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平安貴族漢學素養的成立──以「漢籍」為探討對象
第三節 平安時期漢學與貴族政治之關係
日本自大化革新開始，律令國家的確立，經奈良至平安初期，是以朝廷為中 心，中央集權最為落實的年代。
所謂的律令制，即仿隋、唐兩朝的律令制度。聖德太子《憲法十七條》主張 中央集權的官司制155，與和蘇我氏奪權成功的中大兄王子所屬意的律令體制有所 不同156，不過，並不能單就律令制的實施來否定《憲法十七條》對日本古代的影 響。前文提到，《憲法十七條》的內容多出儒家經典，而大化革新又是模仿隋唐的 律令制度，中國自漢代以來，一向以儒術為尊，天子、朝臣都要符合儒家經典的 規範，才能被稱之為明君、名臣。因此，日本律令國家體制的根基，便與儒家經 典有很深的淵源。
儒家經典自王仁攜《論語》入日以來，至平安初期達到日本漢學史上第一次 高峰，其後，漢學逐漸走向衰微，武家勢力崛起，鐮倉幕府建立157，使得漢學在 平安時代貴族政治上的地位急遽變化158。筆者認為平安時代貴族政治的基礎與漢 學有很深的淵源，因此，探討平安時代貴族的漢學素養之前，有必要先釐清平安 時代漢學在政治上的意義。以下就平安時代漢學在貴族政治上所表現出的特徵，
以中國漢籍或日本文人的漢文作品為代表，探討律令、攝關政治、院政時期漢學 與政治的關聯性。
一、律令制度時期
律令制度乃是古代日本自中國移植的制度，在西元七世紀時成立，律令制度 在日本制度史上具有兩個特色，第一，與經濟有關的各項規定，例如：定租、庸、
調、貢納等。第二，是井然有序的統治機關，即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以天皇、
太政官為首，中央有八省百官，地方有國司、郡司、里長、五保，透過戶主之配 戶口的方式，使中央的指令得以貫徹至地方。九世紀時，雖然這兩個特色都有所 變化，但是，在官僚體制上並沒有多大改變，因此，此一時期的平安朝廷仍然算 的上是律令時代。159
155 聖德太子主張以天皇為中心的官司制，以恢復天皇專制的地位。見鄭樑生《日本古代史》，頁 130。
156 見鄭樑生《日本古代史》，頁 130。
157 鐮倉幕府建立後，平安王朝並沒有馬上消失，而是形成公家(朝廷)與武家(幕府)的對峙情勢。後 醍醐天皇(1288-1339)甚至推翻鐮倉幕府，一度恢復天皇親政，史稱「建武中興」。見王家驊《儒家 思想與日本文化》，頁 203-204。
158 有關古代至中世天皇、貴族、武家之間的關係與變遷，可參考村井康彥〈天皇‧貴族‧武家〉
《公家と武家──その比較文明史的考察》，頁 3-21。
159 關於律令制度的說明，參考鄭樑生《日本古代史》，頁 30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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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社會的組織，在十世紀中期以後變化暫時趨緩，此時的平安朝廷表面看似是律 令制，但實際上內容已不相同，於十世紀後半進入藤原氏貴族的攝關時代。165
二、攝關政治時期
前文提到，進入藤原氏所獨攬的攝關政治時期，文學和政治結合的思想，成 為官員精神結構的基礎。此一時期的代表人物，以菅原道真(845-903)漢學上的表 現最為突出。
仁和三年宇多天皇即位(887-897 在位)，任用知名漢學者菅原道真為參議，以 抑制日漸坐大的藤原氏勢力。宇多天皇讓位後，太子繼任為醍醐天皇(897-930)，
漢學造詣極高的的菅原道真晉升為右大臣，與藤原氏左大臣藤原時平位居樞要之 職，共同輔佐天皇。但菅原道真於延喜元年(901)被解職。166
王家驊提到菅原道真是欲以文學創作干預政治的典型167。菅原道真出身儒學 世家，祖父菅原清公(754-842)曾任遣唐判官入唐面見德宗，並參與《凌雲集》與
《文華秀麗集》之編纂。父親菅原是善(812-880)曾任文章博士、東宮學士、大學 頭、式部大輔等官職。為文德天皇進講《文選》、《漢書》，對清河天皇進講《群書 治要》。菅原道真的家世，讓他自幼即飽讀漢詩文，因而在三十三歲時便接下父祖 之業成為文章博士。168
菅原道真在仕途上並不順遂，曾被宇多天皇重用，但也因其才華而被藤原氏 嫉恨，被貶謫罷黜。因為菅原道真出身儒學世家，並非有力貴族，因此政治上缺 乏有力靠山，曾先後兩次被貶，最後死於流放地。正是因為菅原道真坎坷的經歷、
豐富的從政經驗以及深厚的漢學素養，才能夠在貶謫期間創作《寒早十首》那樣 的諷諭詩。王家驊認為因菅原道真了解社會現狀民生疾苦，因此才會逐漸走上正 視社會矛盾並批判時政的道路。此時又恰好是《白氏文集》流行日本的時期，白 居易的〈新樂府〉、〈秦中吟〉諷諭詩的兼濟思想，以及「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 合為事而作」169(白居易〈與元久書〉)的主張，對菅原道真的創作產生極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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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菅原道真在漢學素養上有很高的評價，但其《寒早十首》並沒有引起平 安社會的廣大迴響，筆者認為，此時官員所主張之以文學與政治結合所形成的思 想，其實跟民生沒有太大關連。貴族官員們經營的是自己的政治前途，與反應民 生疾苦的經世濟民應該沒有太大的關聯性。
