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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防政策

二、 文獻回顧

2.2 我國國防政策

唐大衛[29]在研究我國智庫對國防政策的參與及影響時,指出我 國多數智庫將研究領域集中在政治與財經兩大議題,對國防政策相關 議題涉及較少。主要原因在於國防事務牽涉國家安全,國防政策的運 作模式外界較難窺知,且智庫本身專業能力亦不足,因此智庫從事國 防政策議題的研究成果極為有限。

李安景[30]在研究我國國防政策與兵力規劃時,指出國防政策的 兵力規劃研究是一門學科繁複、內容體系龐雜的學問。從國家安全戰 略概念、戰爭型態與方式、作戰構想與指導、軍事組織與武器裝備、

兵力設計與結構等不一而足。因此,其選擇從國防事務的政策面切入,

藉理念與實務的執行來進行研究,並認為在制定國防政策之兵力規劃 時應考慮:國軍因應之威脅、依據國軍軍事思想擬訂各類作戰想定與 任務需求、按照現有兵力態勢計算兵力需求。最後,針對各種方案進 行評估後,選擇最優之兵力規劃方案。

吳巨盟[31]從分析我國國防、外交、經濟及大陸等政策,來探討 我國國家安全政策,其中在國防政策分析上提供多項建議策略,包括:

建立明確國防戰略、追求局部優勢軍事戰略、軍事採購制度化、推動

兩岸信心建立措施、加強中共對我低強度侵犯預防、宣傳我方軍購之 合理需求、國防政策規劃應與亞太安全結合、全民國防、貫徹精兵政 策及加強對「軍事事務革命」研究等。

彭錦珍[32]在研究我國國防政策時,參照國家安全政策的戰略觀 點與國防政策比較途徑的分析架構,並以系統理論作為模型架構,探 討我國國防政策的形成與內容,並嘗試進行適用評估與困境分析,以 提供制定國防政策的參考。其研究結果認為我國國防政策應朝軍隊現 代化、國防民主化、國防法制化及科技自主化等方向發展。

蘇進強[33]在研究國防政策與國防預算時,認為國防政策的制定 必需考量空間與時間因素,即海島地形特性與防衛作戰需求,此外還 應考慮到國際局勢的變遷、戰爭型態的殊異,並不可忽略科技的進步 與預算執行的效益。千萬不可汲汲於預算數額的擴增,而以安全為名,

行浪費國家資源,損害國家發展與利益之實。

趙昌廷[34]在探討我國國防政策之嚇阻戰略時,先從國際政治層 面論述美中台三邊關係,然後從區域穩定層面及未來發展探討兩岸 和、戰問題。最後則從作戰層面考量中共犯台能力與我國支應「有效 嚇阻、防衛固守」的能力與建議戰略作為。

劉遠忠[35]在研究中共武力發展對我國之影響上,認為中共正朝 高科技條件下「首戰即決戰、速戰速決」的方向發展,我國必需在特 殊的周邊環境中,尋求更有利的生存契機,我國防政策上所採取的「有 效嚇阻、防衛固守」策略,無法採行如同以色列「先發制人」主動出 擊戰略,故須在先承受共軍首波攻擊的前提下,落實我們的國防建設,

同時尋求並加強友國軍事合作,以因應中共武器裝備現代化帶來的威 脅。其並主張,為適切因應中共國防軍事現代化過程對我國防安全之 衝擊與影響,我國有必要針對中共國家戰略的轉變及其對軍事戰略的 影響、軍力發展現況及未來可能發展做準確分析與預判,同時評估中 共軍力發展之優勢、弱點、風險與挑戰,並根據本研究所獲得之具體 結論,以為我國未來國防建設、建軍備戰時,適當分配及運用有限國 防資源之參考,以達成強化我國軍既有之相對優勢,降低中共對我威 脅、甚至嚇阻中共對我出兵之最終目標。

陳大元[36]在研究中共及我國軍事戰略時,認為 1991 年蘇聯解體 後,國際政治亦由兩極對抗體系轉向「一超多強」體系發展,但區域 衝突不減反增,再再顯示世界和平並未因冷戰結束而到來,各國都面 臨著不同程度的威脅。而中共在冷戰結束後,調整其軍事戰略思想,

擴充軍備實施「軍事現代化」,軍力大幅成長並不斷高喊不放棄武力解 決台灣問題,造成我國戰備上極大壓力;因此,我國必須認清「有力 量才能嚇阻戰爭」,「有實力才能實現和平」。目前當務之急是加強我方 的嚇阻「實力」,同時積極改善飛彈防禦這個「大罩門」。

徐孝湘[37]在研究我國 2001 年軍事戰略時指出, 戰爭是為達成 政治目的的一種最後手段,當一個國家為維護其國家利益,遭遇重大 障礙或其生存發展面臨嚴重威脅,而使用其他政治、經濟、心理諸般 手段不能達其目的時,便只有訴諸武力,而軍事戰略為「建立武力,

