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章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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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限制
本論文於 2009、2010 年共訪談了七位相關人員，包括五位前任及現任婦權 委員、一位婦權基金會人員、一位參與國際組織研究人員，他們提出寶貴的意見，
對本論文的內容助益甚大，但很可惜的沒有訪談到政府文官的看法，頗感遺憾，
因此本文運用了人事行政局委託銘傳大學黃煥榮教授主持之「性別議題在政府人 力資源管理之理論與實務─兼論性別指標之建立與運用」研究案中有關文官的訪 談資料作為比較分析的基礎，然該份委託研究案於 2007 年 9 月完成，與本論文 所作之研究有時間上的差距，不過由於本論文之受訪者擔任婦權委員的時間大都 在 2004 年至 2008 年的時間，因此所討論的時間與範圍較為接近。
在資料的收集上，由於行政院、行政院婦權會以及婦權基金會大都已將相關 的會議資料全文上網，因此資料的收集較為完備，但在地方婦權會部份，各縣市 地方婦權會的資料並不完整，會議紀錄並沒有上網或根本找不到資料，致使關於 地方婦權會的分析較為缺乏，為本研究之限制。
第三節 章節安排
本論文基於上述研究動機與研究方法，本文將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緒論。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與章 節安排。
第二章：理論與文獻回顧。本章將對於性別主流化相關理論與參與民主理論 進行探討，在性別主流化上將包括對性別理論與性別主流化工具運用的分析。在 參與式民主理論上將對於其思想內涵與參與機制進行探討。並同時對既有的性別 主流化文獻進行分析，以作為本論文探討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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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開啟性別主流化與參與式民主的對話：行政院婦權會角色與功能。
台灣推動性別主流化的網絡主要分為政府部門與民間部門兩個路線，在政府部門 中以行政院為最高層級，推動至各部會及各地方政府。民間部門中則由全國性婦 女團體與地方性婦女團體，藉由舉辦各種活動來推動參與。在政府部門與民間部 門之間，是由具有「參與式民主」「公私合作」色彩所組成的行政院婦權會、各 縣市婦權會與婦權基金會，來進行公部門與私部門間對話，因此本章首先將介紹 行政院婦權會的緣起與發展、進一步探討性別主流化如何進入至行政院婦權會體 系，行政院婦權會又如何運用參與式民主概念將其展開，具有參與式民主的婦權 委員扮演什麼樣角色。
第四章 性別主流化的實施與執行：以行政院為觀察。本章主要說明政府部 門，尤其是行政院在性別主流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包括行政組織結構的建 立、行政首長的態度，文官體系的回應與態度。
第五章：建立政府與民間組織橋樑：婦權基金會、婦女團體與地方婦權會。
本章主要探討由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婦權基金會，在我國性別主流化推動過 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何開啟民間與政府對話的窗口，如何將民間組織的聲音回 應給政府部門，如何讓性別主流化在地深根，為本章所探討的重點。
第六章：性別主流化策略工具的實踐：以性別平等教育法與性別預算的實施 為例。本章節將分析我國推動性別主流化過程之具體個案，包括性別平等教育法 及性別預算工具的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法在 2004 年通過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法 不僅是台灣推動性別主流化的初步成果（游美惠，2005），也顯示出台灣長期以 來所追求的性別平等的目標是接軌國際社會的發展。第二個部份筆者將對於性別 預算的內涵與實施進行分析，進而探討近年來我國性別預算的實踐。
第七章：結論。本章主要分為三個部分，包括對於本論文的研究發現進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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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與說明，同時檢討與反思目前我國推動性別主流化所面臨的問題，並且對於以 後續提供相關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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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二章 理論與文獻回顧
第一節 性別與性別主流化理論
ㄧ、性別與國家關係
女性主義（feminism）從 1972 年以後開始受到討論。當時女性主義者藉由翻 譯及論述，傳播女性的自我覺醒與自我實踐。隨後 1980 年代女性主義者從傳統、
