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與運動國族主義

運動與國族主義之間的關聯性探討已有很長一段歷史，相關研究也已整合出 一條穩定的脈絡；而運動與性別社會學之間也是長期以來受到關注的議題，以此 做為研究主題的也所在多有，但將三者融合起來進行探討其中關聯的議題卻沒有 受到重視，尤其是女性在其中的角色，在運動、國族主義這兩個議題交互作用之 下，女性依舊處於一個邊緣化的位置，女性不只在運動場域中受到忽視，在國族 主義的討論中，也比較少被視為重要的變因（Calhoun, 1993；Charles & Hintjens, 1998；Nagel, 1998；Walby, 1992），其中多半是以族群（ethnicity）而非性別（gender）

做為國族認同的基礎（Charles & Hintjens，1998），許多相關的國族主義探討往 往不是充滿了性別偏見（gender-bias）就是徹底的性別盲（gender-blind）（Calhoun, 1993；Nagel, 1998）。

儘管相關研究不多，在此尚可整理出國內外數篇近年來將運動、國族及性別 做為觀察主題的相關研究，以作為本研究發展的基礎。

壹、西方相關研究

第一個看到的是Hargreaves（1986），他認為，媒體是現今產製國族認同最 重要的機制，尤其是在1950年代以後，加入了電視媒體的報導，使得「媒體運動」

（media sport）越來越能夠提供民眾透過運動認同感知（identify）國族的機會。

其中，在運動與媒體的關係裡他提出，運動具有形塑男性認同的重要性，但 對於其在性別關係建構中扮演的角色卻不被關注，女性則有著完全不同的運動參 與方式及經驗，而媒體在其中則持續扮演著再製性別歧視的重要角色，他甚至寫 道：儘管有越來越多女性參與運動，但除了犯罪新聞報導之外，「運動大概依然 是媒體中最為男性宰制（male-dominated）的範圍」。

Michael Billig（1995）則是在他分析英國的國族建構時，強調出了其中男性

宰制的部分，他以「酒吧」做為案例，對英國人而言，酒吧長期以來被他們視為

「我們的習俗」（our institution）、「我們的傳統」（our old tradition），是一 個「我們遠離家園時的家」，但卻可以明顯看出酒吧的顧客高達八成都是男性，

所以他指出，酒吧就是一種男性氣概，這件事情長期被忽略，形成一種「部分被 再現為全體」的性別現象（Billig，1995）。

Billig也研究了英國的運動新聞，他發現這是一個以男人為對象的領域，被 刻寫在運動新聞版面的讀者幾乎都是男人，他認為，運動新聞從古至今就是一個 男性的地盤（masculine territory），女人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得以進入，而這些 男人所關心的事就好像定義了一個國家的榮耀所在（Billig，1995）。

整體而言，Billig的論述強調了許多被視為「集體」的記憶、場域、傳統，

都是由男性所主宰。運動的集體記憶、空間、傳統及儀式在國族主義的召喚下，

看起來像是由全體人民所共有，其實是將女性排除在外的。媒體的「運動再現」

再製了有關國家、地方和種族的老生常談，卻從來沒有提及其中的男性氣概

（O’Donnell，1994）。

Billig（1995）也觀察出，運動新聞經常鼓動讀者搖旗吶喊，在運動場中使 別化的論述，這樣的形象是被建立在男性決定（masculine determinants）和男人

的生活場域裡的。

McCree（2011）則針對千里達及托巴哥共和國（Trinidad and Tobago）國內 一名女拳擊手Giselle Salandy的猝逝相關新聞進行量化及質化的研究，提出了女 性在國族主義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再現的方式。他強調，該研究案例反駁了過往女 性被排除在國族主義之外的觀點，她的死亡帶來了另一種對運動英雄的敘事，一 種更深更廣的國族敘事（broader narrative of nation）。但於此同時，McCree也提 出，儘管女性運動員被放入了國族敘事的進程當中，她仍然被媒體以傳統具代表 性的性別形象（conventional gendered representational techniques）所囿，例如缺 乏做為拳擊手的合法性及缺乏做為女性的性感魅力，由此可看出，女性做為一個 國族意識的象徵，帶來了對國族想像的顛覆與衝擊，卻也仍然被困在身為一個女 性的束縛之中，無法跳脫。

