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聖殤（ PIETAS ）之後：難民影像的人道意義
第五節、 小結：《聖殤》意義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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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悼構圖漸成動態求生的樣態，聖母注視耶穌的視線也轉變成父母親向上天祈禱或 往逃難路途前方望去，儘管視線不在孩子身上，但對生命的哀悼轉變成更有力量地 面對困境。
再者，除了母子形象的聖殤，父與子的形象建構在難民影像中更顯著。不過新 聞再現的影像中仍操作著性別刻板印象，女子仍在難民營安穩求天，男子英勇渡 海、跨越荊棘。若不論性別中護子行動的再現差異，共同點都是反覆再現以孩童受 難為主的人道影像，展現哀悼、悲憫、求生、掙扎、保護、倖存的意義。
最後，Omran 影像象徵政府圍城下倖存的難民，有別於感官主義的煽情文化，
影像少了悲傷和痛苦神情，也沒有任何威脅生命的物件。保護Omran 或為他感到悲 憫的不是聖母或親人，而是被Omran 加入觀看難民處境的社群觀者，以及一面選擇 性地收容難民，卻又在發生悲劇後伸出援手的西方人道主義。因此，引發悲憫的是 影像中的人，始終盤據不去的則是新聞攝影中的西方人道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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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青年難民⾃拍與社群觀看
難民影像中的不同族群在影像上被再現或再現的方式不盡相同。除孩童與親人 影像之外，青年世代在當代戰爭中也呈現不一樣的面貌。由於青年是與社群世界緊 密連結的群體，因此也展現出不一樣的難民影像的意義。尤其智慧型手機的發展，
自拍已變成青少年的流行文化，青少年到任何地方都在自拍，再上傳至社群網站與 朋友圈分享，目的是為了讓社群他人有深刻的印象（Charoensukmongkol, 2016）。
最為人熟知的是與德國開放難民入境後，與德國總理梅克爾自拍的難民青年。沉浸 社群時代的青年透過自拍等視覺行動在社群網路上建構自我身份，也藉由線上公共 社群的觀看，確認自己的存在，進而與社群他人產生更多連結，取得「被看見」的 真實感。
Charoensukmongkol（2016）也指出青年比其他族群更常自拍的原因包括自戀、
自我中心、尋求注意和孤獨，而青年透過分享自拍與社群建立連結其中一部份便是 為了降低孤獨感。然而，不管是基於何種心理狀態，自拍成為數位時代發展中重要 的現象，年輕人以不同樣貌和經驗分享給社群圈而決定自己的感受、發展認同感，
也因為社群網路可以增強人的自尊並正向地影響快樂程度，特別是當青年瀏覽社群 網路與他人有強烈連結時（Peek, 2014）。
因此，本章討論戰爭影像的觀看問題時以自拍為軸，探究難民與非難民青年影 像在戰爭中自拍影像的意義，以及社群媒體觀看與難民影像的關係，進一步思考因 著科技和視覺文化轉變的「觀看」行為，如何影響觀者從中發現我、難民、社群與 戰爭的意義關聯。
第一節、青年難民自拍的意義
2015 年 9 月敘利亞青年 Alvand 與友人從賽爾維亞沿著火車軌道步行至匈牙利 邊界後於路邊自拍並上傳至社群媒體（圖二十八）。對許多敘利亞難民而言，智慧 型手機不僅是通訊物件，更是救命工具。相關報導17也顯示，因為逃難仍需要不少 的資金，不若刻板印象中難民的組成僅是貧困之人，當中還包括老師、醫生、研究 員、律師等不同社會階層大眾。再者，敘利亞境內的行動手機使用率約七至八成，
因此難民多數都擁有智慧型手機。難民透過智慧型手機裝載社群媒體和應用程式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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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彼此、取水點、道路有無檢查哨或封閉等逃難資訊。然而具備連至社群世界功能 的智慧型手機也是難民重新定義，並取得他人認同身份的重要物件。
圖二十八
資料來源：Marko Djurica （2015 年 9 月 5 日），路透（Reuters）。
Alvand 自拍時看進手機的視線和其他難民關照自身處境或孩童的視線並不相 同，沒有對未來安穩的想像、對天祈求的意義存在或是對眼前困境的不安。反而專 心地注意自我在逃難時的狀態。Alvand 可能想要引起社群的注意或是想和社群網站 的朋友產生連結。不論如何，對敘利亞難民而言，每一次逃難所到之處的自拍都代 表一次順利存活的證據，另一方面也強調過去的自我已逝去、當下倖存，未來卻仍 不可知的險境。Alvand 自拍的意義除了既有的展現自我之外，還象徵集體難民的另 一種樣態。原先在新聞媒體上受苦難的難民形象，確實達成喚起人道關懷的目的，
卻忽略難民仍有驚險外的「日常」樣貌，以此生產不同於新聞媒體的觀看視角，也 是基於逃難生活脈絡而產生的視角。
因此，自拍的意義在難民影像中出現「自我展現的視覺轉向」，如此的轉向非 關特定時間的劃分，而是隨著自拍者的身份與身處的環境（或困境）而改變。因為 自拍的核心意涵在於攝影和被攝者通常為同一人，因此自拍影像的意義常常取決於
「自我」的身份與其他符號的結合。如在風景名勝前自拍、與親朋好友自拍、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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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Orvell, 2016）。鏡頭語言中，鏡頭離被攝者越近，情緒感染力也就越大。因此，自拍也是很情
