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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風險偏好（risk preferences）
在分析風險偏好的概念前，本文先簡單探討一下風險（risk）和不確定性（uncertainty）
的概念。在 TCE 文獻中缺乏對風險的定義，本文直接使用在新古典經濟學文獻中的定 義。Knight（1921）提出：「風險（Risk）代表可度量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 代表不可 度量的不確定性。。。利潤（Profit）是承擔風險的報酬。」
MacCrimmon et al.（1986）和 Yates & Stone（1992: 4）將風險視為「損失的可能性」， 這一定義更能反映組織中管理者的觀點。重要的是，風險被理解為「一種固有的主觀結 構」（Yates & Stone，1992: 5）。
準確理解風險和不確定性之間的差異很重要。Orbell（1993）舉了一個例子：「當一 個決策者能夠自信地將已知概率擴展到其他領域時，就會面臨風險，例如，從一套公平 的撲克牌中，賭徒就可以確信在 52 張中一定有一張紅心 A。 然而，當牌組中存在未知 數量的牌和（或）未知數量的紅心 A 時，決策者就會面對不確定性。在不確定的情況 下，不僅一個人仍然會失敗，而且不知道可能性。」這個定義區分了風險（決策者認爲 的主觀損失可能性）和 TCE 中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概念。
微觀經濟學的消費者理論將偏好（Preferences）視爲個人的最原始、最基本的特徵，
是決策者選擇消費束的外生變數，Debreu（1959）運用僅依賴於偏好關係的效用（utility）
函數對一個 n 維歐式空間中的點的排序，推導出了標準的消費者選擇理論。風險偏好則 是經濟學的一個基本概念，應具備不隨情境變化的個性特徵，才能對風險選擇行爲做出 穩定的理論預測。古典經濟學的假設是，沒有人會喜歡承擔風險，Pratt（1964），Arrow
（1965）以及 Ross（1981）都曾經假定人類的個人決策者是規避風險的，舉個例子，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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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具有給定結果的確定性的一種選擇時，假如第二種選擇是賭博，但期望值與第一種 選擇相同，個人將選擇給定的結果而不是選擇賭博。但我們也看到很多反例，實際上人 類的任何行爲都在不同程度上承擔著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當行爲人的財富一定時，其 風險承受能力主要取決於他的風險偏好。不過，MacCrimmon et al.（1986）研究認爲，
決策者的風險偏好會隨著情境不同而變化，幷沒有表現出穩定的個性特徵。
大量的理論和經驗文獻提供了有關確定風險偏好的因素的見解。本文認爲，風險偏 好是由多種因素共同驅動的，可以簡單分爲情境因素和恒定因素（Sitkin & Pablo，1992）。 恒定因素諸如個人性格（Laughhunn et al.，1980），民族文化（Hofstede，1980）和組織 文化（Morgan，1986）之類，恒定因素可以通過統計學控制個體異質性因素影響的方法，
得以進一步深入分析不同的情境因素如何對決策者的風險偏好產生影響。
經典的 TCE 理論對垂直整合的分析架構有三種行爲假設：有限理性、機會主義和 風險中性（risk neutrality），前兩個假設在前文已經做過探討，Williamson 之所以主張風 險中性的理由有三個（有關問題被歸入 1985 年出版的書的結論部分），首先，他強調交 易主要是發生在企業之間而非個人之間，決定企業垂直整合程度的所有者很容易通過自 己的財産多元化來趨避風險，這樣就比較接近風險中性的假設。但是我們發現這個假設 前提與代理理論中關于所有者在現代公司決策過程中所起作用的實證研究相差甚遠，
Berle & Means（1932）對美國 200 家大公司進行了分析，發現大量公司由沒有股權的經 理人員控制的，這部分比例高達公司總數量的 44%以及資產總數的 58%。Jensen &
Meckling（1976）在「股權分散假說」的前提下提出的著名的代理成本理論。Williamson 的第二個理由也與第一個理由有關，第三個最迫切需要利用風險中性假設的理由是，
TCE 的重點是「關於交易的屬性而不是交易者的屬性」（1985：389）。Williamson 認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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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採用簡化的假設既有利於分析問題，又能抓住問題的主旨，所有交易者對風險的態 度都是中立的，注意力集中在交易作爲分析的單位，有助於把 TCE 最核心的效率目標 的本質解釋清楚。本文同意 Chiles & Mcmackin（1996）的觀點，正是他的這種簡化假 設限制了 TCE 理論的詮釋力，通過放寬對風險中性的行爲假設來開展對風險偏好的研 究可以提升我們對企業垂直整合的認識。
Chiles & Mcmackin（1996）通過發展奧地利經濟學派的主觀成本的概念，認爲經濟 成本本質上是主觀的，對 TCE 隱含的主觀成本假設觀念進行了闡述，指出在管理者做 出選擇的時候，影響當下選擇的相關成本評估依據來自對未來結果的事前評估，按照事 前評估演算的結果來做出選擇，當然，沒有人可以預知未來，事後結果往往幷不一定正 是最節約的成本。因此，企業如何選擇垂直整合程度的一個很重要因素就是管理者決策 這一時刻的風險偏好，決策者在面臨同等資産特用性程度時，風險規避者會給市場治理 受到機會主義行爲攻擊造成的損失賦予更大的權重，高估風險導致所評估演算的市場治 理成本高於風險中性者，即使資産特用性較低也可能採用企業內部層級治理來組織交易 而不是通過市場。相反，風險尋求者則會低估風險，面臨更高的資産特用性程度時才可 能採用企業內部層級治理來組織交易。不過 Chile & Mcmackin（1996）的研究沒有對他 們的假設進行實證檢驗。
Chile & Mcmackin（1996）試圖使用信任作爲統一的視角，對風險偏好的行爲假設 進行綜合評估，但是從實證主義的角度來看，由於決定信任因素的社會差異和文化差異 都太大，難以量化，用信任解釋經濟現象容易發生純主觀邏輯推理的問題，就像 Williamson（1988）曾提議過代理理論可以作為包含在 TCE 模型中的變數來源，即這兩 種理論是互補的，但是無法進一步明確公司治理與企業邊界之間的因果聯繫，也很難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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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實證檢驗。
代理理論（Agency Theory）和 TCE 經濟學家都一致同意，行爲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在如何衡量風險偏好方面取得了較大進展。Eisenhardt（1989）認為，依靠 Tversky & Kahneman（1979），MacCrimmon et al.（1986）以及 March & Shapira（1987）
的研究成果，組織研究人員已經可以更容易和現實地衡量風險偏好，爲該領域的研究人 員提供了基礎。我們接下來重點介紹行為經濟學的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