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案件類型適用上之爭議

第二節 關於案件類型適用上之爭議

第一項 重罪案件之協商禁止方面

此一原則，依立法理由之說明：「審酌我國國情、目前簡易判決 處刑、簡式審判程序之適用範圍等各種狀況」，故於第 455 條之 2 第 1 項限定協商之案件須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且須以被告所 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3 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為限。

對於立法理由之說明，王兆鵬教授補充認為，容許重罪協商，會 造成刑法規範及立法目的被減弱或被傷害；再者，協商程序對被告造 成的壓力極為可觀，就重罪案件，在接受與不接受之間，對推定無罪 之被告而言，此壓力實為過大，不宜容許當事人間就重罪協商¹⁸¹。惟 黃朝義教授則認為，倘協商程序會造成被告不當壓力或對法的安定性 與實體正義有影響，不論重罪或輕罪皆有相同的質疑，實無法為僅容 許輕罪協商找出堅強的說理。此或許可從平等原則找出依據，根據案 件的性質，而做出不同的處理，協商判決之所以禁止重罪，其理由在

180 本節爭議問題之分類，部分酌採林士欽先生之區分，參閱氏著，認罪協商之探究，司法新趨 勢，第26 期，頁 59-67，2006 年 8 月。

181 參閱王兆鵬，同註 3，頁 57。

於重罪並不適宜以簡易程序終結，簡易程序之前提在於輕微案件¹⁸²。 陳運財教授亦認為，必須正視容許協商無可避免的存在著侵害被告程 序權的保障，而使無辜者受罰的風險，也可能因恣意交易的結果，而 危及司法正義。因之，案件的輕重不是重點，關鍵在於制度性保障(例

如協商事項的限制、確保被告接受法律援助的機會以及法院的制衡審 查)的機制是否足夠，所以，立法者如果要明文採用協商制度，自有 義務同時設計制度性保障機制，以防止被告的權益可能遭受不當的侵 害以及正義被出賣的危險，如果制度性的保障充分，縱使沒有案件限 制，又有何妨¹⁸³。

以上三說對於重罪案件協商禁止之理由，從理論上敘述甚明，固 無疑義；惟經實際運作結果，與實務工作者之看法是否相同？有無重 新斟酌之空間或商榷之餘地？此亦為本文實證研究的重點之一，請詳 見本論文第四章第二節實證研究之結果與分析。

第二項 罪名之認定方面

第一款 是否為「重罪案件」應以起訴書所載？或依法院認定為準？

182 參閱黃朝義，同註 19，頁 593-594。

183 參閱陳運財，同註 24，頁 230-231。

對此問題，有論者認為，因本法第300 條規定，法院有變更起訴 法條之職權，解釋上，自當以法院認定之罪名為準，換言之，不受起 訴罪名之拘束。惟協商程序之發動權在檢察官，故縱然法院將以「重 罪」起訴之案件，告知變更為非重罪之罪名，檢察官如果不接受，本 即可不聲請進行協商程序，故不至於發生問題¹⁸⁴。並有論者補充說 明，依本法第 455 條之 4 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被告所犯之罪非同法第 455 條之 2 第 1 項所定得以聲請協商判決者，法院不得為協商判決。

故案件是否得為協商判決，既屬法院認定之權責，則是否屬本法第 455 條之 2 第 1 項所列重罪案件而不得為協商判決，自以法院認定者 為準，而非以起訴法條為準¹⁸⁵。惟亦有論者認為，案件是否為非本法 第455 條之 2 第 1 項所列之重罪，是就檢察官所提起之公訴，或聲請 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為判斷基準，法院原則上就案件為形式上之判 斷，如該犯罪事實之法定刑不符合刑事條件，也就不能為協商判決¹⁸⁶。

本文認為，後說之見解，並未詳述其認定之理由，且不符本法第 300 條規定，法院有變更起訴法條之職權及實務上對於案件是否得為

協商判決，係屬法院權責之認定，二者比較，自以前說採法院認定者 為準之見解為當。

184 參閱劉秉鈞，同註 28，頁 57。

185 參閱蔡清遊，同註 5，第 3 版；及林國賢、李春福合著，同註 45，頁 427-428。

186 參閱連佑銓，同註 16，頁 75。

第二款 罪名與罪數可否協商方面

多數論者認為，我國引進之協商程序是一種量刑協商，不包括罪 名與罪數的協商，應無疑義¹⁸⁷。可是在實際操作上，法院所為之協商 判決是否能嚴守此一分際，令人質疑，再者，實務上檢察官在聲請改 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前，是否可先對起訴事實為更正、擴張、減縮或 追加起訴、部分撤回起訴後，再進行協商？如此與罪名及罪數可否協 商，是否還有絕對之界線？不無爭議，以下茲就上開各項疑義分述如 後：

一、起訴事實之更正：

檢察官實行公訴時可否更正起訴書中犯罪事實之內容？有論者 指出，在實務上有時被告願意認罪接受量刑協商，但對於起訴書內容 之某部分事實甚為在意，認為不符合實情，希望檢察官能予以更正；

