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聖殤（ PIETAS ）之後：難民影像的人道意義
第二節、 從平靜的哀悼到變動的奔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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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與孩子面對飢荒的無奈，再現當時美國國內移民的重大問題，這種影像傳播的 是一種情感型的寫實主義，呈現面對苦難時的個人力量（Pultz, 1998／李文吉譯，
2005；Rothstein, 1986／李文吉譯，2005）。近代紀實影像中，母與子的代表性作品
《智子入浴》更把《聖殤》和人道主義、社會問題緊密地綁在一起。尤金・史密斯
（Eugen Smith）透過深厚的人道關懷直指工廠的公害問題，最終也確實造成政府介 入處理。人道主義攝影的效用何在？人道影像反覆時常被操作用來達成某些訴求符 合人道嗎？本章將透過五張影像探究人道影像的幾個問題。
第二節、從平靜的哀悼到變動的奔逃
美國時代雜誌（TIME）在普立茲危機報導（Pulitzer Center on crisis reporting）的 贊助下，2016 年 9 月派攝影師跟拍四位敘利亞難民孕婦，並刊登系列報導《尋家》
（Finding Home），旨在再現難民在希臘難民營中生產後，小孩無國籍及該往何處逃 難、如何生活的棘手問題。其中一張是年僅24 歲的敘利亞母親 Taimaa Abazil 抱著 出生不久的女兒Helen 仰望天空（圖二十三），典型的聖殤概念影像。
圖二十三
資料來源：Lynsey Addario（2016 年 9 月），取自時代雜誌（TIME）網站。
《聖殤》中的瑪莉亞沉思的面容隱含了一層意義——路加福音中描述耶穌誕生 時，一位牧羊人向他人轉述耶穌的地位，因此瑪莉亞對新生兒的未來及其擔負的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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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其實充滿不安（蔡敏玲，2011）。Abazil 在逃難路上生下女兒 Helen，同樣對女兒 未來命運的不安穩感到憂心。然而，不同於聖母預知結局的低頭沉思，Abazil 則是仰 亡。Grossman 曾在猶太驅逐營中拍攝一對女戀人離別時，一位女性沐浴在陽光中，
她的伴侶隔著鐵絲網與她接吻時則是在陰影下，因戰受難的愛侶行為表現出愛情抵 抗著離別與死亡的意味（Linfield, 2010）。光影的運用在攝影中用來表達情感和立 場，攝影師在人道攝影中也會為了喚起悲憫之心而有意識地加以操作，表達對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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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對新生命的盼望
資料來源：Warren Richardson（2015 年 8 月），取自世界新聞攝影獎網站。
另一方面，逃難時父親常肩負全家生命與生活的重擔，不僅是因其一家之主的 文化地位，而是男性在險境中突圍顯然是好萊塢式的固定腳本，未道出的是許多中 東女性在逃難過程中優先被取代或犧牲的事實。因此，〈對新生命的盼望〉訴求的 並不只喚醒人的關懷與憐憫，而是創造劇場觀看經驗。再者，戰爭影像的攝影傳統 中，男性成年人作為元素是不足以引發同情，孩子遂成為驅動悲憫的關鍵人物。不 過〈對新生命的盼望〉刻意以黑白、模糊方式呈現，顯然深知觀者觀看悲劇會有所 反應的刻板色調，由中心向外漸暗的光影也放大孩子在苦難中的位置。由此看來，
西方攝影消費苦難的傳統並沒有因為人道精神的置入消解多少。然而，消費苦難與 人道施為不全然有條清楚的分界，但是人道主義以人為中心的思考與行動，並非挑 選特定的對象再現，而是把人與苦難、受難、未得公平正義等大詞連結而產生意 義。因此，若一味追求人道影像再現的「效果」，最終的因果關係也僅是一張影像 有無改變某些悲劇的生產與消費邏輯，反而忘記促進公眾討論和提升大眾關注仍是 人道主義的基本價值。
〈對新生命的盼望〉實欲提出歐洲國家對難民「偷渡」入境的不友善政策的問 題，其中隱含的人道議題是，若有大批因戰出走的他國難民欲進入歐洲國家，是否 應該收容？〈對新生命的盼望〉中的男子並沒有哀悼孩子的處境，而是保護新生，
且放手將孩子交給另一邊安全的手。因為帶刺鐵絲網比起敘利亞戰況，對生存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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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沉的新聞影像露出。紀錄片《海上焰火》（Fire at Sea，2017）中有幾個片段平靜 有力地突出類似此種渡海難民的處境。如義大利海軍常在蘭佩杜薩島附近海域收到 最高目標為挽救生命，成為當時歐洲面對海上難民唯一付諸行動的國家（El-Gawhary & Schwabeneder, 2015／彭意梅、張詠欣譯，2017）。2014 年，義大利欲 將任務轉交給歐洲卻遭歐盟拒絕，僅交由歐洲國際邊境管理署處理，但因經費大減 而目標轉向，政策重心轉移至管理歐洲邊界，並非救援生命。人道救援或人道主義精神在歐洲難民政策權衡始終非列於優位。因此難民只能 選擇冒險渡海逃難、擇地另起安居之地，其中父親（男性）與子也在渡海影像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