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責任主體範圍之問題與劃定

從上開請求權基礎中我們可以知道，光是受害投資人主張侵權行為，只要能 夠符合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不論上至董事長下至經手財務業務文件的員工，甚 至連發行公司員工以外之人都能夠成為責任主體。不過從證交法的面向觀察，在 新增第20 條之 1 後到底是有意識地限制責任主體在明文之人身上，抑或是投資人 對於該等明文主體享有較有利的舉證責任，似乎不甚明確。從實務判決觀察，非 明文主體的請求權基礎亦是不清不楚。在判決論述會針對明文主體就財報不實的 構成要件進行檢討；但對於非明文主體，往往不會詳細論述該行為人之構成要件

88 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1695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金上字第 7 號民事判決、臺灣 高等法院101 年度金上字第 5 號民事判決參照。

89 陳聰富（2014），〈法人的意義、種類與能力〉，《月旦法學教室》，139 期，頁 48。

（如因果關係的探討常常付之闕如），多會在判決最後以刑事故意共同行為人，與

從美國法的啟示我們可以知道，在美國財報不實事件中若欲以Section10（b）、

Rule10b-5 提起民事求償訴訟，則原告只能對於財報不實的「製作人」進行主張，

且必須以該行為人對於不實之財報有故意或未必故意，過失則無從主張。此外，

對於投資人若想令次要行為人負起財報不實之責任，其請求更是困難重重。因此，

美國對於財報不實民事求償的核心應該是要找出「故意製作不實陳述之人」。 反觀臺灣對於財報不實製作人以外之人，仍會以侵權行為作為請求權基礎。

在主觀要件上更是不限於故意或未必故意，任何人牽涉財報不實事件，其過失行 為仍可能依民法184 條第 2 項被請求。在民國 95 年修法後則更是明文部分主體須 負無過失（在民國104 年以前董事長、總經理負無過失責任）、推定過失負責；非 明文主體則仍須依民法 184 條第 2 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論是修法前或修法後我 國財報不實可能與美國走出不一樣的路，我們除了要找出「故意製作不實陳述之 人」外，也想要找到「未盡責發現財報不實之人」。例如在公司的職員若是在應申 報的財務業務文件簽章但未發現有不實陳述，其仍須負推定過失的責任；會計師 對於簽證之文件未發現有詐欺或隱匿之事項，也須負過失之責任。對於過失也須 要負起財報不實責任，或許是受到我國民法侵權行為本即規範過失行為須負損害 賠償責任的影響，以及證交法第32 條在初級市場公開說明書不實，行為人有免責 要件作為立法參考。適用的結果造就了任何人都可能為財報不實負責，且不論其 對於財報不實之製作是否故意，只要有過失即須為不實財報負責。

這樣的見解是好是壞可能取決於價值判斷，不過對於我國財報不實事件打擊 規範過廣仍有幾點值得審慎思考。首先將初級市場規範套用在次級市場的合適性 可能有疑問，兩者不僅涉及的層面不同，連構成要件也不一樣⁹²，就這樣參考立法 的方式可能需要更多的說明。我國雖然有民法侵權行為為過失行為負損害賠償責 任撐腰，但財報不實事件到現今已然發展成一種特殊的事件，在因果關係的認定

92 如初級市場對於交易因果關係就無詐欺市場理論的適用，雖美國法上有詐欺進入市場理論但未 被廣泛接受，詳見劉連煜，前揭註14，頁 377。

上採取詐欺市場理論較為寬鬆，如果再搭配主觀要件不進行限縮，亦有可能造成

在規範競合底下即可能會造成構成要件的交互援用的情形，正如同第二款所 提，實務判決會以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但書將詐欺市場理論推定因果關係引入民 法侵權行為的判斷。詐欺市場為源於效率的資本市場假說，即在有效率的資本市 場中，對於影響股票漲跌的因素將可以即時完全反映在股票的價格上。而在此一 前提之下，行為人對財報之主要內容有虛偽隱匿的情形，投資人縱使沒有閱讀財 報，但因為其信賴市場提供價格乃是正確的財報所反映而生，藉此認定有交易因 果關係⁹⁵。就此觀點而言，既然詐欺市場理論在我國法未明文為證交法財報不實中 特殊因果關係，似乎不論投資人依據民法侵權行為或者是證交法財報不實都能在 法庭上主張詐欺市場理論。但若是詐欺市場理論如此有利投資人的推定，能夠無 限制地適用到民法侵權行為的主張，反而會侵蝕證交法在處理財報不實事件所設 下其他的構成要件。申言之，由證交法第20 條、20 條之 1 所構成的財報不實請求 權基礎，我們從文字上可以發現前者將行為人限縮於故意，後者則有責任主體的 限制，並設置了許多不同的責任型態、比例責任適用等，明顯與單純侵權行為故 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故意違背善良風俗或是違反保護他人法律等要件不同。

