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相關主題展的脈絡與界定

本文以敦煌相關主題的策展為例，首先對相關主題做一個明確的界定。敦煌為中國西北甘 肅省的地名，這個地區因獨特的自然環境與地理位置，成為中西方文化、經濟、宗教等交流匯 集之地，各文化在此交會、融合、包容、聚集而迸發出多元交融的獨特性格。在歷史恆流中曾 經是政治角力的場所，成為兵家必爭之地，位處國境邊緣而為各國輪番統治的地區，甚至淪於 三不管地帶，成為邊陲可有可無的角落。清末國力衰弱，此地情景更加荒涼，但 1900 年因守 護莫高窟石窟的道士王圓籙²⁹發現了藏經洞內上萬卷經卷書畫等而震驚中外，自此開啟敦煌石 窟的獨特命運，敦煌石窟內蘊藏的豐厚壁畫、塑像，以及石窟建築等，成為世人舉目關注的文 化重鎮與藝術寶庫。民國初年因學者爭相奔走建言而成立敦煌藝術研究所³⁰，讓敦煌石窟藝術 的管理維護、研究保存、詮釋推廣等工作成為敦煌藝術研究所的使命與任務。以敦煌為名的展 示，自然是環繞在敦煌石窟的相關內容，之後敦煌藝術研究所改制成敦煌研究院扮演關鍵性角 色。然而以莫高窟石窟相關內容來說，因其歷史背景而展現某種程度的複雜性，所以須再就莫 高窟石窟內相關內容和敦煌研究院做進一步說明。

一、敦煌歷史脈絡與石窟開鑿

敦煌的名氣其來有自，可先從歷史脈絡來看。敦煌在秦漢之前，居住著月支、烏孫等少數 民族。西漢初，漠北的匈奴趕走月支，佔領敦煌。漢武帝元狩二年（西元前 121 年），西漢軍 隊打敗河西匈奴，敦煌與河西走廊歸入西漢王朝版圖。漢武帝元鼎六年（西元前 111 年）在敦 煌設郡，與酒泉、張掖、武威並稱河西四郡。在敦煌之北修築了長城，在西部設立了陽關、玉 門關，敦煌成為西域進入河西走廊與中原的門戶和軍事重鎮。為了鞏固敦煌的戰略要地，從內

29 王圓籙原是湖北麻城人，清光緒初年入肅州巡防營為勇，諸多不順後離軍受戒為道士，法號為「法真」。離軍 後輾轉來到莫高窟，平時以修整維護窟室，供奉香火，佈道募化為主。1900 年發現了藏經洞(劉憶諄主編，

2017:210)。

30 1944 年成立敦煌藝術研究所，1951 年 8 月改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 年擴建為敦煌研究院。(樊錦詩、趙聲 良，2016: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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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移民來此定居，調遣士兵屯田戎守，西漢王朝對敦煌的經營與開發，確立了敦煌在歷史上的 重要地位。經過東漢王朝與曹魏政權的繼續經營與開發，敦煌在較長時期內保持相對穩定，成 為絲綢之路上一處重要的商品交易中心和糧食生產基地。中原文化在這裏生根和發展，儒家經 典得到傳播。產生於印度的佛教文化也傳到了敦煌，西晉時號稱「敦煌菩薩」的譯經大師竺法 護及其弟子在此譯經傳教。

十六國時期，先後由前涼、前秦、後涼、西涼、北涼五個政權統治敦煌。此時中原大亂，

戰亂頻繁。唯敦煌相對安穩，人口增加，中原與河西走廊的百姓在此避亂，中原漢晉文化在敦 煌與河西走廊得以保存和延續。敦煌產生一批著名儒家學者，他們設館講學，著書立說。中原 傳統文化在敦煌已十分成熟。與此同時，西行求法與東來傳教的佛教僧人都經過敦煌，促進了 敦煌佛教的發展。此後，北魏宗室東陽王元太榮、北周貴族建平公於義先後出任瓜州（敦煌）