藉以創造與(或)運用有利之狀況,俾在爭取軍事目標時,能獲得最 大之成功公算與有利之效果」。而制定軍事戰略應考略之因素包括:國

家利益與國家目標、國際情勢、潛在威脅情勢、科技能力、國家資源、

地略形勢、戰爭型態等七項。而戰略的制定,則極具彈性,其產生並 無固定程序,而其內容亦無固定形式,各國或有不同,但其理則是一 致的。而要瞭解中華民國軍事戰略走向,就要從中華民國的主要威脅 談起,中華民國的威脅,依國防報告書,現階段危害中華民國國家生 存威脅,是中共武力侵犯的行動。故宜以研究中共的軍事戰略變更為 起點;較易看清全局。

李志堯[38]在研究軍事戰略與兵役制度的關係時,指出有國防建 設就有軍事戰略的制定,其是建軍備戰的指導,旨在規劃武裝部隊的 發展,以建立一支能打未來戰爭,有效捍衛國家安全的勁旅。然軍事 戰略的範疇,不只是籌獲武器裝備的問題,尚包括整建陸、海、空三 軍武裝部隊之事宜,而兵役制度的任務,即是供應建軍所需的各種兵 員,以支持軍事戰略的規劃。因此,基於國防安全情勢所制定的軍事 戰略,對兵役制度的選擇有直接影響。

張鑄勳[39]在研究中華民國軍事戰略時,認為應從敵情威脅和國 際局勢的分析,體認防衛作戰必須關注的外在因素,避免僅以軍事角 度思考作戰問題。並從軍事事務革命(Revolutionary Military Affair, RMA)的探討,前瞻未來可能的作戰型態,做為進一步規劃軍事戰略的 基礎,而這些範圍是研究軍事戰略首先要具備的宏觀思考。其研究結 果發現,「有效嚇阻、防衛固守」的戰略未必可行,反而混淆建軍方向;

「制空、制海、地面防衛」的指導甚難做到,違背「目標與重點」「集 中與節約」等戰爭原則。

蔡海璋[40]從決策科學角度進行軍事戰略研究,主要應用模糊多 準則方法建立一套決策模式,在決策過程中導入模糊方法,將存在於 專家意見之模糊性,透過語意轉換值之模糊數加以處理,方便評選者 進行觀察評分,使決策過程中之模糊訊息能更充分被解讀,俾利決策 者面臨軍事戰略各項兵力整建方案抉擇問題時,能有評估衡量的指標 及客觀明確的數值作為其選擇方案的參考,而並不是僅以決策者的主 觀意識或經驗來協助判斷,以改善決策之品質。

王佑五[41]在研究我國軍事戰略與國防計畫鏈結問題上,認為國 軍 自 六 十 四 年 起 實 施 設 計 計 劃 預 算 制 度 (Planning Programming Budgeting System, PPBS)已超過三十年,制度係以中程「國防計畫」

結合長程「軍事戰略」與近程「預算」成為一完整的管理體系。但是,

實際執行卻與理想存有某些落差。研究發現主要的斷裂點存在原因,

分別是功能未能發揮(國家安全戰略)、計畫結構功能未予彰顯與不敷 現況、資料回饋機制不足;影響實務執行無法有效轉換回饋戰略設計。

黃樸生[42]在研究中華民國軍事戰略規劃與執行機制上,針對與 我國關係最為密切的中共與美國進行探討,並檢討我國現行軍事戰略 規劃運作模式,為新版國防法、國防組織法通過後,並對我國建立制 定軍事戰略的組織體制與運作模式提供具體建議,使我國建軍有明確 之方向與目標,以最好的準備因應未來的挑戰。

周國樑[43]在研究中華民國軍事戰略的演變與兩岸互動關係中,

認為國家安全應以「威脅」考量為起點,有效運用武力和非武力方式,

達到國家安全目標;並藉由兩岸關係之演變作為分析、比較,成功的

驗證所列之假設事項:「當兩岸關係互動和緩時,我國軍事戰略演變,

趨向宣示防衛戰略;當兩岸關係互動緊張時,我國軍事戰略演變,趨 向宣示嚇阻戰略」。並在研究中發現兩岸關係的穩定與否,攸關我國的 生存與發展,「良性互動」才是攸關國家與國防安全的重要因素。對於

「有效嚇阻、防衛固守」的戰略思維,必須要能「凝聚全民共識」才 能發揮有效嚇阻之功能;並建議未來軍事戰略調整為「有限嚇阻、積 極防衛」之作為,積極推動「全民國防」理念,以因應中共不對稱作 戰的戰略思維。

蘇紫雲[44]在研究中共軍力的未來發展對我國戰略影響時,認為 相對於冷戰後時期的和平浪潮,中華民國依然遭受來自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強大軍事壓力,最著名的事例莫過於" 臺海飛彈危機 "。中共於 一九九六年時藉由包含導彈試射在內的一連串軍事演習企圖干擾臺灣 於是年三月舉行的總統大選。故將中共軍力以及未來戰爭的可能改變 視為臺灣防衛政策的兩大主要變數,並據此提供若干建議以來應付未 來的挑戰。

王文祥[45]在研究我國武器獲得政策影響因素時,認為由於我國

王文祥[45]在研究我國武器獲得政策影響因素時,認為由於我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