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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實證檢驗。
代理理論（Agency Theory）和 TCE 經濟學家都一致同意，行爲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在如何衡量風險偏好方面取得了較大進展。Eisenhardt（1989）認為，依靠 Tversky & Kahneman（1979），MacCrimmon et al.（1986）以及 March & Shapira（1987）
的研究成果，組織研究人員已經可以更容易和現實地衡量風險偏好，爲該領域的研究人 員提供了基礎。我們接下來重點介紹行為經濟學的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
第四節 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
行為經濟學作為從實驗發展起來的經濟學，它將行為分析理論與經濟運行規律、心 理學與經濟科學有機結合起來，發現以往主流經濟學模型中出現的無法解釋的各種錯誤 或遺漏，進而試圖修正經濟學相關基本假設帶來的理論缺陷，諸如：完全理性、資訊充 分、效用最大化、自利性及偏好一致性等等。
一、 用心理學實驗來研究個人決策的風險偏好
Tversky & Kahneman（1981）提出的決策框架（The Framing of Decision）驗證了系 統性的偏好逆轉。當同一問題以不同方式構建時，通過控制決策問題感知以及概率和結 果評估的心理學原理會産生可預測的偏好變化。實驗設計經由 Stanford 和 UBC 的大學 生為樣本，測試個人的風險偏好：
問題一：（訪問 15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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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亞洲爆發罕見疾病，預期會有 600 人死亡，但有方案 a 及方案 b 可供選擇以對 抗疾病，估計如下：
方案 a：200 人確定可以獲救。（72%選擇該方案）
方案 b：1/3 機率 600 人可獲救，2/3 的機率無人可獲救。（28%選擇該方案）
方案 a 與方案 b 你會選擇那一個？
結果如括號所示，方案 a 獲得了大多數人的支持（72%），確定 200 人可獲救的方 案較有吸引力，問題一的初始定義是挽救生命，其中隱含的基準參考點（reference point）
是 600 人會死亡的最壞結果，在這個構架的情況下，隱含的問題是：從全部 600 條生命 的可能損失中可以挽救多少條生命？因此，喪失 600 條生命就成了中性的參考點。大多 數人在做出基準參考點為收益（如問題一是挽救生命等）的決定時都會規避風險，這樣 的風險偏好就是風險趨避（risk aversion）。
問題二：（訪問 155 人）同於問題一，但是問題敘述的方式不同：
方案 c：有 400 人肯定會死亡。（22%選擇該方案）
方案 d：有 1/3 的機率無人死亡，2/3 的機率 600 人都會死亡。（78%選擇該方案）
請問方案 c 與方案 d 您喜歡那一個？
結果方案 d 獲得高度支持（78%），問題二是根據損失來界定的。在這裡，隱含的 基準參考點是沒有因亞洲疾病而死亡的最佳結果，在這個框架的情況下，隱含的問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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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的 600 個人全部存活的狀態將失去多少生命？當我們對損失（如問題二是喪失生命 等）做出決策時，我們大多數人都會尋求風險，這樣的風險偏好就是風險尋求（risk seeking）的情形。
顯然而見，問題一與問題二只是問題敘述的方式不同，但兩個問題事實上是相同的。
問題一以獲救人數詢問，而問題二以死亡人數詢問，得到的決策統計結果竟然有完全不 同之選擇。本例說明在有利得（gains）時，人們常是風險趨避的，而在有損失（losses）
時，人們常是風險尋求的。儘管兩組選擇在客觀上是相同的，但將結果的描述從挽救的 生命轉變爲失去的生命，足以使決策者選擇從規避風險轉變為尋求風險的行為。
Tversky 和 Kahneman（1979）據此對期望效用理論作爲風險決策的描述模型進行批 判 ， 提 出 了 一 種 稱 爲 展 望 理 論
（Prospect Theory）的替代模型，
對于利得，值函數通常是凹的，對 於損失通常是凸的，幷且通常對於 損失比對利得更陡。（圖 2.7）
我們對損失的敏感程度遠遠 高於對利得的敏感程度；
第一象限的收益價值曲綫，和第三象限的損失價值曲綫，這兩條曲綫在原點附近的 斜率的差異，大約在 2-4 倍之間。
還有大額賭博的例子：
圖 2.7 展望理論對利得和損失的函數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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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確定獲得 1000 萬美元
（b）擲硬幣，正面獲得 2200 萬美元，反面一無所獲
按照期望值決策會要選擇（b），但是實際上多數人會選（a）
以及訴訟的例子：遭起訴賠償 50 萬美元
