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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句替意義單元命名，避免作者在置換字詞時產生偏差。不過 這個詮釋的過程也是要在閱讀完完整的訪談稿後，照著受訪者的 脈絡來詮釋每個意義單元。
4. 意義單元在分類到中心主題時，要依照訪談稿的整體脈絡來判 斷，不過有些意義單元具有兩個以上的意義，因此余振民
（1999）也表示作者可能會面臨一個意義單元分屬於兩個中心主 題，或是合併中心主題的狀況。
（二） 擬定中心主題：把各別受訪者的意義單元全部挑出後進行分類，再將 每一個類別依照內容整理成一個中心主題。
（三） 完成核心類別：如同意義單元到中心主體的過程，需要將所有受訪者 訪談內容所整理出來的中心主題挑出後進行分類，再濃縮成為核心類 別。也就是透過這個編碼、篩選過程，抓出所有受訪者共同論及的事 件意義和重點。
第二節、 資料蒐集過程
IPA致力的不僅是去描述一個現象，而是去檢視「認知（cognitions）」和
「情緒（emotions）」這兩個在主體經驗中最基本的描述（Smith, Jarman &
Osborn, 1999 ; Brocki & Wearden, 2006；轉引自De Visser & Smith, 2007），因此 以何種方式進行訪談及具備熟稔的提問技巧蒐集可用資料，便成為正確運用及 遵循IPA核心概念的一大挑戰。
參考De Visser與 Smith（2007）一篇以IPA方法探討酒品消費與男子氣概認 同關聯的研究，其文中使用了深度訪談及焦點團體兩種資料蒐集方法。
De Visser與 Smith解釋，正因為個人無法從社會中完全分離出來（參見Burkitt, 1991），著重在主體經驗上勢必也會揭示關於個人身後廣大社會脈絡的資訊，
這其中也包括共享的論域（shared discourses）。因此，使用IPA不僅是著重個人 的經驗和意義，一方面也能幫助研究者去識別和檢查社會論域（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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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rses），甚至IPA的批評分析取徑可以提供在特定社會脈絡中共享的論域
（discourses）的相關資訊（參見 Smith, 1996; Flowers, Hart, & Marriot,
1999）。不過De Visser與 Smith認為，若要檢視論域，最好還是援用焦點團體訪 談法來進行，因為焦點團體法不像深度訪談過於聚焦個人經驗。
因此，De Visser與 Smith（2007）在深度訪談的部分是以受訪者個人的角度 來揭示他是如何看待自己與這種意識型態的關係，又意識形態與他們喝酒的行 為如何產生關聯？焦點團體的部分，則是透過讓受訪者參考一些素材（例如知 名的出櫃藝人手拿香檳的雜誌圖片），透過他們之間對素材的想法與討論，證 明在受訪者身處的社會脈絡中，男子氣概認同和喝酒相關的意識形態是如何存 在。也就是以焦點團體的討論方式使得「喝酒」與「男子氣概認同」兩者之間 的關聯不光是單薄的「個人經驗」，而是一個群體中普遍共享的經驗與文化實 踐。不過，本研究討論的是對女性採行雷射除毛手術的私密經驗，若以焦點團 體方式進行，恐怕造成受訪者心中壓力，無法如實闡述個人感受，故不妥。
另，經上述國內外文獻與眾多媒體等大眾論述資料的佐證，已可證明「除毛」
與「女性陰柔氣質」之間的關聯絕非只是個人經驗，而是早已被視作理所當 然、幾乎全世界都共通的文化性別腳本。故，本研究選擇較為適用的深入訪談 法做為資料蒐集方式。
（一） 深入訪談法
女性經驗一向是女性主義者最為在乎的重點，而經驗的傳承、分享以致被 聆聽、理解，訪談將是這過程中舉足輕重的環節。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是一種會話及社會互動，進行深度訪談的目的為了解受訪對象對於 真實世界的看法、感受與態度，得到的答案越接近真實資訊越有參考價值。學 者Talor和Bogdan對深度訪談的定義為「研究者和資訊提供者重複的面對面接 觸，讓資訊提供者能以自己的話來表達他對生活、經驗和情境的感受」（轉引自 林淑馨，2010，頁 228）。本文的深度訪談主要採用半結構的訪談方式，幫助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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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雙方扣緊對話主題，但一開始會先以無結構式的訪談讓受訪者對開口描述自 身經驗這件事先行「熱身」，避免一開始就生硬地切入主題。
林淑馨（2010）認為，質性的深度訪談並不像量化研究具有標準化的程 序，也沒有特定的訪談規則（頁 229）。再者，深度訪談無法也無須達到如量化 研究般，擁有大量的受訪對象，但如同女性主義者一再強調的「個人的即是政 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透過聆聽不同女性個別的生命敘事與經驗，
