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論 - 財報不實民事責任的分擔與承擔

為探尋我國財報不實民事事件各行為人對於損害賠償的責任分擔計算是否公平，以及行為後責任主體是否妥適承擔責任，本文從責任規範的探討與主體的劃定，到財報不實事件連帶債務的型態與和解計算，最後檢視實務上財報不實事件責任的分配，分析現行法制下的缺失以及可能的解套方法。

首先，由於我國財報不實事件面臨請求權基礎競合的問題，除了造成責任主體的不確定以外，法院判決對於請求權基礎的依據、構成要件的論述也都紊亂不清。就此，本文認為財報不實事件的請求權基礎，應優先適用證交法之相關規定，

並將財報不實事件之商事法原理原則適用限制在證交法的條文運用，如此一來能避免因果關係證明、時效以及連帶關係的適用困難。同時，以證交法第20 條之 1 作為明文主體的請求權基礎，並輔以第 20 條第 1、3 項作為非明文主體的依據，

建構並劃定責任主體範圍。若並非行為人但與上開為行為之主體有代表、僱傭關係而須負連帶責任時，則因為證交法無法針對各種代表、僱傭關係作規定，此時即適用證交法外相關連帶規範。

在責任分擔計算上，過往學說、實務對於各行為人間連帶責任型態言人人殊，

兩者間的交集即故意行為人對外負真正連帶債務、過失行為人以自己內部分擔額部分與故意行為人負不真正連帶債務、過失行為人彼此間無連帶關係。不過這樣的見解除了將財報不實事件的共同施行行為人僅因主觀狀態的不同，割裂成數個真正與不真正連帶關係外，在涉及和解清償等內部分擔額的計算上也會造成困難。

本文以為將比例責任制視為投資人對於過失行為人的請求額限制，實際上所有行為人仍為一真正連帶債務為較佳之方法。維持一個真正連帶債務的關係，各行為人彼此間的責任分擔數額得以確定，並得以此為基礎適用民法連帶債務中所有相關條文，且在其中一行為人和解、清償時，也能夠正確計算絕對效力的數額。至於財報不實事件的一人和解計算適用上，雖然以修法之方式改為「大於內部分擔額之和解發生絕對效力，小於內部分擔額之和解以內部分擔額發生絕對效力」較

為妥適，但目前現況似難期待直接修正民法。故在修法前，最佳方法應為謹守實務見解在一般連帶債務採行之計算方式，即對於已和解的債務人宜判斷其內部分擔額之大小，而非以和解金額作為剩餘請求額的扣除，並以和解金額之大小是否逾越內部分擔額作為發生絕對效力的界線。在比例責任制的評價上，法院應納入所有行為人的責任比例進行考量，並以總和100%為限制。此外，應修法將非明文主體適用比例責任制及將連帶責任明文於證交法第20 條之 1，以達公平分擔之目的。

最後，現行實務運作的情況使得發行公司承擔絕大部分的民事責任，而真正為財報不實的行為人反而毋庸負起損害賠償責任，除了造成發行公司、股東莫名承擔損失以外，也無法發揮嚇阻的目的。就此，在現行法制下可以達成的目標即要求發行公司行使求償權，就發行人自己應分擔額部分，對故意之負責人依委任關係、公司法第23 條第 1 項請求；對於應分擔額以外之部分則依民法第 281 條第 1 項行使求償權。就該求償權的行使，原則上得由股東會、少數股東等對現任、卸任董事提起；但若發行公司自行請求困難，投保中心亦得依投保法第10 條之 1，

對董事、監察人提起訴訟。就投保中心代替投資人和解的部分，為達到責任的承擔與合理的分配，若投保中心就大部分金額與發行公司和解，應要求發行公司提出求償計畫，包含向何人求償、訴訟或和解方式求償、求償期限等等，而非毫無限制地與發行公司和解。此外，和解內容部分，除了不得令和解行為人對外宣稱自己就財報不實事件無故意過失、違法行為以外，亦應針對證據掌握的高低，要求惡性程度不同的和解債務人沉默，或是在和解條款或對外宣示自己就財報不實事件是有故意過失、違法行為等，以達到公共問責的目的，並進而承擔起自己應負之責任。

參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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