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治理：展示策劃與效益

此章結語將分為兩節來整理本研究的整體研究成果與其未來性。第一節部分綜合整理第四 章關於本研究案例之展示治理分析的整體與主體的兩個部分與其間的關聯性。第二節則是希望 將本研究最後的研究成果簡要陳述，並指向未來的研究可能性。

第一節 展示治理：展示策劃與效益

博物館展示策劃工作已形成一套專業運作準則，從博物館學角度出發，展示策劃的運行案 例多所討論展示規劃的流程與項目、各博物館實踐樣貌，以及各種務實運作方式的介紹等實務 操作層面。藝術類博物館則結合藝術史或藝術評論為出發點，進行策展論述與實踐對應藝術創 作與作者權的討論。在文化研究或是藝術社會學中，則又以批判博物館展示作為文化治理或是 文化政策、發展的一環，並因其教育公民的目的與職責，而論述其為掌控權力而行監督公民之 實。本研究嘗試以文化研究中 Foucault 權力理論與治理性為依據，解析展示策劃工作與其可能 達到的效益，將展示策劃實踐帶入另一個思考領域，以連結展示策劃工作與效益評估。換句話 說，從治理性面向探索展示策劃實踐的策展理念與展示所可能具有的深層意義、價值，再以觀 眾角度反應的內容回應治理性中的自我技術，亦即是展示效果呈現樣貌。

展示治理的概念除引介 Foucault 與 Bennett 的治理性之外，以及他們對於整體社會的治理 討論，更重要的是希望透過實際案例進行更細膩的微觀研究與反身性思考。文化治理或是博物 館治理架構是教育公民，公民有其選擇權，這與監獄、精神病院所監禁的犯人、精神病患是不 同的，因為罪犯與精神病患一旦被定罪和確診，是沒有選擇權的。一個觀眾有選擇參觀博物館 的權力，並可選擇何種主題的展示來做為自我提升的知識本體。因此，展示治理的研究目的不 再只是分析博物館展示專業運作的要素與型態，也不是由上而下討論大環境(國家、社會)藉由 政策面向或博物館推動監看公民教養的權力，更關懷這股推動力量所可能達成的效益，包含推 動展示的整體展示策劃團隊。因此，本論文運用 Foucault 追求知識真理遊戲時所具備的四項技 術系統：生產技術、符號技術系統、權力技術系統和自我技術系統，檢視其間關係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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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成功的展示效益，可以看到符號與權力技術的良好配置，而策展人理念是否傳達到觀眾 的參觀回應上，呈現展示效益，達到展示治理之目的，成為主體自我技術養成之一種可能性。

展示治理概念所能討論的，以及被發現的是在整體文化治理或是博物館治理概念下，尚包 含依循博物館專業而運作的不同學科屬性的微觀差異。因此本研究第四章第一節首先從展示策 劃的角度來看，展示所依以為據的文本組織不同，呈現展示的方式也有差別，進而說明其所需 要調理的關係和呈現方式自然有異。再從觀眾的角度而言，因為專業學科屬性的特色，原本有 不同的目標觀眾群，這與文化治理或博物館治理所設定的社會大眾不同，是更聚焦於特定喜愛 某類主題的觀眾群，這樣群體的設定也只是預設值，實際上觀眾有其高度自由的選擇權，選擇 觀看何種主題的展示，選擇如何觀看展示的方式。這樣的治理性所討論的對象是與 Foucault 對 於監獄、精神病院之類的被定罪、確認的對象截然不同，那群被區隔的罪犯或病人在被判定診 斷後是沒有選擇權的治理對象。此外，透過本研究展示治理的概念，可延伸至被監看對象的感 受與反應，是更進一步可分析治理性所達到的效益層面，有助於反饋至監看者的符號技術與權 力技術，也就是反身性思考的部分。因此，以治理性做為展示研究的理論依據，博物館做為監 視─觀看這個權力部份，不是一種負面的或是被權力所完全監控層次的負面觀點，而是現代博 物館到了晚近更強調的是人能夠在新的展示方式裡面，更加有主動性或者說有一種文明的能力，

獲得類似文化資本的可能性，或是自我技術的養分之一。因此，展示治理分以整體性的策劃面 向，包含國家歷史、社會文化、乃至於政策與博物館屬性等，有其可運用展示進行治理的治理 技術、治理理性和治理心態存在。進一步 Foucault 晚年關懷的主體性部分，因為四種技術的相 互作用連結，展示策劃團隊與觀眾有其主動權，在實踐行動中掌握自我技術的選擇與提升的可 能性之一。以下分以整體性與主體性稍加說明。