我們能得到「不同的觀看、思考和存在的方式」（Personal Narratives Group, 1989；轉引自余貞誼，2011，頁 104）。因此受訪者的數量多寡對於本研究而言 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該如何去探問在當代的文化規範中，受訪者如何理解社 會規範與自我認同互動產生的結果，也就是說我應該去理解「她們的理解」。同 米爾斯（C. Wright Mills）所提倡的社會學想像，嘗試在歷史結構當中理解個人 經驗，「使發生在個人情境中的煩惱成為社會結構的公共議題」，研究者或他人 便可從受訪者的個人敘事與社會結構的交錯中，更加透徹地理解個人敘事的意 義（1995；轉引自余貞誼，2011，頁 104)。換句話說，本文將藉由各受訪者對 於腋毛存在的焦慮，進一步剖析性別規範當中的女體控制與女性主體能動性之 間的角力。這樣的經驗討論並非要去證實「除毛現象」在華人世界的存在與否 或是廣泛程度，而是試圖把隱而未顯的權力控制拱上檯面，並凸顯具女性主義 思想的女性在面對主流意識形態時產生的各種論述。一方面予以檢視自省，一 方面則開拓女性主義者生活策略的繽紛樣貌。
（二） 訪談對象選取
本文源起自研究者自身成長經驗，寫作過程中除了不斷與文獻對話，對自 己身份的質問似乎也不曾停歇。經過大學幾堂具批判觀點和性別意識的課程洗 禮後，一直以來對自己的體認都還算是一個具有性別意識的女性，但這個身份 認同於我而言始終曖昧。因為「女性主義者」的認同並非護身符，社會上對女 體形象刻板的規範仍舊如鬼魅一般纏身，使我無以逃脫。於是我化妝、我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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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鞋、我除毛，伴隨每一次對身體的「動手腳」，我都忍不住問自己一句「我是 否不算是個女性主義者？」。
一直以來，這樣的掙扎與矛盾是許多女性的共同困擾，且一直存在於女性 與社會外界互動或看待自己身體的時刻。譬如余貞誼（2011）的文章，就曾探 討進入到媒體業工作的女性主義者何以在敘說自己實踐女性主義的經驗時，對 於自己「彷彿不夠女性主義」這件事出現一致的歉意。Rubin、Nemeroff 與 Russo（2004）在一篇探究女性主義者對身體的覺知的文章中，也發現女性主義 者依舊在「對女性主義的信仰」以及「對美麗的事物和自己外貌的感覺」之間 頻頻產生衝突。也就是女性主義者如果感覺自己太過在乎外表，或順從社會主 流的美麗的意識形態，她們對此是感到羞愧的。Liz Frost（1999）指出，女人 的美麗在這個社會上是重要的，但對外貌過度的要求以及改造的過程和結果往 往卻讓這些女人遭受批評。最終，這些女人對自己追求外貌的行為感到羞恥與 矛盾，Frost 認為第二波女性主義就是加強這種負面價值的推手之一，因為第二 波女性主義將所有的美麗實踐都視作壓迫的手段（Frost, 1999；轉引自 Rubin et al., 2004）。
不過 Rubin 等人（2004）則認為，「女性主義者應該拒斥美麗(against feminism)」的想法並非是第二波女性主義的主張，而是有些強烈反對女性主義 的團體所捏造出來的假象。但不管如何，Rubin 等人研究中的女性主義受訪 者，即使對自己的身體感到羞恥和矛盾，她們依舊積極地尋求新的策略，試圖 在自己的信仰與美麗的身體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而參考 Rubin 等人研究，其 提出研究中的缺失就是受訪者中並沒有囊括到「非女性主義者」，因此無法知道 受訪者所提出的那些抵抗策略是否只有女性主義者才會採用。所以反過來，本 研究除了詢問一般做過雷射除毛手術的女性，也會訪問具女性主義思想且做過 除毛手術的女性，探究具女性主義思想的受訪者們是如何理解社會除毛的規 範，又是如何理解雷射除毛手術與自己的身體和身分認同的關係。希望藉由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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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敘說，了解她們如何把實踐性別腳本和身份認同兩者間看似矛盾的存在，
轉化為自我可以接受的邏輯。也希望能藉此進一步探討現代美體科技與當代女 性之間的關係是如何交織，在這世代中已普遍具有性別意識的年輕女性面對社 會規範與自我認同的角力又生產出哪些不同的共處策略。
本研究在正式開始訪談前，曾先做過一次前測，而後以訪談結果進行分 析，並檢視研究方法是否有需要變動或改進之處。鑒於本研究所使用的 IPA 研 究方法特別強調研究者應該作為一位詮釋者和翻譯者的角色（Smith、Flowers
& Osborn, 1997），因此越是貼近受訪者的內心世界，理解其思考的內在邏輯，
甚至越瞭解其個性，都有助於在翻譯的過程中更貼近受訪者的原意。故幾經思 量後，我改變原先想在 PTT 醫學美容版上徵求受訪者的計畫，改採立意抽樣
（Purposive Sampling），求取資訊的極大化，而非統計的推論性（見國家教育研 究院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4283/），並決定以身邊熟識或相處過的朋 友為主要的受訪對象，期望能增加分析的可信度。
約訪過程是我在臉書（Facebook）的個人頁面上徵求曾經或正在進行雷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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