證交法的規定在主觀要件、責任主體限縮之下，對於因果關係的要求以詐欺市場 理論推定交易因果關係較為放寬。但在侵權行為中若得任意運用詐欺市場理論，

在主觀要件未有設限的情形下，可能會使過多人落入財報不實的民事賠償責任。

除了因果關係之外，行為人間的連帶與比例責任衝突也會因為規範競合，在 適用上產生問題。我們可以發現在證交法第20 條之 1 增訂後，對於各行為人的責 任並未規範連帶關係，但依我國民法第 272 條規定，連帶債務必須明示或是法律 有規定者為限，造成實務上若欲使所有行為人有連帶債務，又必須回歸民法第185 條共同侵權行為作為連帶請求的依據。在財報不實事件證交法與其他法律適用關 係不明的情形，最極端的狀況可能會產生原告依侵權行為主張所有責任主體不論

95 廖大穎（2017），〈詐欺市場理論〉，《月旦法學教室》，177 期，頁 27。

故意過失都應該依民法第185 條負起對外連帶賠償責任，而拒斥適用比例責任制⁹⁶。 顯然這又是證交法與民法間構成要件交互援用的案例，即一方面以證交法較有利 投資人之規範認定行為人之責任，最後民法又以共同侵權行為將所有人連帶。

尤有進者，證交法請求權基礎之行使依第21 條較其他侵權行為類行為短，如 待時效消滅後又能以證交法外之請求權基礎請求，除了享有較低程度的舉證利益 外，還能夠規避比例責任制之適用，如此運作下來，將使得行為人不適用證交法 請求權基礎改以其他請求權基礎請求的問題更加嚴重⁹⁷。

第二項 我國責任主體之劃定與請求權基礎之思考

就上開問題，財報不實事件在證交法與其他規範間的互動，確實須要統合性 地思考。在現行實務渾沌不明的情況下，以下為本文提出規範競合下責任主體的 認定與法條適用的建議。

第一款 我國財報不實並無主體之限制

就美國法對於財報不實的責任主體爭論，大多來自於適用Section10（b）以及 Rule 10b-5 的時候，究竟教唆與幫助犯、參與不實財報製作之人以及擁有最終決定 權以外之人是否應負起主要責任，即受害投資大眾能否向這些次要行為人請求損 害賠。但自從Stoneridge 案後明確拒絕實質參與測試法，以及 Janus 案後採取最終 決定權人方須對財報不實負責後，次要行為人的問題在美國即定調。從判決發展

96 實際上也有實務見解如此判斷，如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金字第 21 號判決「…另原告主張 被告梁喜紅、蕭永金、林傳健、吳清源、黃裕昌、陳慶田、李文祥、溫文進、氮晶公司等人分別 為揚華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為公司法第8 條第 1 項所定之負責人，有依第 23 條負注意義務，而 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有編製該公司財務報表，及審核該公司定期對外公告之半年度及年度財務 報告之義務，及確保其對外公告之財務報告並無虛偽隱匿之情事，原告依證券交易法第20 條之 1 第1 項第 1 款，主張渠等為公司負責人，並就上開不實財報有疏未盡注意義務負推定過失責任，

即屬可採…另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第 185 條第 1 項、民法第 28 條規定，請求被告梁喜紅、

蕭永金、林傳健、吳清源、黃裕昌、陳慶田、李文祥、溫文進、氮晶公司等人連帶賠償；則原告之 訴於被告揚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林家毅、詹世雄、黃采蘋、游惠屏、劉鈞浩、顏維德、林美惠、

梁喜紅、蕭永金、林傳健、吳清源、黃裕昌、陳慶田、李文祥、溫文進、氮晶科技有限公司、廖 振淵、張世杰應連帶給付如「附表1、附表 1 之 1、附表 2、附表 3、附表 3 之 1」所示之訴訟實施 權授與人如各該表所示求償金額欄之金額，共9 億 3,694 萬 0,167 元…」一方面認為部分董監事為 過失，最後卻依民法第185 條主張該等人與故意行為人對外連帶賠償。

97 陳威達，前揭註 91，頁 294。

的結果觀察，美國對於財報不實的責任主體僅希望限制在發行公司及公司內部對 財報具有最終決定權之人。因此，雖然Section10（b）以及 Rule 10b-5 隱含的私人 民事訴權對於「任何人」都可以請求，但在請求上似乎不是這麼的容易。

觀察我國財報不實案件的發展，或許我們可以認為大量財報不實案件於民國 90 年代爆發後，立法者才開始關注財報不實案件中何人應該負起責任的問題，並 且於民國95 年新增訂證交法第 20 條之 1，作較為完善的規範。實際上也正是因為

觀察我國財報不實案件的發展，或許我們可以認為大量財報不實案件於民國 90 年代爆發後，立法者才開始關注財報不實案件中何人應該負起責任的問題，並 且於民國95 年新增訂證交法第 20 條之 1，作較為完善的規範。實際上也正是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