈的結果也對金國力造成沉重的負擔，金承安二年（宋慶元三年，
1197），章宗便諭宰臣曰：「比以軍須，隨路賦調。司縣不度緩急，促期徵斂，
使民費及數倍，胥吏又乘之以侵暴。其令提刑司究察之。」64此外，除了契丹 族的反叛，韃靼部落的侵擾也對金國形成壓力。
承安三年（宋慶元四年，1198），同判大睦親府事完顏宗浩上奏章宗，欲請 領兵平亂，章宗從之，但囑宗浩曰：「將征北部，固卿之誠，更宜加意，毋致後 悔。」65宗浩遂北進與韃靼諸部激戰，終告捷而還。然而，北邊的寧靜並不長 久，金泰和三年（宋嘉泰三年，1203），又因為北邊不寧，詔群臣商議開築壕塹 以備守戍。
因此，在金國北方內憂紛擾的情勢下，給予南宋朝臣議論趁機北伐的空間。
《宋史˙韓侂冑傳》記：
60《金史》，卷 95，〈張萬公傳〉，頁 2104。
61《金史》，卷 10，〈章宗本紀〉，頁 232-233。
62《金史》，卷 10，〈章宗本紀〉，頁 240。
63《金史》，卷 10，〈章宗本紀〉，頁 242。
64《金史》，卷 10，〈章宗本紀〉，頁 241。
65《金史》，卷 915，〈完顏宗浩傳〉，頁 2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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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豐守厲仲方言淮北流民願歸附，會辛棄疾入見，言敵國必亂必亡，願 屬元老大臣預為應變計，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言。開禧改元，進士 毛自知廷對，言當乘機以定中原，侂冑大悅。詔中外諸將密為行軍之計。
朝廷外有來自宋金邊境之消息，朝廷內有如淮東安撫使鄭挺，侍御史鄧友龍等 朝臣鼓動韓氏北伐，加深了韓侂冑北伐的決心。一開始侂冑之外甥張嗣古任生 辰使至金，返宋後立馬受邀至侂冑府第，問金虛實，嗣古對曰：「以某計之，敵 未可伐。幸太師勿輕信人言。」侂冑默然。不久又派禮部侍郎李壁使金，李壁 歸，侂冑問之，回曰：「敵中赤地萬里，斗米萬錢；與韃為讎，且有內變」，侂 冑大喜。66由於韓侂冑本有北伐之意，故聞金衰勢則喜。
的確，金國北方的韃靼部族對金所造成的壓力與威脅，對宋而言未嘗不是 一個機會，然而兩國交戰，除了宋軍的戰鬥力能否與金兵抗衡的問題之外，另 還有一關鍵，即宋的國力是否足夠支持主動出擊的北伐戰事。事實上，當時宋 在財政與軍事上的情況，皆不足以負擔這場戰爭。從反對者的意見便可窺見端 倪。史彌遠對韓侂冑欲用兵北伐的態度，有段史料相當值得深思：
今之議者，以為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此為將之事，施於一勝一 負之間，則可以爭雄而捷出。若夫事關國體、宗廟社稷，所係甚重，詎 可舉數千萬人之命輕於一擲乎？67
史彌遠作戰講求策略，先發與後發必須視情況而定，此段話反映出史彌遠個人 的作戰哲學，也體現在他往後布謀政變、對外交涉的策略中。史彌遠誅韓侂冑、
擁立理宗等政變的運作，便是先發制人，迅速果決而達成效。但換成對金國、
蒙古等鄰國的交涉，便以周旋、觀望、不主動挑釁等策略對付。主要就是必須
66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乙集，〈開禧兵端〉，頁 87-88。
67《宋史》，卷 414，〈史彌遠傳〉，頁 1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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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到後果的輕重，戒逞一時之快，而誤大局。其他如魏了翁在開禧元年召試 學士院時，曾論此事：
國家紀綱不立，國是不定，風俗苟偷，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才衰弱，
而道路籍籍，皆謂將有北伐之舉，人情恟恟，憂疑錯出。金地廣勢強，
而道路籍籍，皆謂將有北伐之舉，人情恟恟，憂疑錯出。金地廣勢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