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相關理論與文獻回顧
第二節 性別主流化與參與式民主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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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性別主流化與參與式民主理論
ㄧ、性別與參與的關係
聯合國在推動執行性別主流化過程中特別提到在各個層次的決策制定中都 要努力拓寬婦女的「參與面」。不過在許多性別與發展的實踐過程中，並沒強調 參與的概念，而是採取了由上而下的概念，假設了某種性別的關係，忽略其他不 同的性別關係與經驗。相反的，許多的參與都強調如何透過參與來建立社會的凝 聚與共識，但也經常忽視了性別的差異，漠視了不同的聲音的存在。
同時，由於政府官員的抗拒使得我們很少看到有意義的參與，縱使有許多機 制透過少數的官僚與代表的存在（通常是性別女性官僚與女性議員）來強調參與 的「代表性」，不過那通常僅是少數菁英的生命經驗。同時，許多的專家在性別 研究往往側重於概念問題，而不是探討如何提高性別意識的發展實踐。尤其許多 別專家很少與當地的性別問題專家和組織相結合，導致了原本簡單的性別概念，
變為複雜的思想翻譯 (Guijt and Shah, 1998)。
因此，性別主流化概念應被視為一個性別民主化的過程（Rai,2003）包括如 何將女性的政治觀點納入政策制定過程，也是讓各種不同參與者表達各種不同想 法的過程。性別主流化不單單只是性別的課題，更包涵民主政治中「參與式民主」
價值的實踐。因此，透過性別主流化的實踐不僅可以達成民主的治理，相反的透 過民主機制也可以有效的推動性別主流化的發展。
不過，如何透過參與式民主的機制來實踐性別主流化，讓邊緣者的聲音（包 括那些處於邊緣地位的男性）被聽到，讓不同的參與者表達他們的需求，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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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參與機制可以讓不同性別、不同的婦女的聲音被聽見?這個參與機制是由誰 來做最後的決定，是集體的或個人首長的，參與的過程是公開且透明的嗎？參與 結果最後是否落實在性別別政策當中呢？以上問題都是性別發展援引參與式民 主理論的所必須面臨的議題。
在台灣，2004 年第四屆行政院婦權會提出「婦女政策綱領」及「婦女政策白 皮書」，在婦女政策白皮書中特別揭櫫「廣設參與式民主機制，催生參與式政府」
為婦女政策之基本要點之一，在婦女政策白皮書中力促進參與式民主的精神，力 主於各級政府各部門廣設民主組合（democratic corporatism）模式之決策暨執行 委員會，做為推動性別主流化的重要機制，在白皮書中指出委員會由相關各方（各 級政府相關部門、相關民間組織、社區居民代表、專家學者）組成委員會，以「自 治」、面對面平等協商之方式，進行常態性的決策、督導、評估等事項。可以讓 各種議題於各級政府之決策及執行過程中，充分表達、衡量、採納不同立場之各 種聲音，催生友善女性的參與式政府。自此，參與式民主理念與機制被廣泛的運 用在台灣整個婦女政策與性別主流化的推動過程之中。不過何謂參與式民主理 論，其內涵為何？有哪些可能參與式民主機制？將分述如後。
二、參與式民主理論
（一）、參與式民主內涵
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ion democracy）在一九六 O 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的後期 被提出來，主要是對於當時的代議民主的制度和與精英民主理論提出不同的觀 點。參與主義者認為我們常常為了求民主的方便性，而建立許多在階級、性別與 種族、排它性與附屬性的壓迫規則，使得大部份人民僅有很微弱的力量來影響政 黨與立法的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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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 Rousseau 在《社會契約論》（Social Contract）中提出﹕「只有當人們 直接而且持續去參與塑造他們的生活方式時，公民才是自由的」。他認為參與不 僅僅是一套民主制度安排中的保護性附屬物，它也對參與者產生一種心理效應，
能夠確保在政治制度運行，以及在這種制度下互動的個人的心理品質和態度之間 具有連續的關聯性。Rousseu 希望透過參與過程來達成個人負責任的社會行動和 政治行動，但是這種以參與為主要概念的古典民主模式，在現代代議政治的迅速 擴展下，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尤其部分民主理論中強調大眾廣泛參與的政治所 具有的內在危險，對於公民的廣泛參與，往往把會把焦點放在示威、遊行、抗議 等等比較激烈性的行為表現，甚至把公民參與和「暴力政治」、「民粹主義」思想 畫上等號，以至於我們對於公民的參與產生了破壞和諧與危害政治穩定的刻版印 像。尤其是人們對那種激情狂熱的全民參與所留下的破壞，仍有恐懼與害怕，
直到 1960 年代以後參與式民主理論漸漸獲得重視，政治理論學者 Arnold.