一、展示治理實踐的整體性

從晚近博物館學的理解來看，展示不僅源於展示策劃者的觀念、背景而策動產生，更且製 作展示所處的機構、社會文化的脈絡相當程度上左右了展示最終的呈現。在 Hopper-Greenhill 規訓式博物館的研究中，博物館具有強烈的目的性，而源於展策劃者的策展理念的展示成為博 物館展現其功能的重要技術，並與社會、社群、觀眾產生相互交流的影響力。從本研究第二章 博物館歷史與展示文獻回顧，可理解博物館在長期發展中，其治理理性的客觀條件已然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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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研究案例之科博館敦煌風華再現特展，又可從科博館在臺灣的歷史與定位理解其具備教養 公民的正當性，以及敦煌風華再現特展主題性的科學、宗教、文化等層面的呼應，相當符合做 為展示治理的分析案例。

進一步來說，本研究採用展示治理的概念進行博物館展示分析的依據，可再從 Foucault 對 於治理性的分析三個層面來看：治理技術(governing technology)、治理理性(governing rationality) 和治理心態(governing mentality)。(一)治理技術(governing technology)：政府/國家、博物館/機 構、策展人、其他相關機構；相較於文化政策的國家博物館政策或是博物館學等政策或政治性 條件的影響、策略、技術和程序，在公務機關中強調了「行政」技術的重要性，就是調理關係 中的重點。(二)治理理性(governing rationality)：國家、博物館與展示之間的關係。國家/博物館 經過某種計算形式，如何透過不同策展人在所謂的專業體制運作下，達成其形塑公民/人民參 觀博物館展示行為的期許與知識的獲得。美其名以物件的珍貴性與展示知識的教育意義，透過 組織的展示架構與設計包裝，吸引預設的目標觀眾進入參觀。(三)治理心態(governing mentality)：

一個治理體制所涉及真理與知識生產的實踐，構成多重形式的務實、計算的理性，這些實踐的 體制存在於統治心態所構成的境寓之中，但卻不被化約為境寓本身。這些體制涵蓋不同方式的 制度性實踐究竟是如何被思考，被形成知識的客體，以及怎麼被問題化？包含統治實踐的外顯 和內隱的語言，以及其他技術層次的工具所涉及的思考方式，也就是一個人思考如何行使權威 時所援用的專業、語彙、理論、想法、哲學和其他可供使用的各種知識形式，其中可能還涵蓋

「非理性」的成份：政治論述和語彙經常依賴著帶有強烈情感共鳴的想像與神話(劉俊裕，2019)。

實踐的體制是一種制度性的實踐，也就是我們在特定的地方和時間，如何平常地、儀式性地做 我們做的事情。博物館展策劃團隊如何在制度性的日常實踐/工作中，運用專業理論、語言、想 法等組織一套與展示相關的技術性方式，執行與展示相關的業務。以上即是本研究第四章第一、

二節均已提到的科博館敦煌風華再現實踐部份，展示策劃者將策展人理念結合其博物館專業屬 性，挑選適當的物件組織展示文本架構，並調理各種相關的機關參與，輔助強化展示文本的適 切性，並透過展示設計專業鋪陳各種或顯或隱的動線、文字、色彩、物件配置，甚至於專業解 說人員或是相關教育活動的帶領下，將展示文本所隱含的知識本體傳達給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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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示治理實踐的主體性

新博物館學強調以觀眾為思考基礎，從參與的人出發，展示技術工作不以線性作業的方式 運作，日漸著重團隊協力共作的模式，團隊並不侷限於博物館機構內部人員，更朝向與所在社 群、目標群體等合作，激發創意與多元角度共同策劃展示。這樣的團隊分工，與群體協作策展 更加考驗展示策劃主導者的調理與領導能力，以及對於展示文本詮釋權的掌握。另一方面，藝 術類型博物館一向以策展人為核心的展示策劃模式，因突顯策展人的權威性、創作性、獨特性 與統整性而強化其權力與地位。這樣兩極化的展策劃模式有其發展脈絡，兩種展示策劃模式各 有其立論與發展背景，也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然而，本研究的案例所運用的展示策劃模式，

較傾向於展示團隊共同合作的模式，故以此模式運作的過程和呈現結果，從 Foucault 的治理性 理論角度分析展示策劃實踐的可能性。

從第二章第一節博物館的發展簡史看來，博物館被賦予具有發展知識的機構，又透過展示 將以物件為主的知識傳遞給社會大眾，這樣的博物館專業呈現一種行之多年的知識發展與詮釋 的權力體制，在這個知識詮釋與傳播的權力制度下，主導展示策劃的策展人具有某些被期待與 賦予的權威性，也因而掌握以知識教化觀眾的權力，觀眾因為認同與信任博物館所給予的知識，

從第二章第一節博物館的發展簡史看來，博物館被賦予具有發展知識的機構，又透過展示 將以物件為主的知識傳遞給社會大眾，這樣的博物館專業呈現一種行之多年的知識發展與詮釋 的權力體制，在這個知識詮釋與傳播的權力制度下，主導展示策劃的策展人具有某些被期待與 賦予的權威性，也因而掌握以知識教化觀眾的權力，觀眾因為認同與信任博物館所給予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