舊有的男性霸權知識理論中脫離，女性研究者試圖對有關女性的一切議題，重新 建構新知識、理論架構。其中性別（gender）理論，在女性主義運動中被逐漸發 展起來，成為女性主義運動中重要核心。
所謂「性別」指的是社會所造成的，後天學得的社會性角色，是由社會文化 形成的有關男女角色分工、社會期望和行為規範等綜合的體現，所以它是可變 的，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有不同的內涵（Oakley，1972）。性 別強調後天對先天影響，認為社會制度、法律、價值觀對女性的歧視，而造成女 性在政治、文化、經濟上的壓迫（Rubin，1990）。所以男女間的差異並不是男女 的生理特徵所形成的，而是社會文化中被建構來的，既然男女的差異是在社會文 化和習俗中所形成的，而社會文化和習俗事實上是可以改變的，那麼男女之間的 不平等，就可以透過改變社會文化、習俗、制度來加以消除的。誰可以去改變社 會文化習俗與制度，消除性別關係間的不平等呢？這個答案就是「國家」。
國家是能否達成性別平等與性別正義的重要角色，在性別關係上國家扮演二 種角色，他可以透過修改法律及制度來達到社會中性別平等的目的（例如修改法 律使女性有財產上繼承權）。他也可以透過制度維持男性主宰的社會結構
(Wably，1990:140-142)。因此，女性主義研究者也認為對性別的研究不應只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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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個人的或互動的層次，而應將社會結構、時代歷史因素及權力因素列入考 慮，才能對女性的生活經驗有較全面性的瞭解。是故，性別理論成為檢視國家包 括公共政策與法律規定是否男女真正平等的一種新方法。
不過女性主義也察覺國家在女性主義者抗議或大聲疾呼之下，可能制定某些 救濟式的福利措失來改善婦女的地位，不過這樣「倡議」模式顯得消極、被動、
零碎，並沒有辦法有效的改善性別間不平等現象。同時這種救濟式福利措施也強 化女性的弱勢地位，女性主義研究者認為性別的發展不應該僅是停留上言語上與 思想上的倡議，應該將概念轉變為具體的行動。並且在女性主義中「個人的就是 政治的」的看法之下，認為權力關係不僅僅限於法律、國家與經濟的「公領域」
世界裡，而是遍及所有的生活領域。因此，諸如孩童照護或家庭暴力等議題，也 被重新定義為政治問題，這也意味著政治是日常生活經驗的一部分，性別議題無 法與其社會經濟脈絡相互分離。
於是具有積極性與行動性的性別主流化概念於 1995 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 應運而生，各國女性主義者用具體的行動，將靜態的性別概念轉變為有行動性策 略，並且賦與國家改變性別不平等關係的積極角色。
二、 性別主流化內涵
性別主流化不僅是具有行動性的策略，更強調對結構層次的關注，將女性在發展 中面臨到的不平等、不利益的處境，放到一個更寬廣的「性別關係」議題架構中 來審視與行動，讓不同性別者都可以成為改變的行動者與受益者（陳惠馨，
2005a：3）。因此性別主流化不是僅討論婦女問題，而將男性置於事外，而是在 剖析問題與尋求解決時，需同時考量每個人的經驗與責任，經由共同參與政策決 定、規劃、評估各層級相關政策，是一種透過多元、多向、互動的過程來增長權 力（empower）與公民參與的策略與方法。例如，女性只是因為較不願意在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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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深夜工作（原因可能是家庭責任、交通困難或個人人身安全考量）就拿到比男 性少的薪水。這種歧視的概念通常被解釋為只需要雇主不阻止女性在夜晚工作
（直接歧視）或是對於女性原本就較無法勝任的工作不提供較高的酬勞（間接歧 視）。相反地，在主流化的概念中，建議政策的制定者必須為女性考慮到家庭、
公共運輸、以及公共治安/犯罪等因素（Beveridge and Noot、2002） 。性別主流 化概念也試圖在性別平等理論與在建立法律之間，尋找出可以共鳴或是合適的政 策，因此性別主流化策略也被視為是政策架構組合的運動。
然而在許多性別主流化在文獻中，大都經常引用 1997 年 2 月聯合國經社理 事會（ECOSOC）對於性別主流化所下的定義。但對大多數人來說，性別主流化 仍是一個模糊的概念，Beveridge 和 Noot（2002）認為主流化經常被描述成一種
「難以執行的虛無縹緲之概念」以及一種「在政策過程中需要採用中心人物性別 觀點才得以運作的異常苛求的概念」，這使得政府部門人員對於性別主流化的認 知十分模糊，也造成性別無法深入在各種政策、方案與立法當中，只是偶爾「議 題性」的出現在某些所謂婦女的公共政策上，更難以轉變為行動。由於主流化概 念的不清造成參與者的不安，有些人可能知道個大概，但沒人確切知道真正實行 時到底需要什麼。這也使得大多數性別主流化停留在哲學層次的討論，並且沒有 轉成具體行動。
由於性別主流化並不是去幫助婦女去迎合社會的現狀，他是一個涉及改變系 統和架構，以便能夠容納性別差異的觀點，他並沒有固定的結構或流程，每個國
由於性別主流化並不是去幫助婦女去迎合社會的現狀，他是一個涉及改變系 統和架構，以便能夠容納性別差異的觀點，他並沒有固定的結構或流程，每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