或對於某一部分犯罪事實，因為被告已坦承認罪，因而供出與起訴事 實略有出入之情節，更接近事實，公訴檢察官認為有必要加以更正；

此種關於起訴事實之更正，雖然有學者認為現行法並未設有「公訴之 變更」規定，故認為檢察官尚不得為公訴之變更¹⁸⁸。惟對於不影響被

187 參閱林國賢、李春福合著，同註 45，頁 428；及余振華，同註 4，頁 68；及蔡清遊，同註 5 第3 版。

188 參閱林俊益，「刑事訴訟法概論(下)」，頁 151，新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 年 2 月，5 版 1 刷。

告同一及基本事實同一之範圍內，大多數法官均會接受此種更正¹⁸⁹。 另有論者亦認為，原則上不得准許公訴檢察官隨意變更起訴事 實，必須在基本犯罪事實相同之範圍內，始得就起訴事實為部分之變 更(擴張、減縮)，例如起訴事實為持有刀械，變更為寄藏刀械；如與 起訴基本事實明顯不同者，則不得任意變更之，例如起訴殺人未遂，

於審判中變更為搶奪，應不准其變更。其並認為此之基本事實相同，

其概念不須與本法第300 條變更起訴法條限於事實同一之範圍內，作 相同之解釋。例如被告被訴在某地竊取某甲所有支票1 張，審判中某 甲證明該支票為其所遺失而非被竊，因竊盜與侵占遺失物並非同一犯 罪事實，故不得變更起訴法條，應判決被告竊盜無罪，再由檢察官另 行起訴被告侵占遺失物罪。惟如在協商程序，因被告實際取得該張支 票，其侵占遺失物之基本事實(即取得該支票之事實)與被訴竊盜之取 得該張支票事實相同，應得准許檢察官變更起訴事實為侵占遺失物，

而就侵占遺失物與被告達成合意，法院亦得就侵占遺失物罪為協商判 決¹⁹⁰。上開二見解均為實務界人士所提出，代表實務界之看法，依筆 者從事實務之經驗，確為目前實務之通說，只要在不影響被告同一及 基本事實同一之範圍內，本文亦贊同檢察官得就起訴事實為部分之變 更。

189 參閱王俊力，同註 7，頁 196-197。

190 參閱蔡清遊，同註 79，第 2 版。

但學界有提出疑慮者認為，在一般情形下，訴訟程序最為耗時耗 力者在對犯罪事實的調查上，如果不能就犯罪事實，僅能就量刑部分 協商，則協商程序目的在於「解決案件負荷」、「俾使法官有足夠之時 間及精神致力於重大繁雜案件之審理」的立法初衷似難以達成，因 此，在現實的考慮下，協商程序是否果真僅就「量刑」部分協議，而 完全可以不涉及「犯罪事實」的協商，令人懷疑；此外，法院對可能

「逾界」的協商案件能否為足夠的監督與審查，亦不得不注意。由於 協商是在審判外，排除法院參與的情況下作成，協商判決又不須經言 詞辯論程序，法院如何避免被「蒙在鼓裡」？為避免此一結果所需時 間、精力的耗費，會不會比一般審判程序更多？甚至，如果法院放棄

「把關」的任務，對起訴事實之真實不予詳查，逕依協商結果判決，

就算有「協商之合意顯有不當或顯失公平者」及「法院認定之事實顯 與協商合意之事實不符者」等違法情況，依本法第 455 條之 10 第 1 項規定，該判決也不得上訴，讓人不得不懷疑，協商程序究竟是單純 的「量刑協商」，還是根本就是「認罪協商」¹⁹¹？

上開質疑在實務運作上，確實有值得注意之處，應予重視。本文 對此部分亦將以實證研究方式作深入探討，請參見本論文第四章第二 節實證研究之結果與分析。

191 參閱楊雲驊，同註 73，頁 102。

二、起訴事實之擴張、減縮：

依本法第267 條規定，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一部起訴者，其效力及 於全部。因此法院在審判時，對於未經起訴之其餘事實，基於審判不 可分原則，亦應一併審判，此為犯罪事實之一部擴張；如檢察官起訴 之犯罪事實為裁判上一罪，經法院審理結果，認為一部不能證明犯罪 或行為不罰時，此部分判決時無須另為無罪之諭知，只須於理由說明 即可，此為犯罪事實之一部減縮。實務上對於裁判上一罪或包括一罪 的場合，檢察官在實行公訴時，得就「擴張犯罪事實」或「減縮犯罪 事實」本於法律之確信加以主張，由於此部分日後有「審判效力所及」

之問題，如能及時納入協商程序處理，自有助於雙方洽談協商條件時 一併考量，並收訴訟經濟之效果。

另該擴張之部分，如屬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依本法第 455 條之 4 第 1 項第 6 款規定，就起訴之部分，原本法院不得為協商

判決，但有論者認為既經檢察官主張擴張之後，應認為已無本法第 455 條之 4 第 1 項第 6 款之情形存在，如其法定刑仍屬於協商程序範 圍，自得進行協商¹⁹²。

本文贊同上開見解之結論，但理由延續前述本文第二章第五節第 一項第一款法定事項之事後審查之見解，認為該較重之裁判上一罪須

192 參閱王俊力，同註 7，頁 197。

仍屬得為協商判決之範圍，且經被告認罪，並得檢察官之同意時，而

仍屬得為協商判決之範圍，且經被告認罪，並得檢察官之同意時，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