刺史，信奉佛教，莫高窟的開窟造像活動逐漸發展興盛起來。

隋代統一南北，擊敗西北的突厥和吐谷渾侵擾，保持絲路暢通，商貿繁盛。文帝和煬帝宣 導佛教，令天下各州建造舍利塔，瓜州也在崇教寺（莫高窟）起塔，宮廷寫經也傳至敦煌。短 暫的隋代，在敦煌大興開窟之風。唐王朝前期扼制了西域最大的威脅西突厥的進犯，在西域設 立安西都護和安西四鎮。為加強軍事防衛，在敦煌和河西走廊設立豆盧軍、墨離軍、玉門軍、

赤水軍、建康軍等河西十軍，使敦煌經濟得到穩步發展，絲綢之路全線暢通，中西經濟文化交 流頻繁。敦煌石窟的營造達到了極盛，敦煌文化進一步凝聚了來自中原的漢文化，以及來自印 度、西亞、中亞的文化。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西元 755 年）發生安史之亂，唐王朝由盛而衰，吐蕃乘機攻佔隴右、

河西。唐德宗建中二年（西元 781 年）吐蕃佔領沙州，推行吐蕃行政、經濟制度和習俗，同時，

大力扶植佛教，佛教勢力迅速膨脹，推動了莫高窟繼續興建。唐武宗會昌二年（西元 842 年）， 吐蕃內亂，勢力大衰。唐宣宗大中二年（西元 848 年）沙州張議潮乘機率兵起義，陸續收復伊、

西、瓜、肅、甘、涼等十一州，並遣使奉表歸唐，被唐王朝冊封為歸義軍節度使，從此開始了 歸義軍長達 200 多年的統治時期。張氏歸義軍政權恢復唐制，推行漢化，使敦煌的政局得到了 穩定，佛教在張氏歸義軍政權的保護下，繼續興建寺院和石窟。後梁末帝乾化四年（西元 914 年），曹議金接替張承奉政權在瓜、沙二州六鎮地區重建歸義軍政權，一直保持與中原王朝的 密切來往，接受中原王朝封號，奉中原為正朔，利用舊日唐朝在各族人民中的聲威，以求在西 北各民族中樹立自己的地位，又以和親的方式，東與甘州回鶻，西與西州回鶻、于闐政權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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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氏政權與中原王朝及周圍少數民族政權建立的良好關係，不僅保持境內相對穩定的局面，且 共保絲路暢通，促進了敦煌與中原和西域佛教文化的交流，為敦煌佛教藝術繼續發展創造了有 利條件。

宋仁宗景佑三年（西元 1036 年）和南宋理宗寶慶三年（西元 1227 年），敦煌先後為黨項 羌和蒙古族佔領。西夏和元朝統治者篤信佛教，敦煌莫高窟作為佛教要地，依然受到重視，仍 有建造。但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陸上絲綢之路的衰落、元朝疆域的擴大，敦煌失去了中 西交通中轉站與西域門戶的重要地位，莫高窟也告衰落。元代以後敦煌停止開窟，逐漸冷落荒 廢。明嘉靖七年（西元 1528 年）封閉嘉峪關，使敦煌成為邊塞遊牧之地。清康熙五十七年（西 元 1718 年）平定新疆，清雍正元年（西元 1723 年）在敦煌設沙州所，清雍正三年（西元 1725 年）改沙州衛，並從甘肅各州移民敦煌屯田，重修沙州城。清乾隆二十五年（西元 1760 年）

改沙州衛為敦煌縣，敦煌經濟開始恢復，莫高窟開始被人們注意。清光緒二十六年（西元 1900 年）發現了震驚世界的藏經洞。不幸的是，在晚清政府腐敗無能、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歷史背 景下，藏經洞文物發現後不久，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日人橘瑞超、俄人鄂登堡等西方探 險家接踵而至敦煌，以不公正的手段，從王道士手中騙取大量藏經洞文物，致使藏經洞文物慘 遭劫掠，絕大部分不幸流散，分藏于英、法、俄、日等國的眾多公私收藏機構，僅有少部分獲 得保存，造成中華文化的空前浩劫（樊錦詩，2009）。總結來說，敦煌不僅是中原王朝經營西 域的戰略要地，也是絲綢之路上的重鎮。因此，為了鞏固此區且發展經濟，歷朝移民和戍卒政 策一方面開墾興利，還引進中原地區的生產技術，使得敦煌逐步發展為西部的軍政中心和商業 城市。此外，隨著中西頻繁的交流，往來敦煌的各地商人在此聚集又走向各地，將西方文化帶 入敦煌，又把中國東方文化傳播出去，成為國際商業貿易中心與中西文化薈萃之地(季羨林，