（a）打官司，有 50%可能會輸
（b）庭外和解，賠償 24 萬美元
按照期望值決策應該會要選擇（b），但是實際上多數人也是會選（a）
通過對期望效用理論的批評，我們可以用展望理論把風險偏好定義爲：當其他條件 給定的前提下，人們什麼時候會偏離對風險的期望值以及如何偏離期望值。
展望理論還得到腦神經學的支持，Gonzalez et al.（2005）使用腦啟動功能磁共振成 像（fMRI）監測受試者的大腦
的前額葉和頂葉皮質的活動，
來評估個體在某種方案和另 外一種風險替代方案之間做 出選擇的時候，如何應對會成 爲收益或損失的問題。結果表 明，選擇確定收益所需的認
知能耗遠低於選擇風險收益 圖 2.8 fMRI 對風險選擇的研究（Gonzalez et al.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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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認知能耗。相反，選擇肯定損失所花費的認知努力等於選擇風險損失時所花費的 認知努力。額葉皮層和頂葉皮質中的活動表明，工作記憶和圖像機制在選擇風險與確定 選擇時是相關的。個體在考慮潛在收益的時候會考慮風險規避，表現爲在選擇風險與維 持反應期間大腦活動顯著增加。個體在考慮潛在損失的時候表現出尋求風險的行爲，無 論選擇哪種風險或某些展望，都表現爲相對更多的大腦活動（圖 2.8）。
研究動物學習和記憶的生態學科學家甚至從動物本能的覓食行爲發現類似的可變 風險偏好（Kamil & Roitblat，1985），他們在兩個有趣的對比實驗中測試了一種黃眼鳥
（Junco phaeonotus）的覓食行爲。在試驗中，一台餵食器給 juncos 固定喂 2 顆種子，
另一台餵食器隨機提供 0 顆種子或 4 顆種子。在第一個實驗中，每次實驗前將鳥禁食 1 小時，餵食每顆種子的間隔時間為 30 秒，這樣能夠使鳥保持正能量預算（攝入量超過 支出），這時候 juncos 對持續不斷的穩定投喂 2 顆的餵食器表現出明顯的偏好，這就是 鳥的風險趨避偏好。在第二個實驗中，在每次實驗前將鳥禁食 4 小時，餵食每顆種子的 間隔時間為 1 分鐘，這使得鳥處於負能量預算（攝入率低於能量支出），這次，這些鳥 一致的選擇了那臺變化較大的 0 顆種子或 4 顆種子的餵食器，這是明顯的風險尋求行 為，實驗結果非常穩定可靠地支持了預測風險尋求行為與風險趨避行為之間的可變性模 型，這種風險可變性方向取決於鳥的能量預算結果。
二、 不作為偏誤（Omission bias）
不作為偏誤（Omission bias）是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理論之一，其主要 特徵就是維持現狀。Ritov & Baron（1990）研究了一組假設的疫苗接種決定，將不作爲
（Omission）和行動（commission）作爲同一選擇中的選項進行了比較。在一個實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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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被告知要想像他們的孩子有萬分之 10 的機率會因流感流行而死亡，一種疫苗可 以預防流感，但疫苗本身可以殺死一些兒童。要求受試者指出他們願意爲其孩子接種疫 苗的兒童的最大總死亡率。大多數受試者的回答率都遠遠低於每 10，000 人中的 9 人。
在表現出這種不情願的受試者中，平均可耐受風險約爲萬分之 5，即疾病本身風險的一 半（p <0.001）。一些受試者甚至完全不會接受疫苗的風險。研究發現，人們更多是選擇 維持現狀，而不是採取行動改善結果。
Gilovich et al.（1995）創建了三門問題（Monty Hall problem）的實驗室模擬，受試 者是 Cornell 大學的 120 名學生。三個盒子中只有一個包含「大獎」，受試者最初從三個 盒子中選擇一個，在實驗主持人打開兩個未選擇的盒子之一幷展示了安慰的獎品後，要 求受試者決定是保留最初的選擇還是將其換成另一個未打開的盒子。系統其實已經設定 好結果，不管受試者的選擇如何，實際上都只能獲得安慰的獎品。結果表明，與堅持最 初選擇的人相比，選擇更換盒子的人給他們最後獲得的安慰獎品賦予了更高的貨幣價值。
研究者發現，假如因主動採取某項行動而產生的不良後果與被動不作為導致的後果相近，
人們似乎對主動行爲會感到更多的痛苦。研究者發現，這似乎與日常生活中出現的觀察 經驗相矛盾，比如，當人們被問到一生中最後悔的事情時，通常會提到他們沒有做過的 事情。Gilovich 等人對此的解釋是，由行動和不作爲而造成的遺憾經歷可能存在一種有 趣的時間模式：人們會在短期內更多地對不幸的行動產生的不良後果感到遺憾，但在長 期內卻是對未能採取更多行動感到遺憾。
不作為偏誤是非理性偏誤的變革障礙之一，變革作為一種風險決策，通常需要決策 者主動採取行動，但是決策者受偏誤的影響，可能會更關注變革帶來的短期風險，而忽 視了不變革的長期風險，進而選擇被動保持現狀，但是從更長的經濟週期來看，往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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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勇於變革者才有機會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