（Christian Fuchs, 2013／羅世宏、徐福德譯，2017）。但除此之外，大眾其實沒有 更進一步的做法，社群媒體也就依觀者喜好而決定哪些事物現身在使用者眼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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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儘管受資本掌控的社群媒體機制受到政治經濟學派的抨擊，如社群媒體的傳播 有效性掌握在經營者手中，或是使用者只是遵循經營者的運作邏輯使用以及資本為 資本服務（Christian Fuchs, 2013／羅世宏、徐福德譯，2017），社群上流傳由媒體 組織拍攝的難民影像仍是充滿苦難。充滿資本的社群中仍有生機。對難民社會而 言，青年反而利用社群媒體與世界產生連結，建立自己的難民形象，成為以自我為 中心向外擴散的難民資訊站，也可以說是對西方媒體煽情攝影的突圍。
第二節、觀覽戰爭
自拍的意義隨主體不同而變動。同為青年，身份不同，縱使背景相似，自拍照 的意義也就大相徑庭。一張看似日常旅遊的女子自拍照（圖二十九），根據《華盛 頓郵報》報導，實際上是2015年女子觀光客在敘利亞城市阿勒頗（Aleppo）因內戰 殘破不堪的著名景點前自拍，歷經內戰而殘破不堪的敘利亞數座城市吸引為數不少 的觀光客前來參訪並拍照留念。
圖二十九
資料來源：Omar Sanadiki（2015），路透（Reuters）。下載自《華盛頓郵報》
（The Washington Post）網站。
前景是六名戴頭巾的女子，視線都落在最前方自拍桿上的手機。遠景則是淡褐 色的古蹟建築。觀光客自拍並上傳至社群媒體後或許有一些配圖的發文（post），
可能是玩笑話也可能是出於同情悲憫難民的文字。但無論任何描述，觀光客歡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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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手機是快日記（quick diary）也是視覺筆記本（visual notebook），而自 拍是一種世俗的（vernacular）相機使用方式，與專業攝影不同之處在於影像素材都 是植基於人每天的生活實踐（Orvell, 2016）。因此，難民自拍與觀光客自拍在於身 分的差異，也關乎個人的日常實踐為何。當難民自拍以連結他人，並在社群媒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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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讓這些影像發聲（speak），攝影記者、媒體和人道組織有再現的倫理（ethic of showing）、而作為人（觀者）對觀看的倫理（ethic of seeing）是有責任的，在上千 萬張受苦難的影像中，並非在照片或新聞中凸顯受難者的存在，而在於我們（觀 者）如何觀看（Musaro, 2015）。因此從成功渡海抵達希臘科斯島（Kos island）的 難民（圖三十）的自拍影像，討論在社群媒體上觀看難民影像時的倫理關係。‧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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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
資料來源：Yannis Behrakis（2015 年 8 月），下載自 businessinsider 官方網站。
再者，社群觀看難民自拍與觀光客的自拍後採取的行動有所差異。社群媒體上 的視覺行動功能，按表情符號、分享、轉推、標籤等都是典型的社群參與式特質的 展現，包括隱含民主價值的信念、反抗政治獨裁、對抗意識型態主要支配者的概 念、喚起社群世界對某事關注的樂觀面向等。觀者可以透過視覺行動抒發觀看後的 感受、情緒和理念上的支持。但視覺行動也可能將難民影像視為商品而採取消費或 生產「行動」，這和觀看人道影像後採取人道「行動」並不相同。社群行動可能產 生鞏固主流意識型態的行動，強化社群媒體運作邏輯，苦難則變成消費世界的商 品。觀者變成協助生產的廉價生產者，同時也是消費者。因此，觀者面對由不同媒 體生產的戰爭或難民影像時，應對組織意識型態保持批判精神，和省察自我對難民 影像採取的種種線上視覺行動。再者，觀者不僅是獨自在社群世界中觀看難民影 像，而是與為數頗眾（非全部）的公眾共同觀看難民影像。因此，社群觀者其實共 同瓜分難民影像符號，但也在觀看後透過視覺行動連結更多社群他人生產的意義，
再反思自己對難民影像的詮釋，體現後現代突破普遍性理解、通則性詮釋的特質。
第二則是新聞媒體與難民影像之間的關係。新聞媒體捕捉難民影像時透過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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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是一種大眾自我傳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Fuchs, 2013／羅世宏、徐福德 譯，2017），強調個人如何在社群間突出自我特質。借用紀傑克（2002／王文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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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結論：社群圍觀與視覺馴服
敘利亞內戰（2012—）引發二次世界大戰至今最大規模的難民潮，近千萬人遠 赴歐洲尋求各國庇護。尤其在社群媒體廣傳庫爾迪影像後，國際社會才把目光重新 聚焦在敘利亞的戰事。因此，本文核心提問是，紀實攝影的悲劇傳統之外，在社群 媒體上觀看戰爭影像時如何理解戰爭中的人道意義，而觀者與社群他人又如何形塑 觀看經驗。
敘利亞內戰（2012—）引發二次世界大戰至今最大規模的難民潮，近千萬人遠 赴歐洲尋求各國庇護。尤其在社群媒體廣傳庫爾迪影像後，國際社會才把目光重新 聚焦在敘利亞的戰事。因此，本文核心提問是，紀實攝影的悲劇傳統之外，在社群 媒體上觀看戰爭影像時如何理解戰爭中的人道意義，而觀者與社群他人又如何形塑 觀看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