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引進量刑協商制度之疑慮

認罪協商制度源起於美國，在美國之運用與討論也最充實廣泛，

有論者整理出關於認罪協商制度之採用，在美國主要有下列幾點批 評：一、違反真實之發現。二、破壞刑事訴訟制度。三、違反公平正 義。四、無法科以被告適當的刑度。五、易導致檢察官濫權。六、無 法制定正確的刑事政策¹⁶⁹。對於上開批評，其實係引進認罪協商制度 之普遍疑慮。我國在 1999 年 8 月之全國司法改革會議，決議酌採認 罪協商求刑制度後，司法院刑事訴訟法研究修正委員會即本此決議，

草擬於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中增訂第七編之一協商程序，而立法程序

169 參閱洪堯讚，同前揭註 168，頁 137；類似在美國對於協商制度之批評，參閱陳運財，同註 24，頁 242。

始自 2002 年 6 月，經過立法院多個會期的努力，多次遭保留審議，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雖不得進行協 商，但有若干侵害國家法益之惡性重大案件，以高雄市議會議長朱安 雄賄選案為例，因被告所犯為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0 條之 1 第 1 項之罪，在 95 年 5 月 30 日修正前法定刑為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依法 可以量刑協商並予從輕量刑，明顯破壞人民對司法的信賴，牴觸人民 的法律感情。

三、違反真實發現，且可能造成被告不當獲利：

如刑法上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案件，有可能因檢察官或法官 欲以協商程序快速結案，而未積極追查為起訴效力所及之全部犯罪事 實，只就已發現之部分犯罪為量刑協商，如此一來，將造成重罪輕判，

使被告不當獲利，牴觸有罪當罰之原則。

四、有可能衍生司法人員之弊端：

採行協商程序，因被告可以認罪交換較低量刑為條件而與檢察官 協商，不肖檢察官可能利用此制度而與被告或辯護人勾結甚而收賄，

使被告所受之刑輕於所犯之罪，將對司法之公正、廉潔產生不利之影 響。

五、現行法已有緩起訴及簡易程序制度，無須增設量刑協商機制：

目前刑事訴訟法已有緩起訴及簡易程序制度，對於得宣告緩刑、

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及拘役或罰金之案件可以簡易程序終結；又被

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

檢察官參酌刑法第 57 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維護，認以緩起訴為適 當者，亦得為緩起訴之處分，故利用上開機制已足以處理簡易及輕微 案件，無須增設協商程序。

此外，學界也對現行法協商程序在我國要面對諸多之難題，提出

質疑，簡要略述如下¹⁷³： 一、憲法層次之疑慮：

一項刑事司法制度的建構，必須符合憲法的理念，不能只顧慮配 合刑事司法審判改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之目標，為避免造成 案件審理遲滯、堆積，追求「明案速判」，而把國家刑罰權實施之正 當性，當成可折讓的商品¹⁷⁴。

另協商程序的參與人為檢察官與被告及其代理人或辯護人，且係 於「審判外」進行協商，因此法律並不允許法院參與協商甚明，此種 將法官排除在協商程序之外，對於其不能參與之程序所得之結果只能 有限度審查以及原則上要受其拘束的審判方式，有牴觸法官保留原則 之疑慮。又協商判決犯罪事實之認定，依立法理由說明被告實際上所

173 參閱林鈺雄，「刑事訴訟法(各論篇)下冊」，頁 259-260，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 年 9 月，4 版3 刷；及林鈺雄，協商程序與審判及證據原則(上)，月旦法學教室，第 25 期，頁 77-85，2004 年11 月；及楊雲驊，協商程序與法官保留原則，月旦法學雜誌，第 119 期，頁 26-35，2005 年 4 月；及楊雲驊，同註73，頁 104-107；及吳巡龍，同註 3，頁 91-95。類似見解，參閱「認罪協 商制度之立法檢討」座談會，主持人何賴傑，報告人吳巡龍，與談人王梅英、吳東都、林鈺雄、

林輝煌、陳瑞仁、楊雲驊，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50 期，頁 91 以下，2003 年 9 月。

174 參閱劉秉鈞，同註 28，頁 53。

構成之犯罪事實應不能成為「協商」之對象，但實務上從法院同意協 商開始，該案件的進度就處於尚未調查證據完畢、形成心證的階段，

否則沒有同意的實益，則從「起訴門檻」到將來判決時「無可懷疑的 確信被告犯罪」的這一段差距，即靠非法官參與的庭外協商來形成及 補足。法院對起訴事實認定之主要任務，就「簡化」為藉由訊問被告、

審閱檢察官所附之卷證資料等方式，調查有無不得為協商判決之情 形。也就是由「積極、全面」的認定，變成「消極、局部」的審查，

如此自然有違「法官保留原則」。

此外，例如拘束法院認事用法、論罪科刑的基礎何在？法官獨立 性原則及權力分立原則是否受到侵蝕？其映射到刑事訴訟之審檢分 權的控訴原則，是否被檢察官的廣泛裁量所取代？又拘束人身自由之 刑事處罰，係屬憲法體系當中最高層級法律保留之憲法保留，協商程 序與此有無牴觸？再者，原則上排除審級救濟之規定，似亦忽略科刑 判決本身亦為干預基本權之公法行為及對其救濟之必要性，恐違憲法 訴訟權之核心保障。

