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王」與「聖人」的歷史觀差異

荀子與董仲舒同樣訴諸歷史文化與知識，闡述「名」的性質與規範。荀子 上溯「刑名」、「爵名」、「文名」與「散名」在歷史政治制度與社會風俗的沿襲 累積，董仲舒也強調古代聖人在創制「名號」的謹慎深刻考量與價值。他們接 受「名」在歷史中的變化，而特定的權威能夠兼顧「名」的歷史變化，並發揮

「名」應有的效果。他們都主張「名」的創制是人為過程與歷史文化的傳承，

「名」的變動與創制也必須依循歷史經驗與知識的規範，更並非一人的獨斷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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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歷史規範是兩者名實論的表面共同點，然而他們對歷史觀有不同的構想，

這也影響他們看待「名」、歷史，以及權威在兩者之間的角色的差別。

荀子的「後王之成名」並不推崇歷史上特定權威或組合的「名」，而是把

「名」本身放回歷史的發展過程當中。「後王之成名」不僅認為「名」自有歷史 發展的沿襲累積，更承認接受當世的「名」仍然沿襲並可上溯至過去的政治制 度與社會風俗。「後王之成名」部份牽涉「法後王」的理念，「法後王」主張當 世制度仍有古代聖王制度與理念的傳承累積，並主張應結合當世經驗與政治基 礎，建立合符聖王理念的理想政治。「法後王」可體現於荀子部份肯定秦國制度 與施政的成效，並稱許秦國的寬政、行政與民風合於理想政治的地方。然而荀 子批評秦國不尊重歷史傳統與倫常價值的理念，以及不任用掌握歷史價值與施 政理念的儒者，因此秦國整體有無法凝聚團結為一體而易於傾覆的危機。「法後 王」對當世制度的接受，只是其作為施政基礎的起點。「法後王」期許統治者能 夠把歷史變化的制度與社會風俗，與理想的統治理念結合。因此荀子對當世現 實政治和社會風俗，有接受而作為施政基礎的地方，也有批判其不合於理想的 地方。荀子主張過去的聖王，以及未來的新王，具有能夠實現結合歷史、當世 現實基礎與理想的能力。不過，「後王之成名」沒有「法後王」在恢復過去聖王 制度或師法聖王理念的層面，而是只強調歷史制度的累積傳承，以及社會風俗 習慣的沿襲，這些因素是對未來新興「王者」在處理名實關係上的規範。

「後王之成名」並不固守過去既定的「名」、政治制度與社會風俗。荀子既 接受「名」本身的歷史變化，也接受未來「新名」與王者的興起。荀子期許即 使名實關係變化與王者興起，王者必須受到歷史傳承的「名」、政治制度與社會 風俗的規範。荀子主張王者有能力辨別名實關係變化，以及維繫「名」本身作 為辨別事物、溝通與團結統率社會的功能。其中的關鍵在於王者必須考量歷史 與社會認知，以及遏止制度、社會風俗與「名」偏離常識經驗。荀子並不贊同 違反與超越常識經驗的認知基礎，也不主張「名」與名實關係的形成能夠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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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以及放任社會自行形成。荀子認為只有藉由王者維護名實關係的常識經 驗，才能夠形成恰當的名實關係與社會風俗認知，而易於被所有階層的人們所 理解。「名」也因為常識經驗的基礎，才能夠在歷史中傳承。

董仲舒同樣推崇「名號」在歷史當中的創制，然而董仲舒不從既定經驗事 實的角度展開名實論的探討，而是主張必須回到聖人創制「名號」之初所賦予 的深意。「名號」是古代多個聖人透過掌握超越經驗的「天意」，以及經過對萬 事萬物的謹慎觀察與思考，進而創制準確描述事物及其背後「天意」義理的產 物。「名號」具有聖人在創制之初所賦予的深意，其本身更具有上達「天意」的 義理與價值。即使經歷了政權興替與歷史發展，董仲舒相信「名號」本身自有 歷久不衰而值得效法的價值。後世王者必須「深察」古代聖人創制的「名號」

