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學生公民參與態度的因素

國中學生代表著「未來公民」的身分，他們的思考能力與和身心發展逐漸成 熟，能運用抽象、合於邏輯的推理方法去解決問題，此時也是公民參與態度逐漸 成形的關鍵時期。但是國中生受限於年齡、家庭、學校等因素較少實際從事公民 參與行為與活動，我們也較難掌握國中學生實際的公民參與行為，但是根據相關 研究可以發現學生的公民參與態度與公民參與行為呈現高度的正相關（鄭慧蘭，

2001）。公民參與態度呈現積極正向的學生，也會具有積極正向的公民參與行為，

所以我們可以從了解國中學生對於公民參與的態度來探究國中學生公民參與的行 為。究竟哪些是影響國中學生公民參與態度的因素呢？以下我們將從政治學的觀 點與教育學的觀點來探討影響國中學生公民參與態度的相關因素：

壹、政治學的觀點：政治社會化及其媒介

王振寰、瞿海源（2009）指出，只有在社會具有公民社會的性質時，民主政 治才能穩定的發展。周育仁（2012）提到公民社會是最能發揮公民能力的社會。

因此，參與公民社會的政治過程是乃是公民的基本要求，亞里斯多德則認為：「人 生來是要做公民的。」然而，人並非天生就懂得如何做公民的，要成為公民社會 的公民，還必須要學習與其相關的政治價值、政治態度、政治信念和政治認知，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公民是被培養出來的。

一、政治社會化的意涵

冉伯恭（2012）提出政治社會化的內容有兩種：一種是與政治直接有關的內 容，例如教授學生國家憲法、民主思想等；另一種是間接與政治有關的，例如教

導學生服從父母和師長，這種服從權威的價值觀念，對於青年長大後的政治態度 與政治行為很有關係。

關於政治社會化的定義，大致可以就以政治社會化對於個體層面和總體層面 的影響，歸納兩者的定義如下：

(一)以個體層面而言

這種政治社會化的涵義是以個人為出發點，強調個體在政治認知與政治 態度上的學習與發展。政治社會化指的就是一個社會成員學習政治文化的一 個發展過程（周育仁，2012；林嘉誠，1989）。林天佑（2004）認為政治社會 化的意義是指個體在成長的歷程中，對於政治知識、政治態度、政治價值和 政治行為的外塑與內化的過程，並提出政治社會化具有三種特徵：政治社會 化傳遞政治文化；政治社會化是長期累積的過程；政治社會化涵蓋顯性和隱 性、計畫性與非計畫性的過程。

從個體面解釋政治社會化的涵義，強調政治社會化著重在個人對政治內 涵的學習歷程，個人透過此歷程獲得政治知識、價值與態度的學習，進而達 成適應政治生活的目的。

(二)以總體層面而言

這種政治社會化的涵義較重於社會面，強調以「政治系統的需要」來看 待政治社會化，著重於上對下的政治文化傳遞，目的在塑造符合該政治體系 之下遵守價值規範的公民。彭懷恩（2006）認為政治社會化的意義是指政治 體系的成員發展對政治的價值、情感、態度與意見，使其能與政治建立關係 的過程。林生傳（2005）認為培養人民對政治體制信仰的系統即是政治社會 化，也是教育的過程。

從整體面解釋政治社會化的涵義，強調社會的主宰性，社會將公民應該 接受的文化模式設定好，透過各種社會化的機構，讓公民接受此種模式的形 塑，使得政治文化可以傳遞與維持。

二、影響國中學生政治社會化的媒介分析

政治社會化的媒介很多，陳文俊（1983）認為凡是足以影響個人政治態度的 任何因素，皆可以視為政治社會化的媒介。呂亞力（2014）舉出家庭、學校、同 儕團體、大眾傳播媒體、工作場所、選舉等政治性場合是政治社會化主要的機構 或媒介，周繼祥（2005）則認為社會上所發生的重大事件也能產生政治社會化的 作用。但因國中學生尚未進入職場而且未享有投票權，因此工作場所和政黨等相 關社會化機構對國中生政治社會化的影響並不大，所以本研究不加以探討。以下 針對影響國中學生政治社會化較為相關的家庭、學校、同儕團體、大眾傳播媒體 與社會重大事件等五大媒介進行探討，分別敘述如下：

(一)家庭

家庭是社會最基本的單位，是個人最早接觸也是最有延續性的社會化機 構，個人最早意識到權力的關係而且經歷到權威的角色也是從家庭而來。彭 懷恩（2006）指出從孩童出生到五、六歲時，家庭是最重要的社會化媒介，

在此時期，孩童與家庭接觸關係之密，遠較其他社會化媒介為多。

袁頌西（2004）提到個人早年在家庭中所接受政治的（也即是明示的）

或與政治有關的（也即是暗示的）觀點，可能會影響他一輩子。陳陸輝、黃 信豪（2007）認為家庭也對子女傳遞特殊的政治態度、價值與認同的能力以 及家庭對權威當局與政府或領導人的態度來影響子女的看法。因此，研究指