二、具有憲法位階之刑事證據原則，亦受衝擊：

這些包括協商程序與無罪推定原則、罪疑唯輕原則、不自證己罪 原則及嚴格證明法則等現代證據法的幾個核心原則之關係？又若僅 以自白為科刑判決基礎，是否亦違反證據裁判原則？尤其在大法官會

議釋字第582 號解釋重申其憲法位階，並將自白補強法則列為其核心 內涵之後，不符補強證據要求程度之協商科刑判決，能否通過違憲審 查？此外，裁判基礎必須「出於」直接、言詞及公開三大審理原則被 概括排除，並可使用傳聞證據，及聽審與參與原則的犧牲，讓原來這 些原則所欲擔保的法治性與真實性，當然隨之減損。

再者，過度協商底下，不但當事人處分原則(當事人得以處分訴 訟標的)將取代刑事訴訟發現實體真實之基本目的，且協商以被告認 罪、自白為前提，這也令人疑惑我國刑事訴訟法，是應該朝向加重抑 或減輕自白份量的方向邁進？另外，協商案件未經審判階段證據調查 程序，法院逕依卷宗資料及訊問被告後判處罪刑，司法判決成為交 易、妥協的產物，與刑事訴訟發現真實的目標背道而馳。

三、對實體刑法基本原則，亦造成本質性之變化：

因法院未經審判，直接依協商結果宣判被告罪刑，重罪被告可能 只被輕輕處罰，未能使被告罪刑相當，有違刑事訴訟追求公平正義的 終極目標。此外，協商制度下，裁判並非法院直接、公開審理的結果，

而是協商的產物，其過程乃非公眾所能知悉，不僅違反公開審理原 則，也容易產生弊端。又法官之中立性、檢察官之客觀性與法定義務 等基礎構造之顛覆，及討價還價式之協商與報復性偵審(指對拒絕認 罪者或不接受協商條件者，從重求刑及量刑)的本領，可能取代傳統

刑法構成要件與犯罪階層的邏輯檢驗，這是最值得擔憂的衝擊。

不過支持引進量刑協商制度者，在理論基礎上也提出下列之觀

點，簡要說明如下¹⁷⁵：

一、人民訴訟權保障之落實：

憲法第 16 條關於人民訴訟基本權之保障，展現於刑事訴訟程序 上者，係人民希望能獲得有關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平衡點上最適當之 保障。因之，刑事訴訟程序之目的主要在於透過「正當法律程序」之 規範以達成發現真實之目的，並使國家在動用其具體刑罰權之目的上 取得其正當性。而整個協商程序即係發揮被告主動認罪而使國家透過 正當合法之程序規範，藉以迅速證明被告之犯罪事實及犯罪責任。故 在我國刑事案件負擔將大幅減輕之下，作為程序主體的人民其訴訟權 將更有保障。

此外，刑事訴訟之最終目的亦係針對侵害法益之反社會性較為嚴 重的不法犯罪事件，藉由確定國家具體刑罰權之有無存在及其範圍為 何之過程下，得以解決人民之紛爭，並維持社會秩序。而社會發展呈 現多變性，不法犯罪事件類型層出不窮，倘若所有案件均須依循通常 審判程序進入法院，將造成司法體系之崩潰，更加無法達成法之和平 性目的。是以有賴協商程序及其他疏減訟源制度之設計，就刑事案件

175 參閱余振華，同註 4，頁 63-67。

為層級化分類，俾維持法秩序及實現正義。

二、訴訟程序利益之經濟考量：

刑事訴訟程序係國家為了確定刑罰權所為之一連串整體性所形 成之活動，其為一種司法資源之總合，然司法資源有其一定之限度，

倘若任何不法犯罪案件均不分罪質輕重，亦不問其事實關係複雜與 否，均一律逕以通常審判程序進行，將會導致正常審判程序之破產，

反而有害於審判之公平。倘若被告能夠主動認罪，將能受到法院為一 迅速協商合意內之判決，且因無庸進行費時冗長之訴訟程序，對於檢 察官而言，亦能達成制裁被告且又能節省蒞庭時間之不必要程序上浪 費，可謂係訴訟當事人雙方均各蒙其利。

三、刑事政策之兼顧並蓄：

首先，從被告有權於刑事訴訟程序表達其自我決定意見之思考角 度來分析，刑事政策之基本理想在於，依據正當程序作出對每一個有 罪被告最適合之刑罰制裁。傳統之刑事審判程序中，往往僅係法院單 方面決定被告之刑度，欠缺當事人參與形成判決之權利。而協商程序 之增訂，係當事人得以表達其意見，參與判決之形成，得以兼顧被告、

首先，從被告有權於刑事訴訟程序表達其自我決定意見之思考角 度來分析，刑事政策之基本理想在於，依據正當程序作出對每一個有 罪被告最適合之刑罰制裁。傳統之刑事審判程序中，往往僅係法院單 方面決定被告之刑度，欠缺當事人參與形成判決之權利。而協商程序 之增訂，係當事人得以表達其意見，參與判決之形成，得以兼顧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