背後所蘊涵的義理，並以此展開符合「天意」的施政。董仲舒所主張的「深察 名號」之所以「深」，在於「名號」所承載的學術知識與歷史文化傳統，以及超 越經驗的「天意」。董仲舒不接受當世的經驗事實與聖王理念相通之處，而是推 崇「聖人」及其留下的「名號」本身具有的價值，並以此規範與指導當世的現 實政治與社會。因此，董仲舒對於現實政治社會帶有強烈的批判意識，這種批 判意識來自對人文學術知識與歷史文化傳統的理解，以及依據凌駕政治社會現 實的「天意」價值理念。

董仲舒並非完全排除「名號」本身的歷史變化，而是把「名號」形式上的 變化放在聖王改制的歷史循環論當中。董仲舒主張受命新王會進行禮樂儀式、

改正朔與國號等項目，進行「名號」更替或創制，以進行符合「天意」的改 制。董仲舒認為歷史上的改制，都是依據多個數字循環模式而進行，例如三個 禮儀與顏色組合循環的「三而復」，以及「正號」時更替「五帝」之首顏色的

「五而復」等。受命改制除了是彰顯政權更替與受命的象徵意義，更意味著董 仲舒認為歷史上每一個政權的制度並非完善。董仲舒主張夏以降的制度有所偏 頗，因此後起的受命新王應補救前代政權制度的弊端。雖然「名號」依據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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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模式而有形式上的變動，「名號」的內涵仍然有不變的地方，即為「有改制 之名，無變道之實」。董仲舒強調統治者的「名號」，具有受命於天而教化百 姓、傳承文化的意義與責任。政治制度與禮樂儀式的各項「名號」即使有所變 化，其中的倫常綱紀、道德價值與教化等理念原則仍然不會改變。這些「名 號」背後的政治理念，都來自過去聖人發揚「天意」的創制。王者不需要是

「聖人」，只需要「深察」這些「聖人」所創制的「名號」背後所具有的理念。

董仲舒對「名號」、新王改制與現實政治社會的態度，也反映在董仲舒對秦 與西漢施政的批評上。董仲舒不認同秦政有符合理想政治的地方，而是批評秦 政沒有履行王者應有的改制與教化責任。董仲舒批評秦政進一步把周制弊端惡 化、毀滅過去王者教化的政績，以及不推行教化而讓百姓風俗墮落。董仲舒透 過《天人三策》回應漢武帝的策問，指出秦政帶來的災難延續至當世，而西漢 政權應當重新履行作為王者應有的責任，包括受命改制與教化百姓。這些都是 董仲舒依據凌駕現實經驗的學術義理，對秦政與當世政治社會現實的批評。即 使歷經政權更替、歷史發展與「名號」形式上的變化，董仲舒相信「名號」當 中所蘊含的理想仍然是後世應當效法的理念與價值。

總而言之，荀子與董仲舒看待「名」與「名號」在歷史上的變化，以及背 後的歷史觀，皆有不同的解釋與態度。荀子重視「名」本身的歷史發展與常識 經驗基礎，並主張王者應該要在歷史與社會風俗的規範下，確立符合常識經 驗、歷史規範與時代變化的「名」的體制典範。董仲舒則重視「聖人」創制

「名號」之初，發揚「天意」而賦予的義理價值，並主張「名號」的義理具有 後世應效法的價值。董仲舒憑藉具有凌駕現實經驗而上承「天意」的「名號」

義理，據以規範、指導與批評當世的政治與社會現實，並期望王者能夠推行符 合「天意」的施政與受命改制。董仲舒所主張的受命改制，背後是以超越經驗 的「天意」為依據而運作的歷史循環論。即使「名號」經歷形式上的變化，也 會受到歷史循環論的規則限制，「名號」背後的理念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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