Kaufman 在 1960 年即提出「參與式民主」一詞，認為民主的參與將增進一個人的 思想、情感及行動的力量。他說「參與的民主可以有許多有益的結果，其主要的 功能不是為了保護或穩定社區，而是能夠發展人的思想、感情與行動的力量。」
（Cunningham，2002:123）。早期的參與主義者關注的焦點是在校園上，學生力爭，
要求能夠保障部份的民主，尤其在有關校園政策上或在課程與成績評定政策上，
都希望能夠參與。參與論者更進一步希望政治參與的範圍能夠逐漸擴大，在工作 場合中、家庭、媒體、社區鄰里、各級學校、以及與人們環境相關的政策中落實
（Cunningham，2002:127）。Pateman 主張政治中的參與可以有助於個人發展，認 為參與將增進一個人的政治效能感。但是 Pateman 強調，他要改變的是國家的制 度而不是個人。同時，政府的代議士通常無法遵守競選的承諾，很少會對於公民 所關心的事務投入心力，往往只在些表淺的議題上作功夫。唯有人民的積極參與 才能夠使得代議士們回到誠實。（Cunningham，200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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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man 認為對民主的參與能夠促進人類發展，提高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不應該因為民眾政治知識與能力不足，而阻礙人民參與政治的機會。
同時，透過政治參與，人民可以獲得學習與教育的機會。因此她說：「參與的主 要功能在於教育─最廣義的教育，這包括人格心理層面的變化以及民主技巧、民 主程序的實踐」(Pateman , 1970：42)。她質疑 Schumpeter 的精英民主理論，精英 民主理論認為維持政治穩定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目標，認為一般大眾政治知識與能 力不足，擴大政治參與只會擾亂民主制度的穩定性。但她認為不應該限制人民的 參政權還應該擴大政治參與。人民越有機會參與政治過程，越會有政治效能感，
不僅可以減少對權力中心的疏離感，更可以培養公民對集體事務的關心，對政治 穩定有相當正面的功能。(Pateman，1970：103-111) 。Pateman 發現如果公民知道 存在著有效參與決策的機會，他們就會相信參與是有益的，然後主動進行參與，
並可能贊成集體的決定應該具有約束力。相反的，如果人民的參與受到嚴重排 斥，並且很少有人代表他們說話，他們就會相信自己的觀點與選擇將不會得到認 真的對待。因此，他們將看不到參與有什麼充分的理由，認為影響他們生活的決 策過程是政府當局的事情。(Held，1996：268)。
此外，Pateman 並試圖從女性在政治社會中的參與情形出發，來探討民主的 重大侷限(Carteer and Stokes, 1998)。表達出女性在自由主義式民主之中，不論是在 社會上還是政治上，都遭受邊緣化與被宰制的命運。
Barber 也認為公民必須要有強烈的公民意識和積極的參與式民主社群
（democratic community），不必恐懼政府的權力，直接「面對面」的討論、審議及 判斷各種的議題，把政治設想為一種生活的方式，是生活中的一部份，才能真正 發揮民主政治的效能。
例如，傳統上我們認為政府預算的擬定是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職權，但在 性別主流化下的性別預算，則鼓勵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議會、民間團體與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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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參與，透過公聽會、大眾傳播媒體、公共集會等方式使其成為政府與公民 之間形成對話，找出政府與大眾認為預算優先事項。使政府預算朝向一個更開 放、更多元參與和更多反饋方向的改變。例如在烏干達和南非的非政府組織對於 地方預算進行性別分析與建議，都使得政府在預算的編列上更清楚的知道誰最先 應該獲得照顧與幫助。因此，公共事務必須建立在更廣泛的共識與更多人的參與 過程，不同層次的參與，不論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政府組織或個人等都可 以藉此瞭解彼此的實際需求，達成社會進步與性別的正義。
因此，不論是女性主義或性別主流化運動，都強調「參與」的重要性，透過 參與過程，能夠實現每位公民的主體性，透過參與，逐漸發展公民的德行，包括 尊重、寬容、溝通公民特質等。參與的過程並不在於達成實用性的結果，而是在 於公民能夠啟蒙與塑造成為一個真正的公民。倘若人民之道存在著有效參與決策 的機會，他們就會相信參與是有益的，就會主動地進行參與，並且可能贊成集體 的決定應該具有約束力。反之，如果人民受到嚴重的排斥，並且（或者）很少有 人代表他們說話，他們就會相信自己的觀點和選擇將不會得到認真的對待，不會 像其他人那樣地受到重視或給以公正的評估。
（二）、參與式民主的挑戰
任何理論的建構必然招致另一方的挑戰與質疑，參與式民主理論也不例外，
它的挑戰主要來於自由主義者的質疑，這些質疑包括；參與式民主是否能夠在現
它的挑戰主要來於自由主義者的質疑，這些質疑包括；參與式民主是否能夠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