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話語分析

一、批判話語分析的起源－批判語言學

批判話語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以下簡稱 CDA）是由 1970-1980 年 代的批判語言學（critical linguistic，以下簡稱 CL）延伸發展而來的（吳孟芬，

2008:8）。CDA 從文化研究範疇中建立基礎，以社會建構論作為假設，認為文本 中隱含著社會建構而成的意識形態（蔡欣怡、羅世宏，2007:10）。

CL 基於 Halliday 的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由 Fowler 作為代表的一群學者在 一九七○年代發展而來，媒介話語是其主要的關注點之一（錢毓芳，2010: 81）。

CL 相對於當時主流的語言學及社會語言學，是以較為複雜的文本－包括說的文 本及寫的文本皆可作為研究主體（Fairclough, 1992a: 26）。Halliday（1973:65）認 為語言之所以為語言是因為它在社會結構及組織行為上有所功能，因此應以一種 具有社會功能的觀點來看待語言。批判語言學者認為語言結構與社會結構有關，

語言行為（linguistic behavior）會影響非語言層面（包括人類的認知），他們也認 為語言使用者的社會經濟地位會影響他語言的使用（例如句子的構造，詞彙的選 擇等），意識形態會透過語言來中介（翁秀琪，1998:93）。Halliday 所發展的系統 語言學理論（systemetic linguistics），又稱功能語言學理論（functional linguistics）， 此派的語言學理論視語言有三種功能（Halliday, 1975; Fowler and Kress, 1979;

Fairclough, 1992）:

一、語言的認知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語言在此的功能可再現世界。

二、語言的人際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認為語言可導致社會關係和 社會認同，視文本為語言使用者（言者和寫者）從既存的語言系統中選擇不同的 語彙和文法來表達的一個場域。

三、語言的文本功能（textual function），指的是語言和外在社會結構之間的 關係，CDA 的學者將之引申為相互文本的分析（intertextual analysis），包含了文 本間分析與文本外在社會結構的分析（引自翁秀琪，1998:93）。

Wodak（2008）指出，語言對於批判話語分析而言，本身並不具有權力，是 有權力的人使語言具有權力，批判話語分析提供的正式批判理論在跨學科間的一 種分析方法，使我們得以瞭解語言如何建構以及轉換知識、組織社會機構與運作 權力的過程（Wodak, 2008: 299）。

CL 的目的在於對文本進行「批判的詮釋」：藉由分析語言結構和廣泛的社會 脈絡來揭示話語的社會意義（Fowler et al.1979:195-196; Fairclough, 1992:26-27，

引自吳孟芬，2008:11）。批判語言研究的「批判」，主要是將人們使用的語言、

權力和意識型態之連結加以揭露，以聚焦語言元素的方式來分析社會互動，顯現 出潛藏於它們背後的決定因素及效果。尤其是要提升對語言和權力的關注，特別 是語言如何使某些人被他人宰制，而權力關係最後將會形塑意識型態（Fairclough, 1989: 4-5）。

CL 的學理可追塑至法蘭克福學派或是哈伯馬斯的影響（Wess & Wodak, 2003:14），而 CL 帶有批判意識的對文本進行詮釋的精神也影響了爾後 CDA 的發 展。

而後又為何會衍生出 CDA 這個學門呢？這是由於學界開始對於話語

（discourse）的研究產生興趣，Phillips & Hardy 便提出關於話語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興起的幾個理由：

（一）向語言轉：首先最主要的趨勢就是近三十年來學界興起的「向語言轉

（linguistic turn）」學風，學界認為語言似乎更能反應真實（社會建構的 真實），向語言轉所要求的解釋性研究是多元的，作為一個研究者，學 界開始對社會如何以及為何會產生這些意義感到好奇，而話語分析就是 用來研究社會建構過程的方法之一，這也是為什麼話語分析逐漸受到重 視。

（二）新興及重新概念化的研究主題：社會的變遷使得許多新的研究主題 產生，讓話語分析變成是一個可利用的研究方法。

（三）批判研究的復興：學界開始利用批判的角度去研究社會現象。

（四）後官僚政治組織型態的發展：階層化概念的發展，導致話語也附著階 層化的權力。

（五）傳統方法及理論的限制：對應到上述第二點，話語分析可以解決傳統 研究方法及理論所無法觸及的範疇（Phillips & Hardy, 2002:11-17）。 除上述理由外，CL 這個學派本身也有一些值得批評的地方，對 CDA 有著極 大貢獻的 Fairclough 便提出了幾點針對 CL 的批評：首先，CL 太過強調將文本視 為產品，而忽略文本生產與詮釋的過程；此外 CL 太強調社會再製的話語效果，

而忽略了話語不但是社會鬥爭的場所，也是社會改變與文化改變的話語轉變，這 是個動態的過程；CL 在語言－意識形態的接合（interface）太過狹隘（Fairclough, 1992:28-29，引自吳孟芬，2008:8）。

至此，本研究簡略的爬梳了 CL 的學派根基與概念，接下來將介紹批判話語 分析的概念及其發展。

二、批判話語分析的概念

要瞭解批判話語分析，可以先從「話語（discourse）」的定義開始。Lupton

（1992）指出，話語可被定義為在社會結構中一組系統性的文本、訊息、會話或

對話（引自黃靖惠，2011）。話語是社會認知，是一種用以理解社會實踐的方式，

是在文本上用來再現社會實踐的資源（van Leeuwen, 2008: 6）。Terry Locke（2004）

在他的著作中整理 Pennycook 及 Paltrideg 對話語的定義：

（一）話語是一個抽象的名詞，是用來表示語言被社會實踐在較大的單位，

例如文法（paragraphs）、表達（utterances）、整體文本（whole texts）

或文類（genres）。

（二）話語是一個可數的名詞，用來表示一個不只是再現世界，更是用意義 去指意世界的組成與結構。

Fairclough 認為話語就像其他語言學家所認定的，是一種說的或寫的語言，

但他進一步將話語的意義延伸到所有型態的符號活動（Fairclough, 1995a:54）。

Fairclough 也提到，他之所以使用話語（discourse）而非語言（language）的理由 是因為，話語隱含談話（speaking）及寫作（writing）的互相交疊，及在意識形 態過程與鬥爭中權力關係的再製、協商（Fairclough, 1995b:94）。