165 律令體制的瓦解，參考鄭樑生《日本古代史》，頁 310-312。
166 鄭樑生《日本古代史》，頁 351。
167 王家驊《儒家思想與日本文化》，頁 333。
168 菅原道真的家世，及其父祖經歷，參考市川本太郎《日本漢文学史概說》，頁 85-86。
169 謝思煒《白居易文集校注》(一)，頁 324。
170 王家驊《儒家思想與日本文化》，頁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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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之所以受到平安文人的重視，是因為漢學是平安貴族的學問基礎，若具 備一定的漢學素養，通過大學寮、國學等教育機構的入學、考察，便能取得任官 資格。因此，文人多視漢學為任官途徑，但凡有助於官運的活動，如：參與宮廷、
侍宴場合的應酬唱和詩作，從平安前期以來便始終不斷。雖然有學者提到九世紀 中後期這類的詩作大幅減少，取而代之出現的是描寫個人境遇、情感的抒情詩。171 但是，諷諭詩卻依然不受到平安文人重視，推究其原因，或許是因為內容不符合 貴族所關心的時事，用途不廣無益於仕途的緣故。
三、院政時期
此時與政治有密切相關的漢文作品，當屬平安時代中、後期的漢文日記。172 院政時期，莊園、公領體制的確立，形成中世「家」的概念，確保家產父承子繼。
除此之外，所謂的「家」，還與政治地位相結合，形成子承父業的情況。173 貴族是否能保有代代相傳的公卿地位，「家」是關鍵。若無法維持「家」，那 也就無法在貴族社會中生存。因此，傳承職務上所需知識與技術，對於「家」的 維持有重要的意義，所以，便有「日記之家」(日文為「日記の家」)的產生。174
「日記之家」的特色，以天皇與攝關家為首的貴族社會表現的最為明顯。此 時公卿的日記往往記錄政務、先例與職位關係等內容，這是因為公卿必須要以日 記的形式留下基本文獻，用以支持「家」的緣故。因此，搜集而來的日記與公卿
「家」歷代以來的日記「家記」，便成為「家」的重要財產，其持有者，往往意味 著嫡子、本家的涵義。至於公卿日記的記述特色，往往以當時最大的政務儀式為 中心，引用前例、場地設置、儀式順序等細部描寫為敘述重點。記述的目地在於 希望透過日記的記錄，能夠讓後代子孫了解儀式與作法。政事方面，日記會記錄 當時政治上的大事，並隱晦的反應其政治立場，希望家人能夠從中收集到相關資 訊。175
平安末期至中世前期著名的公卿日記，有藤原宗忠《中右記》176、藤原賴長
《台記》177、平信範《兵範記》178、九條兼實179《玉葉》與藤原定家《明月記》
171 高文漢、韓梅《東亞漢文學關係研究》，頁 32-33。
172 關於王朝日記的發展源流，可參考松薗斉《王朝日記論》。
王朝日記的「發生」約在九世紀末~十世紀時出現，記主身分有天皇、貴族。頁 9。
173 元木泰雄、松薗斉編《日記で読む日本中世史》，頁 12-13。
174 元木泰雄、松薗斉編《日記で読む日本中世史》，頁 6。
175 元木泰雄、松薗斉編《日記で読む日本中世史》，頁 12-15。
176 《中右記》是平安時代院政時期的朝臣藤原宗忠(1062-1141)的日記。日記大部分內容記錄自藤 原宗忠 26 歲寬治元年(1087)至 77 歲保延四年(1138 的)五十二年間。元木泰雄、松薗斉編《日記で 読む日本中世史》，頁 16。
177 藤原賴長(1120-1156)出身攝關家，其日記《台記》之名源自大臣的唐名「三台」。日記記述自保 延二年(1136)至久壽二年(1155)。元木泰雄、松薗斉編《日記で読む日本中世史》，頁 33。
178 平信範(1122-1187)出身桓武平氏高棟王流。現存《兵範記》自 21 歲天承二年(1132)至 73 歲元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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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傳承並非來自其父祖，因此不具備「日記家」的特性。
關於「日記家」、「和歌家」的論述，筆者認為就松薗斉的說法，與日記所記 述的內容有很大的關聯。所謂的「家」，意指社會地位、知識傳承。平安中、後期，
公卿日記逐漸形成「家」的概念。「家」的內容與貴族的身分職務息息相關，具有 傳承、記錄的特質。因此，若將《明月記》完全當成記錄和歌家業之作，似乎也 不完全合乎藤原定家執著於官途的本意，或許就如松薗斉所言，藤原定家雖有「日 記家」化的念頭，但隨著官途上不滿失望的情緒、為家缺乏繼承意志的情況下，《明 月記》反而呈現出不同於「日記家」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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