1999)。

敦煌石窟是敦煌地區石窟的總稱，現存洞窟共計 845 個，包含敦煌市的莫高窟 735 個、西 千佛洞 22 個，瓜州縣的榆林窟 43 個、東千佛洞 23 個，以及肅北蒙古族自治縣的五個廟石窟 22 個。敦煌石窟以佛教為主題，集建築、彩塑、壁畫三位一體的綜合性佛教藝術，是中古時期 藝術的傑出寶藏，而莫高窟石窟分為南北兩區，南區是古代僧侶信眾禮佛的場所，現存洞窟 492 個，塑像 2000 餘尊，壁畫 45,000 平方公尺，以及木構建築 5 座；北區是僧侶修行、居住、瘞 埋的場所，洞窟遺址 243 個。莫高窟洞窟不僅數量最多，保存最完整，是敦煌石窟的代表。最 早的石窟開鑿始於西元 366 年。根據莫高窟唐代碑文記載，前秦建元二年(西元 366 年)，一個

51 帶入，以祈正確理解藏經洞文物流失的歷史因素與各種效應(柴劍虹，2009：55-59)。

52 署，進行莫高窟洞窟初步清查編號，稱為官廳編號(姜德治，2009：88)。1941 年張大千到敦煌臨摹壁畫時，為 洞窟重新編號，共計 309 號(姜德治，2009：90)。敦煌研究院在 1944 年成立，1947-48 年常書鴻所長帶領的敦 煌藝術研究所又重新進行洞窟編號，總計 465 號(姜德治，2009：92)。1951 年敦煌文物研究所重新對莫高窟洞 窟進行編號，共計 486 號(姜德治，2009：98)。最後，1964 年敦煌文物研究所為莫高窟洞窟進行維修加固，再 度重新編號，共計 492 號(姜德治，2009：108)。這也是目前敦煌研究院所採用的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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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來到藏經洞的是法國人伯希和，1908 年 3 月率法國中亞探險隊到莫高窟，對洞窟編 號、抄錄題記並拍攝大量壁畫照片。由於他精通漢語，很快的獲得王道士的信任，藉由他本身 深厚的漢學修養，挑選了萬餘件經卷、印本文獻、絹畫等珍品，僅花了 500 兩白銀購得。現分 藏於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和吉美博物館。1909 年伯希和帶著部分敦煌文獻的精品來到北京展 示，中國學界首次意識到遠在西域寶窟的存在，當時重量級學者羅振玉、蔣斧等人力促清學部 電令甘肅藩司查封石室，宣統二年(1910 年)將剩餘文書運送北京。殊不知這個命令卻因為沿途 地方官紳的貪婪，造成敦煌文書最後在運抵北京前，官員為了抵補清單上缺失的數量，將經卷

接著來到藏經洞的是法國人伯希和，1908 年 3 月率法國中亞探險隊到莫高窟，對洞窟編 號、抄錄題記並拍攝大量壁畫照片。由於他精通漢語，很快的獲得王道士的信任，藉由他本身 深厚的漢學修養，挑選了萬餘件經卷、印本文獻、絹畫等珍品，僅花了 500 兩白銀購得。現分 藏於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和吉美博物館。1909 年伯希和帶著部分敦煌文獻的精品來到北京展 示，中國學界首次意識到遠在西域寶窟的存在，當時重量級學者羅振玉、蔣斧等人力促清學部 電令甘肅藩司查封石室，宣統二年(1910 年)將剩餘文書運送北京。殊不知這個命令卻因為沿途 地方官紳的貪婪，造成敦煌文書最後在運抵北京前，官員為了抵補清單上缺失的數量，將經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