有關於男性氣概與現代運動的連結，Mangan（2012）有著承襲自前述學者 的觀點，他認為運動不僅具有愉悅、閒暇和消遣的作用，19世紀的學校教育中，

教育者利用現代運動作為支持道德優勢（moral superity）結構的核心，國家也利 用運動來培養軍事化的男子氣概（militaristic masculinity），也因此激化了公學 校學生強調自我犧牲的英雄主義，鼓勵他們上戰場奮戰，在這樣的脈絡下，19 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歐洲社會，男性的身體化身成了布爾喬亞道德觀的象徵（icon of bourgeois morality）。因此，從歷史上來看，Mangan強調運動是黷武主義的機 制、帝國主義的手段和道德霸權的來源，當男性身體做為歐洲現代布爾喬亞道德 觀的圖像，並透過現代運動不斷的再製，其中隱含的歐洲中心主義及男性至上的 霸權論述也不斷的被再生產，性別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也成為運動場域中邊緣 化的議題（轉引自姜穎，2013）。

貳、本土相關研究

在國內的相關研究部分，首先是潘翠雯（2007）針對晚近台灣撞球運動的發 展與轉變進行的研究，由於女子撞球在台灣的話題性高，她在其中特別加入了性 別的元素。她的研究發現，媒體對於撞球運動的涉入，促使撞球的社會形象產生 很大的改變，而媒體所再現出來的女子撞球選手的形象除了再度深化社會對於女 性運動的刻版印象，也形塑了社會觀看女性撞球的方式，最後探討到政治的力 量，發現撞球能有效協助「國家認同」的建構。

其次是吳翊瑄（2011）以台灣女子足球員為研究對象，進行女子足球員自我 經驗及國族想像的田野研究，企圖詮釋運動文化的意義。她指出，「運動」一詞

在今日不再純粹具備單一性質，它同時連結族群、性別、媒體、商品資本與國家 認同等關係；而觀眾的涉入壯大運動場域景觀之際，國家排名與國族主義的聯結 也更為緊密，這導致人們對競賽數據、國際排名的依賴，名次的意義被國族主義 包覆。

另外還有王玉柱（2013）以曾雅妮為研究對象，以《蘋果日報》為研究場域，

以 Fairclough 的批判論述分析為研究方法，進行國族與性別之間的構聯，這也是 與本研究內容最為相關、能相呼應的文獻之一。她的研究發現，報導文本大量的 扣連台灣意象，利用他人的肯定建構出「曾雅妮神話」，並透過他者的形構凝聚 排他的共識。此外，大量的身體書寫與泛女性特質的隱喻，加強女性標籤化的實 踐，呈現出了有別於男性選手的國族論述內涵。

最後，姜穎（2013）透過歷史社會學的觀點切入，企圖建立一個在地／台灣 觀點的運動與國族主義的性別討論，成為一部貫穿台灣各個重要時代的女性運動 史。她也指出非西方、性別觀點的「運動與國族主義」討論長期處於學術場域的 邊緣位置，顯見性別議題在運動國族主義中的價值，卻一再的被忽略。她的研究 發現，台灣菁英女性運動員在台灣運動／體育及國族主義的發展歷史中扮演重要 角色，對於理解台灣運動／體育與國族主義的繼受而言至關緊要，但在這個過程 中，她們仍和多重邊緣的困境對抗、奮鬥，有時仍難免妥協。

由上述文獻可看出，女性在各個運動項目中，都已佔據了很重要的地位，甚 至因此揚名國際，成為展現國族意識的重要環節；但女性在運動場域中仍然處於 一個邊緣化的狀態，女性特質也不斷的被強調，無法脫離傳統社會對於女性的期 待，其中，媒體是造成此現象最重要的來源。以上述整理出來的研究做為論述基 礎，融入本研究來探究女性在反韓國族主義中的再現與影響，將運動、國族與性 別做一個不同面向的連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