藉由對話語的定義，可以發現話語與社會認知、社會結構及社會實踐有所關 聯，而其後 Fairclough、van Dijk、Wodak 等人將批判方法與話語的結合更促進了 今日我們所熟知的 CDA 的一大進展。

Fairclough 指出，話語就是社會性的建構，它包含社會主體、社會關係、知 識系統及信念，話語研究聚焦的重點在這些要素所建構的意識型態所產生的影 響。此外，話語研究不只要分析話語中的權力關係，更要揭露這些權力關係與權 力鬥爭是如何形塑及轉變社會的話語實踐（Fairclough, 1992:36）。

Fairclough（1992:12）將話語研究的取徑略分為二：批判的與非批判的。而 批判性話語研究的不同在於這個方法不只是描述論述的本身，除此之外更著重於 話語如何受到權力關係即意識型態所形塑，以及話語在社會認同、社會關係、知 識系統及信念等的結構性影響。

CDA 的起源可回溯到 van Dijk 在 1993 年的期刊：《Discourse and Society》與

Fairclough 在 1989 年的書：《Language and Power》的發行，但真正奠定 CDA 學術 研究的地位是由 Amsterdam 大學在 1991 年 1 月舉辦的一場研討會，聚集了當時 致力於 CDA 的學者，使他們彼此可以交換意見，之後還成立了 Erasmus 學會，定 期在英國舉行研討會，開始研究 CDA（吳孟芬，2008:11）。

CDA 這個方法根基於批判辯證跟現象解釋學兩者（Wess & Wodak, 2003:5），

而 CDA 的基礎是話語、意識形態跟權力（Wess & Wodak, 2003:11）。在此可以瞭 解到 CDA 是透過批判辯證的方式檢視隱藏在話語中的意識形態以及權力關係。

正因為有批判，才能揭示出話語權力的鬥爭，這跟以往純粹只進行文本上的研究 是很不一樣的。

van Dijk 認為 CDA 是一個話語研究，研究關於語言使用時所隱含的社會權力 濫用、宰制及不平等（van Dijk, 2008:85）。CDA 最深層的關照面在於社會上權力 的不平等。因此社會學及語言學之間的交互作用對 CDA 有很大的影響。社會學 跟語言學的研究方法若不相互結合，CDA 會無法適切的分析話語跟社會之間的複 雜交互作用（Wess & Wodak, 2003:7）。若 CDA 無法適切分析話語與社會之間的關 係，那它也就不能用以分析這些存在於社會中的話語權力了。

對 CDA 影響極深的有兩位學者，van Dijk 和 Fairclough，但兩者的取徑並不相 同。van Dijk 將話語分為文本、認知與社會文化三個向度，他致力於探究言語的 生產與理解，及如何受到意識形態的主導（倪炎元，2003: 69），van Dijk 以此概 念處理的是新聞的話語研究；而另一位學者，Norman Fairclough，是在 1980 年 代末開始他探究話語分析的旅程並出版若干著作。Fairclough 將他的分析架構分 為三個向度，分別為：文本（text）、話語實踐（discourse practice）與社會文化 實踐（sociocultural practice）。與 van Dijk 的認知心理學取徑不同的是，Fairclough 採取的是社會學的進路（倪炎元，2003: 73），由 Fairclough 的三個向度分析來看，

文本與社會文化實踐的扣連關鍵便在於話語實踐，而文本如何被產製與詮釋的關 鍵在於其所存在的社會文化本身，文本產製的話語實踐則型塑了該文本的表面結

構，文本詮釋的話語實踐決定了文本的表面結構如何被詮釋（Fairclough, 1995a:97，轉引自蔡欣怡、羅世宏，2007）。

本研究係採取 Fairclough 的模式進行研究，因此此處將多著墨於 Fairclough 所提出的學說。

影響 Fairclough 建構脈絡的重要理論來源有二：一個是 Halliday 的功能語言 學（Halliday,1985，彭宣維、趙秀鳳、張征譯，2000），另一個是受到 Bakhtin 所 謂「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理論所啟發的互文性（intertuality）理論（Fairclough, 1992）（引自倪炎元，2011: 87）。

Fairclough 對互文性理論感興趣，甚至發展出具體的應用方式。Fairclough 的 互文性分析總共提示了三個分析策略：首先是「話語再現」的分析（the analysis of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第二個分析策略是話語類型的文類分析（generic analysis of discourse types）；第三個分析策略是就文本中的話語加以分析（analysis of discourse in texts）這三個策略分別處理不同的部份（Fairclough, 1995: 94-102，

引自倪炎元，2011: 88-89）。

在 Fairclough 的分析架構中，互文性分析（intertextual analysis）是介於文本 與社會結構中介的話語實踐向度，這個向度所要處理的主要是文本如何被生產、

配置與消費的過程（倪炎元，2011: 88）。

Fairclough（2003）認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意指反覆和重新創造文

Fairclough（2003）認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意指反覆和重新創造文