出父母和他們子女的投票行為有很強的相關性（陳一新、鄧毓浩、陳景堯（譯）， 2010）。林嘉誠（1989）則指出包含家庭結構、父母親的管教方式、父母親與 子女的互動方式、父母親個人的政治態度、家庭友誼氣氛、家庭事務決策模 式、兄弟姊妹的相處方式均可能對子女的政治學習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冉伯恭（2012）提到家人對孩童的政治社會化的影響並非是正式有意的教導，

而是不知不覺之間的潛移默化的作用。

(二)學校

德國教育學家 Kershensteiner 倡導公民教育，認為公民教育的目的即在

「造成適合國家及時代需要的有用公民」，主張「國家一切的教育制度只有一 個目標，便是造就公民」（引自張秀雄，1998）。Hess 和 Torney 認為學校是最 重要且最有效的政治社會化工具，童年時期在學校有從事校園事務參與的經 驗和接受高等教育等情況，皆會增進成年後的公民參與和政治效能感（引自 蔡璧煌，2008）。

袁頌西（2004）認為學校教育具有雙重效果：一種是明示且直接的，直 接經由計畫的教育程序傳遞學生有關政治知識與政治信仰等，學校教育中的 歷史、地理和公民等課程都是為了達成這些政治目的而設立的；另一種則是 暗示且受到非正式的經驗而影響，像是學校舉行國定節日的紀念儀式和舉行 升旗典禮灌輸學生的愛國情操，或是經由班會、學生自治會和社團活動培養 學生公民參與的民主規則等。透過這些正式或非正式的課程，我們認識了國 家、國旗、國歌和政府領導人，也認識了公民的權利與義務和公民應扮演的 角色。臺灣早期「公民教育」的內容，受到主流意識型態的教育所影響，便 是要造就一個效忠領袖、愛國家、愛民族的子民（鄧毓浩，1994）。

周育仁（2012）提到學校教師的教學方式，也會影響學生的政治態度，

臺灣早期過於強調單向的填鴨式教學，老師代表權威，不鼓勵學生發問，也

導致此種教育培養的民眾，是呈現臣屬型政治文化特徵，也較不利公民參與 的發展。因此，我們可以發現透過學校教育的進行，可以將重要的價值與態 度傳遞給社會的新進成員，以維持政治系統的穩定。

(三)同儕團體

同儕團體是指相近年齡的人們，擁有共同的相近嗜好、興趣和背景因素 而形成的次級團體。除了家庭與學校之外，學生時期的玩伴、成年工作的夥 伴和非正式的同儕都會影響個人的政治態度。在青少年時期，同儕之間互動 增加，相處時間的增長，使得父母與學校老師對於學生的影響力開始減弱。

在同儕團體的影響下，成員的異質性與否與個人政治態度的穩定具有重要的 關聯性（陳陸輝、黃信豪，2007）。

一個人的思想和行動，如果能與其同儕團體一致，那麼此人就比較容易 被其同儕所接納（周繼祥，2005）。同儕團體的政治社會化功能，主要不是學 生聚在一起討論政治議題，而是在於同儕團體對學生個性與價值觀的影響，

這都可能間接影響學生對於政治的觀念與態度（呂亞力，2014）。例如同儕中 意見領袖的行為與對政治的看法，對其他同學也較能產生啟發與示範的作用，

同儕間相互的影響也就自然增加。

(四)大眾傳播媒體

隨著科技的發展，大眾傳播媒體在政治資訊的傳播上與政治態度的塑造 上也更為重要，大眾傳播媒體不僅傳遞消息給閱聽人，甚至也可能影響到人 們政治認知地圖的形成（袁頌西，2004）。周育仁（2012）提到由於傳播媒體 的影響力無遠弗屆，執政者自然以傳播媒體作為政令宣導的工具，企圖改變 人民思想、促進國家的認同，以增長民眾對政府的支持，進行民眾的政治社 會化。

張明貴（2012）提到由於學生們使用大眾傳播媒體的時間愈來愈長，與 父母相處的時間愈來愈短，大眾傳播媒體已成為影響學生價值觀最重要的媒 介之一。彭懷恩（2006）也發現，大眾傳播媒體在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扮演 相當重要的角色，但是它的功效取決於媒介的內容，而非接觸的比例，只是 經常閱讀報紙的讀者，有相對較高程度的政治興趣、政治知識和政治參與。

大眾傳播所傳達的政治消息或政治知識只能增強民眾既有的態度，較難改變 個人原有的政治態度，因此張明貴（2012）認為大眾傳播媒體充其量只是文 化的強化者，而非文化的創造者。

(五)社會重大事件

上述的政治社會化媒介大多是透過日常生活潛移默化的影響個人的政治 信念與政治行動的效果。不過，有一些快速且突然發生的社會重大事件也都

上述的政治社會化媒介大多是透過日常生活潛移默化的影響個人的政治 信念與政治行動的效果。不過，有一些快速且突然發生的社會重大事件也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